拒绝西医的古城
沅陵又称辰州，位于湖南西北部的沅水中游，处于雪峰、武陵两大山脉向洞庭湖澧阳平原过度地段，境内山水重叠，地势险要，上可以扼守黔川，下可以障护湖湘，自古就有“辰安则楚安，楚安则天下安”之说，是名副其实的黔中门户，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从公元前202年（汉高祖五年）沅陵建县开始，这里就一直是历代郡、州、路、府、署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两千多年来，这里的人们世代以群山为伴，以溪水为邻，过着一种五万峰青山作营，三千里水路通天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活。不论城头大王旗如何变换，也难以改变这里人们传统的生活状态。他们封闭自守，对自己生存的家园看得比生命重要。这种传统的生存观念和文化理念，通过几千年的传承，早已融汇在他们的血液，浸透进他们的骨髓，很难为外人所改变。即便是先进的文化和科学技术，要渗透进入这块古老的土地，也时常倍感艰难，甚至付出血的代价。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一批批的外国传教士进入我国，到广大城市和农村传播西方社会的文化理念和生活方式。在传道受阻之后，教会及时总结经验和调整策略，采用施医散药的办法，改变国人对他们的敌视，接受他们的传经布道。
沅陵因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一直都是西方列强觊觎的宝地，早在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前，英国内地会、福音会的宗教组织就多次委派传教士到沅陵来传播《圣经》，但是都没有成功。1897年，宣道会的查平、布朗在常德赁屋传教，不久，金巴仑长老会与内地会又来加入工作。眼见常德对各项宣教事业敞开了门户，而沅陵依旧门户紧闭，这让传教士们很不甘心，于是英国基督教复初会再次派遣传教士前往沅陵传教，但是因为沅陵民众一直对洋人持厌恶与戒备心理，在全社会的监视之下，没有人愿意也不敢和洋人走的太近，大家既不接受传教，也不租借房子给传教士。找不到立足之处的英国传教士，在沅陵无法开展活动，只好悻悻离开。
1898年，宣道会派亚历山大到长沙，打开了长沙的基督教大门。为进一步打开沅陵大门，继而向贵州发展，1899年，英国传教士管耀卿在英国驻汉口领事馆的派遣下再度前往沅陵开展对湘西的宗教传播工作。
管耀卿为人性格谦和，到沅陵后，没有受到以往传教士遇到的那种强烈驱逐，得以在县城下南门府仓巷租借到一户李姓人家的房子。他将这间房子稍事打整，就作为福音堂开张了。
管耀卿在沅陵也是奉行的医学传教。他把福音堂一分为二，一半用于传道，一半用于施医散药。但是时间过去半年，管耀卿仅发展到两名教友入会。英国领事馆对他的工作不满意，认为他宣教不力，于是将其召回，另派胡绍祖和罗国俞两名懂得西医的传教士接替他在沅陵的传教工作，希望能象基督教会在中国其他地方那样，依靠施医散药的方法，迅速扭转沅陵传教的被动局面。
胡绍祖是第二次来到沅陵，对沅陵县城的情况算不得很陌生，他们到沅陵后，两人做了个分工，胡绍祖以传道为主，兼施医散药，罗国俞是医生，就以看病为主，兼宣讲教义。他们在府仓巷租下两间民房，一间作教堂，一间作诊所，通过施医散药，对入教人员免费看病治疗等办法，在病人中发展信徒。
但是这种在其他地方颇为有效的医学传教方法，在沅陵还是不大灵验，胡绍祖和罗国俞忙乎了大半年，也只发展到为数不多的人入教。究其原因，主要有三。
首先是在疾病治疗上，当地百姓更愿固守传统的方法。沅陵在近代以前，没有专门的医疗机构负责公众的卫生健康，医生都是以个体为单位独立分散执业，治病方式大致只有坐堂开店或上门施诊两种。而更多的病人治疗，不是依赖医生，而是寄希望于鬼神，人们在遭受病痛或其他生理问题，比如不能生育，缺乏子嗣的时候，更多的是举行仪式，通过巫师向鬼神求助，绝少请医生诊治服药的。间或也用其他一些广为流传的办法。比如在患上疟疾时，病人通常是既不看郎中，也不请巫师，认为此病是遇上“摆子鬼”所致，医生药石是治不好的，只有想办法躲开摆子鬼，不让它纠缠在身上就好了。所以境内之民，染上症疾后寻医求药的少，四处躲藏的多。躲的方法通常是用稻草扎个小人藏在怀里然后去往有菩萨的庙宇，到了庙门口，把草人摔出，自己则快步藏身于菩萨之后。摆子鬼怕菩萨，见了菩萨，自然要吃一惊，病人就趁此机会摆脱了它的纠缠，躲到菩萨后面去了。有菩萨挡着，摆子鬼难再上身，等一阵，病人仍不出去，摆子鬼莫可奈何，只好寄身到稻草人身上去。也有的人染了疟疾，就拼命地喝酒吃狗肉，认为吃狗肉可以避邪，吃了狗肉，就能把摆子鬼从体内驱赶逃离。再如小儿患上夜哭症，家长通常也不请郎中医治，只是贴黄榜于市，在榜书上写上“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哭郎，行人念上一百遍，一觉睡到大天亮”等诗句。认为只要有一百以上的行人照榜念过，小儿的夜哭症就会不治而愈。也有多病养不好的小孩，会被认为是命里缺少五行。于是孩子的父母就会请“仙娘”或算命先生查看孩子是缺少金、木、水、火、土五行中的哪一行，然后根据缺什么补什么的方法进行寄拜，如缺水，就寄拜给水井，缺木就寄拜给古树。寄拜程序是先用红纸做一双婴儿的鞋子，再用红纸写一张有孩子姓名、年龄的生辰八字帖，鞋子和帖子一起帖在井台、古树等寄拜物上，认为这样就可补足孩子五行所缺，使之易养成人。即或有的病人请了医生，也要同时酬请鬼神随医同来。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即使一些医道高明的医生，也从来不敢以医技示人，在为病人处方抓药前，都要先行画符念咒一通，方可被病人以及病人家属所接受，才敢放心的接受和服用医生开出的药物。据《清史稿》记载，乾隆年间，沅陵有一个医术很高的医生，名叫舒荣，极善治疗各种疑难杂症，但是因为他把高超的医疗技术总是隐藏在画符念咒的后面，所以他的医技不是被称为医术而是异术。乾隆末年，贝子福康安宣勇和琳到湘西督师征苗，舒荣被招募到军中担任军医，就用画符念咒的“异术”救活伤兵一千多人。
其次是在医治理念上，存在着很大的文化差异。外国传教士在沅陵施医散药时，也时常把他们的人体器官标本展览给当地百姓，本意是要藉此向人们讲解人体各部位器官功能和疾病成因，却被误解为是洋人要在沅陵挖取人的五脏六腑到外国去卖钱。坊间更是传言，有孤儿弃婴被洋人们骗去开膛破肚，盗走心肝脏器。
第三，经济和政治的双重压迫，在沅陵人心中产生出一种强烈的排洋情绪。清代光绪后期，全国各地时有教案发生，而每次教案发生后，又都是以政府向洋人赔款结案，政府的赔款，最终又都必然是转嫁给民众，成为一项很重的负担。以湖南为例，自《辛丑和约》签订后，湖南每年都要摊派十四万两的庚子赔款给洋人，1900年，摊派数额增加到十七万五千两，当年衡州发生教案，又被逼赔款三十八万六千两。此两项支出，占去湖南当年全部财政收入的近一半，导致湖南财政支出捉襟见肘，穷于应付。1901年，清廷下令各省再次增加庚子赔款数额，湖南每年摊派的赔银总数提高到十七万两。政府拿不出这么多钱，只有加大向民众的摊派。巡抚俞廉三向朝廷建议：“伏查湖南近年出款，以赔恤衡州教案为最巨，现新增赔款为数最多，且须常年摊派，势不得不取之民间。”取之民间的办法，一是加税，对中药材销售加收三成的赋税，另外，对田地、房屋契约税率，也相应提高；二是增费，对全省绅民每口加抽户四文户口捐，也就是加收人头费；三是涨价，对由政府垄断经营的人民生活必需品食盐，每市斤涨价四文。清廷采纳了俞廉三的这些建议，沅陵民众也因此无不深受其害，故而对外国传教士的敌视和仇恨也是愈为加深。
因为医疗技术落后，遇到大的瘟疫流行，沅陵常常死人无数，景状凄惨。民国版《沅陵县志》记载，清顺治五年，沅陵发生大疫，死人极多，无可救治。道光元年，郡守林岚染上传染疾病，医治无效，死于衙署，同时又有多名政府工作人员因此受到传染死亡。二十九年夏天，沅陵再次发生严重疫情，由于上年歉收，疫情发生后，百姓饥饿与疫情并存，死的人更是多不可数，有的村寨，整村百姓因饥疫而死，导致死去的人找不到人安葬。光绪十七年九月，县城附近的白田堡爆发瘟疫，其中向家村三十余户人家，共染疫死亡三十多人，有的人家满门死绝，无一幸存。二十二年，乐坪乡团鼓岩发生重大疫情，不少乡民绝户而亡，以致田荒麦熟，无人耕收。尽管这样，当外国传教士想凭借施医散药进行传教，还是遭到当地百姓的坚决抵制，使西医技术迟迟进入不了沅陵。传教士在沅陵不论是施医散药，还是传播《圣经》，都感到步履维艰，力不从心。由此，沅陵曾一度被他们称为是拒绝西方文明和西医科学进入的封闭古城。
瘟疫引发国际冲突
就在各大教会为势力进入不了沅陵而大伤脑筋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重大瘟疫，在沅陵爆发了。这场瘟疫，虽然直接导致两名传教士在沅陵被群殴毙命，引发成严重的国际冲突，但是却为教会势力进入沅陵提供了机会，最终使得西医得以随着传教士的涌入而植根沅陵。
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农历六月，沅陵气温比往年都要炎热。就是在这个酷暑季节，一场瘟疫，似风非风，悄无声息地从县城杏浒冲升起，以极快的速度，在城乡蔓延开来。
对这种疫病，郎中们束手无策，巫师的符箓咒语也失去了灵验。染上疾病的人，基本上可以说是无药可救，三两日必死。
更为可怕的是，瘟疫传播速度非常快，不到半月，城内各处都有人染病死亡。不但一时控制不了，而且开始由县城向周边乡镇蔓延，每天死亡的人数在不断上升。
一时间，沅陵人心恐慌。关于疾病来源的各种猜测也纷然而起。在各种猜测中，比较趋于一直的是怀疑瘟疫与外国传教士有关。因为他们在沅陵传教多日，没有什么人相信他们的耶稣，也没有人去他们的诊所看病就诊，他们为报复和逼迫大家去信教和看病，于是就在水中投毒害人。在怀疑胡绍祖和罗国俞的同时，大家对到沅陵办理邮政事务的广东人薛恒也是相当怀疑。因为薛恒貌似洋人，刚来沅陵不久，住在上南门龙合顺客栈，每天早晨都要跑步锻炼，到校场坪、烟园等地呼吸新鲜空气。当地人不知道他每天早起跑步是为锻炼身体，于是怀疑他和洋人是同党。百姓结队到县衙报案，请求知县万兆莘为民做主，把两个传教士和薛恒抓起来问罪。
万知县当时卸任在即，不想淌这淌涉及洋人的浑水，就以没有切实根据为由，对民众的诉求不予受理。百姓告官无门，只好自我防范。他们在一些有影响力的绅士的安排下，一面监视洋人以及和洋人关系密切的人士，防止他们继续向水中投毒，一面将县城内外的水井围上木栅栏，并雇人巡守，不许闲杂人员靠近。住在河边，靠河水生活的人，担心有人在近岸水中投毒，每次下河挑水，都要划木船到河中央取水。为防止有人跟着投毒，水桶上还要加上盖子或要家人跟在身后，才敢把水挑回家饮用。
虽然如此防范，瘟疫仍在不断蔓延扩大。到七月中旬，城乡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一千好几百人。恐怖的气氛越来越重。南岸乡村靠近驿路，村民担心外人在水井中下毒，组织护村队守住各个路口，对过往的异乡人进行搜身盘查，一旦发现路人身上带有疑似毒药的物品，不问三七二十一，当即就会乱棒打死。可怜先后有近十名路人，只因身上被搜出带有藿香丸、六一散等防暑药品，就被冤为投毒之人而遭杖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