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档案
姓名：爱新觉罗·颙琰
属相：龙（1760年）
年号：嘉庆
在位：1796~1820年
享年：61岁（1760~1820年）
庙号：仁宗
谥号：受天兴运敷化绥猷崇文经武孝恭勤俭端敏英哲睿皇帝
陵寝：昌陵（清西陵）
配偶：15人，皇后喜塔腊氏
子女：5子、9女
继位人：旻宁（道光）
帝王小传
嘉庆帝（1760～1820年），全名爱新觉罗·颙琰，原名为永琰，乾隆帝十五子，生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乾隆五十四年封嘉亲王，六十年九月册立为皇太子，以第二年为嘉庆元年。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初一日，在太和殿举行乾隆禅位、嘉庆登极大典。嘉庆是清朝第七位皇帝、入关后的第五位皇帝，登极时36岁。乾隆皇帝归政之后，以太上皇名义训政。当时有两个年号：宫内皇历仍用“乾隆”年号，各省改用“嘉庆”年号。
嘉庆四年，乾隆帝去世，嘉庆帝才开始亲政。嘉庆帝是守成皇帝。他恪守祖制，为维护清朝统治，镇压了两次农民起义；为了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他坚决赶走入侵澳门的英国兵船。他像先王那样注意治河，赈济灾民，继续以往的闭关自守政策。他有挽救颓风大志，不事奢华，严惩贪污，崇奖清廉，他告诫大臣不要因循怠玩。然而，清朝的颓势已成，腐败的吏治依然故我，财政状况没有得到改善。总结他的一生，可以概括为：谨勤守成竭尽心力，狂澜既倒无可奈何！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七月，嘉庆帝病逝于避暑山庄，享年61岁。
青史语录
“迨躬莅万几，锄奸登善。削平逋寇，捕治海盗，力握要枢，崇俭勤事，辟地移民，皆为治之大原也。”
——《清史稿·仁宗本纪》
皇上与太上皇的权利之争
乾隆遗诏及功过评述
自评功过
从嘉庆三年（1798年）开始，太上皇身体每况愈下，史书上记载他“心体焦劳，因勤政导致积劳成疾”，身体稍好一些，又“训政不倦，召见臣工如往常一样”。到了嘉庆四年（1799年），在太上皇身边的臣仆都很清楚：太上皇要驾崩升天了。正月初一，新年第一天总算还没有什么事情。次日晨，乾隆还盼望着捷报从前方传来，并写下了生平最后一首诗：
三年师旅开，实数不应猜。
邪教轻由误，官军剿复该。
领兵数观望，残赤不胜裁。
执讯速获丑，都同逆首来。
当天晚上，乾隆病危，正月初三的凌晨离开了人世。
乾隆帝临终面谕“万年以后，当以称‘宗’为是”，嘉庆帝据此为太上皇上庙号，称为“高宗”。
乾隆病逝的这天，他的遗诏在全国范围内发布，对自己的一生作了评价。
乾隆帝的遗诏应该说还是有一定的合理成份，至少在乾隆五十年（1785年）以前，国内局势还是比较平和的，从二征廓尔喀来说，也可以说乾隆对自己的评价还算公允。在乾隆朝前中期，确实整个清朝达到了极盛，国库丰殷，民富国强。但到了乾隆晚年，则形势便大有变化了，奸相和珅以受乾隆宠幸为契机，手握大权，一手遮天，专权乱政，吏治极为腐败，贪官污吏横行，鱼肉乡里，民多“蹙额兴叹”。乾隆写的最后一首诗《望捷诗》以及遗诏都对白莲教起义进行了总结和评述，但与实际情况多有出入。其实并不是他认为的已经擒获了“起事首逆紧要各犯”的那样，实际情况是镇压围剿工作已进行长达3年的时间，耗费了7000多万两军饷，但还没有明显的效果，且起义有星火燎原、正逐渐向各省蔓延之势。由此不难看出，乾隆在遗诏中对自己的评价有公允的一面，也有讳过扬功的一面。
嘉庆四年（1799年）九月，创造整个清朝乃至整个古代史的“全盛之势”的乾隆帝，葬于河北遵化马兰峪裕陵。
乾隆七年（1742年）他便开始为自己营造陵墓，最初打算他死后和父亲雍正安葬在一个地方，选定河北易县西永宁山下的西陵作为墓址，并已选好了穴位。后来，为使东、西两陵“香火并续”同时延续下去，又改选了东陵。建陵时，当时清王朝国库丰殷，国力强盛，财富积累颇多，所以整个工程耗银多达200余万两。其中地宫规模极为浩大，耗费了巨大的财力、物力和人力，仅用在汉白玉雕刻上就达8万个工。裕陵地宫是九券四门无梁柱的拱券式石结构建筑，四大金刚、五方佛、五欲供雕刻于券顶和四壁之上。内壁上刻有3万多字的梵文和番文经咒。地宫有四道石门，共八扇门，每扇门上各雕刻着四大天王座像。乾隆的主要墓室是地宫最后的部分，正中宝床上停放他的金棺，东侧为两位皇后（孝贤皇后和嘉庆帝的母亲孝仪皇后）的灵棺，3位皇贵妃的棺木位居两侧。
退而不让的太上皇
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嘉庆即位后，乾隆帝宣布退位为太上皇帝。虽然退了位，但是他仍用“朕”为自称，谕旨称为“敕旨”。按照道理来讲，“太上皇”是不应该过多干预政事的，但是乾隆帝规定，“寻常事件”由嘉庆自行处理，一旦有军国要事和涉及到官员任免的事宜，则仍由他亲自指导，甚至是亲自进行处理，凡是新授府道以上官员，叩谢完皇上之后，还要前往太上皇那里磕头谢恩。此外，乾隆每天还对嘉庆进行“训谕”。《朝鲜正宗实录》就记载，乾隆曾对宠臣和珅说：“朕虽然归政，大事还是我办。”和珅拟写政令奏请嘉庆批复，嘉庆也说：“惟皇爷处分，朕何敢与焉。”由此可见，乾隆虽然号称归政于嘉庆，实则仍然掌握大权，嘉庆当时不过是个牵线木偶。
本来嘉庆即位改元后，全国上下、紫禁城内外，都应该统一使用嘉庆纪元，可宫廷中还是用乾隆年号。嘉庆帝即位后，钱币应该改铸“嘉庆通宝”。可乾隆龙驭上殡之前的那几年，乾隆、嘉庆两个年号的通宝各铸一半，同时流通。
据相关史料记载，退位后的乾隆帝，本应住在宁寿宫，把养心殿腾出来给新皇帝住，但他拒绝从象征着国家最高权力的养心殿中迁出，把嘉庆赶到毓庆宫去住，赐名“继德堂”。
每逢早朝，太上皇乾隆经常仍然端坐于御座之上接受百官朝贺，皇帝嘉庆则在一旁陪侍。朝鲜有使臣朝见大清皇帝，根据目击记述道：（嘉庆）侍坐太上皇，上喜则亦喜，笑则亦笑……（赐宴时，嘉庆）侍坐上皇之侧，只视上皇之动静，而一不转瞩。赵尔巽编写的《清史稿·仁宗本纪》也记载：“（嘉庆）初逢训政，恭谨无违。”
乾隆虽然禅位，但仍把持大权，并且权利欲极重。嘉庆即位后，为了表示对儿子的祝贺和信任，乾隆本来打算召嘉庆的老师——时任广东巡抚的朱珪回京任大学士。朱珪为官素有清誉，当年在朝中就经常与恃宠弄权的和珅发生冲突。和珅认为朱珪一旦回京，将对自己构成极大的威胁。因此，他想方设法获得了嘉庆为朱珪而作的尚未写完的贺诗，拿给乾隆，声称嘉庆正迫不及待地培植自己的势力。乾隆深以为然，大为恼火，当即很不高兴地问身旁的军机大臣董诰如何处理。幸亏董诰是忠正之人，当即表示：嘉庆帝作的诗无非是向老师表示祝贺。身为学生，向即将得到升迁的老师表示祝贺，这是学生的本分，并无不当。乾隆这才不予追究，但也搁置了对朱珪的升迁。可见，乾隆皇帝对于身边臣子的信任已然超过嘉庆皇帝，嘉庆帝的一言一行都在太上皇的控制之内。
乾隆皇帝即位之初发誓不敢与康熙在位年数相同，在当时倒也是诚心诚意。但随着逐渐成为乾坤独断的一代帝王，长期说一不二的乾隆已经迷恋上了掌权的感觉，舍不得放手了。因此，此时的乾隆实际是“退而不休”，坚持“发挥余热”，希望在有生之年继续风光无限地把朝政把握在自己的手中。
其实，乾隆对于自己的长寿早有预感，因此在选择接班人的时候也以对他言听计从为标准。乾隆之所以如此谨慎，也是吸取了历史的教训。
话说嘉庆
嘉庆帝琰系清朝的第七代君主、入关后的第五位皇帝，在他执政二十五年（1796～1820年）期间，正值拿破仑活跃于法国的政治舞台，带领士兵征战驰骋欧洲战场。但是他非但无法与西半球的拿破仑相比，即使与清朝前期的几位很有作为的皇帝相较，也相去甚远。他所处的时代盛极而衰，道德败坏，纲纪废弃，内乱蜂起，各级官吏只知敷衍塞责，诸般政事，因循守旧，懒惰懈怠，带兵的大臣与将领更是厚颜无耻，营私舞弊，中饱私囊。
这样，兵不可以战，民不聊生，腐败不堪的清朝犹如黄河决堤，一发不可收拾，险象环生。
嘉庆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开始执政，其艰难可想而知，时代维艰，他很难在政治方面有大的作为。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十月初六，嘉庆出生。按照清朝的祖宗之法，嘉庆皇帝一生下来就应分府居住，但他却有幸一直在深宫中成长，并且能够陪同在乾隆左右。嘉庆元年（1796年），乾隆帝禅位，在传位诏书中称：“皇太子仁孝端醇，克肩重器，宗佑有托，朕用嘉焉。”从琰的前后表现看，他也的确是嗣皇帝的最佳人选。清朝政府历来都十分注重对皇子的教育和培养，史称嘉庆帝自六龄就傅，拜兵部侍郎奉宽为师，年十三，通五经，学今体诗于侍郎谢墉，学古文、古体诗于侍讲学士朱珪。嘉庆帝无疑是在严格的宫廷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另一方面，清王朝一代一代的皇子贵胄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聪明才智和社会阅历的缺乏极大限制了他们，致使他们的知识结构极不完善，过于褊狭，嘉庆帝连蝗虫都不认识，便是一例：嘉庆九年（1804年）六月，嘉庆帝初秋时候去太庙祭祖，斋戒三日。当时风闻北京附近蝗虫飞集。嘉庆帝即下令直隶总督颜检查明此事，并核实具奏。
颜检却敷衍塞责，谎称已经全部扑灭蝗虫，居然大胆妄称蝗虫不吃庄稼，唯食青草。此时，嘉庆帝早已过不惑之年，然而他不知道蝗虫的模样，以什么为食。官吏企图蒙混过关，孰料老天有眼，一只蝗虫竟然飞进斋宫，堂而皇之地停留在御案上，惊动了正在批阅奏章的嘉庆帝。他没有见过蝗虫，只能命人捉住，召集军机大臣们辨认。几位军机大臣经过一番推敲辨认，一致认定确实是蝗虫。随即太监又在宫内连抓十余只。嘉庆帝认为是上天恩赐，才使自己有幸一睹蝗虫，十分感叹，赋《见蝗叹》诗一首，并将捕捉的蝗虫与诗稿一并送交直隶总督颜检，严令其立即招集人员捕灭蝗虫。
其实嘉庆并不乏聪明才智，也很勤政，而且他从未像乾隆帝那样畋游无度，更不曾声势浩大劳师糜费地南巡。他曾经偶尔回忆起和父亲一起到南方巡游，不免对江南美好风光流露出留恋之情，苏州籍大臣吴熊光马上上书极力劝谏：“苏州惟虎丘称名胜，实一坟堆之大者!城中河道逼仄，粪船拥挤，何足言风景？”对吴熊光这番“坟堆”“粪船”之言，满朝文武都噤若寒蝉，可是嘉庆帝却不以为忤，虚怀纳谏，此后也再未起南游之念。
当年的朝鲜使臣对嘉庆帝的印象是：“沉默持重，喜怒不形”“引接不倦，虚己听受”，还说他“状貌则肉多骨少，而颇有和气。政令则凭之传说，虽未可详知，然大抵以勤俭见称”。确实是这样，嘉庆帝停止了对行宫的修葺工作，禁在内城演戏，提倡节俭，当了二十五年的皇帝，只举行过十次秋狝大典。
嘉庆九年（1804年），江南大吏奏请在江南各书院颁发《御制诗文集》，嘉庆帝以“朕之政治即文章，何必以文字炫长耶”为由拒绝，可见他政治上并不是没有主见。更为难得的是，他非常清醒地认识到其父贬下褒上的秕政和自己亲政之后“因循怠玩”的官场恶习的极大危害性，曾表示要厉行节俭，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他深知最大的弊端在于官吏不思进取“因循怠玩”。嘉庆十八年（1813年），京师发生禁门之变，嘉庆帝痛心疾首，痛定思痛，对川楚白莲教起义、滑县天理教的反乱以及禁门之变这种危及社稷的肘腋之乱的大事进行了深刻反省。嘉庆帝对“因循怠玩”的这种官场恶习深恶痛绝，并多次指出其危害性，告诫群臣。他更深知“因循怠玩”导致政府行政能力低下。鉴于这种局面，嘉庆决定发动一场整饬吏治的运动，奈何他彻底变革的决心不够坚定，驾驭群臣的手腕不够娴熟，反而求全责备有胆有识敢于变革的大臣，这样使得大臣的优点无从发挥，更坐失了彻底整顿吏治的良机。翰林院编修洪亮吉曾上书军机王大臣，针贬时弊，如果能够顺应形势，加以引导，未尝不可以对贪官污吏进行一定程度的肃清，但嘉庆帝反而认为其书有讥讽之言，反以“洪亮吉平日耽酒狂纵，放荡礼法之外”相责难。嘉庆帝自从乾隆帝手中接过皇位，便有一种很深危机感，也意欲改变现状，但又不能摆脱“朕缵承统绪，夙夜勿报遑，以皇考之心为心，以皇考之政为政”的既定国策的限制，无法大胆变革彻底整顿，加上内乱纷扰，终日惶恐不安，在秕政与改革之间犹豫不决，欲进不能，欲罢不忍，让改革的机会一次又一次从手边逝去，颇为遗憾。
诛杀和珅
除和珅
乾隆去世，嘉庆亲政。他立即动手铲除和珅集团。
乾隆晚年，和珅窃取了很大的权力，越发肆无忌惮。他的党羽吴省兰、李潢、李光云等都为部院侍郎、卿等；身居要职，把持枢廷，拥有决策权力。他可以擅自撤换军机处记名人员。嘉庆二年（1797年），首席军机大臣阿桂病死，和珅接替此职，更加嚣张。他“乘高宗昏耄，颇有挟太上皇以号令皇帝之势”。和珅甚至擅自修改成章，并用印文传示各部院衙门及各直省督抚，即使给皇帝的奏折，也必须另缮写一份，封送军机处以便自己览阅。军机大臣王杰、董诰虽受乾隆器重，但因不肯趋炎附势巴结和珅，受到排挤。嘉庆三年（1798年），董诰回到京城，和珅“遏不上闻”，致使乾隆多次责问“董诰何时来”，直至乾隆一次偶然出宫，见董诰跪于道旁，才明白这位军机大臣早已回京。和珅一手遮天，竟至于此。他甚至敢以腿疾为借口，骑马直进皇宫左门，过正大光明殿，“乘坐大椅轿抬入大门，肩舆出入神武门”。乾隆所批谕旨，和珅可以“因字迹不甚识，将折尾裁下，另拟进呈”。和珅位尊名赫得意忘形，全然不顾君臣尊卑之别。当然，和珅也非常清楚，乾隆已经年迈昏聩，能否与新皇帝搞好关系，直接关系到他的命运。乾隆六十年（1795年）九月初二，当他得知皇帝要立琰为太子时，抢先给琰“先递如意，漏泄机密”，以讨好新主子。
但他还是不太放心嘉庆，力阻嘉庆提升安插亲信。传位大典举行过后，乾隆本打算调琰的老师、两广总督朱珪入阁。琰作诗向老师祝贺，却被和珅知道事情经过，他密告乾隆：
“嗣皇帝欲市恩他师傅”。乾隆于是放弃了征召朱珪的想法。和珅还把心腹吴省兰安插在嘉庆身边，“与之录诗草，觇其动静”，实际上是监视嘉庆的一举一动。三年（1798年）春，嘉庆颁谕将于冬季举行大阅之典，和珅竟力劝乾隆降勅,“现在川东教匪虽将次剿除完竣，但健锐营、火器营官兵尚未撤回，本年大阅着停止”，公然违背天子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