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英国商船“防御号”来到广州，这是清朝开放海禁之后英国对华贸易的开始。英国后来又在广州设立了商馆，英对华贸易额逐步上升，到18世纪末，英对华贸易值分别占欧美国家输入、输出值的90%和70%左右。清政府有限的对外开放，远远满足不了西方列强的要求。到了乾隆年间，清政府的对外政策又有重大变化。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鉴于西方商人来华贸易出现的违法行为，也出于国内政治安定的需要，清政府明令取消其他几个口岸，只许在广州一口通商。为限制外商，又强化了广州的公行制度。公行行商实际上是双方的全权代表，一方面是受官方任命，向外商征收租课，另一方面又受外商委托，办理纳税事宜。公行制度极大限制了外商在华贸易活动。地方官对外商来华贸易，也多持消极态度。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十二月，两广总督李侍尧就向乾隆皇帝上奏“防夷五事”，主要内容就是禁止外商在华过冬、役使华人、雇华人传递信息及对外商、外商船停泊处严加管束稽查等。
为确保英商在华利益及顺利进行商品输出、资源掠夺等活动，英国决定派一个正式的外交使团，与清政府进行官方交涉。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英国组成了一个以富有外交经验的马戛尔尼勋爵为首的访华使团。使团除设有正副使之外，还有包括秘书、翻译、医生和精通天文、化学的航海技术的专家及武装卫兵等在内的几百人随行。
九月二十六日，使团从朴次茅斯港出发，经英吉利海峡朝中国方向航行而来。清政府知道英使访华的消息后，以为他们是为乾隆皇帝祝寿而来，下令各地方官做好接待工作。
马戛尔尼使团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五月十五日到达澳门，六月十八日抵达天津的大沽，长芦盐政徵瑞前往大沽迎接，直隶总督梁肯堂在天津宴请了使团。使团在天津逗留数日，由徵瑞陪同前往北京。七月二十九日，使团主要成员赴热河承德避暑山庄谒见乾隆皇帝。临行前，双方就觐见乾隆皇帝的礼节问题进行了较为激烈的争论。清方代表徵瑞提出马戛尔尼见皇帝时要行跪拜礼，而马戛尔尼执意不肯。争执未果，双方不欢而散。使团到达承德之后，继续商议礼节问题，最后双方商妥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即马戛尔尼以见英王之礼觐见乾隆皇帝，以单膝下跪，但免去了吻皇帝手的礼节。
八月初十清晨，乾隆帝在王公大臣的陪同下，在避暑山庄的万树园接见了马戛尔尼及副使斯当东等人。马戛尔尼以一膝屈拜，然后将所带礼品及英王书信进呈给乾隆帝，乾隆帝接受礼品及马戛尔尼的问候之后，设宴招待使团主要成员。会见之后，乾隆帝责成和珅等人陪同使团成员在避暑山庄游览观光。八月十三日，使团成员参加了为乾隆帝举行的盛大生日庆典。
真实意图
乾隆帝在承德庆祝完生日后，清政府认为英使团来华任务已经完成，便让他们准备回国事宜。马戛尔尼见此，便在回到北京的不久，立刻向清政府正式提出了英方的要求，主要有以下几项：
第一，准许英国派员居住在北京，照管本国的商务；第二，同意英商到宁波、舟山及天津进行商贸活动；第三，英国商人应仿俄罗斯例，在京师设立一商馆，作为贮存、发卖货物之用；第四，在舟山附近择一小海岛处，作为英商留居、收贮货物之地；第五，在广东省城附近拨出一小地方，让英商居住，并同意英商自由出入澳门经商；第六，要求货物由广东至澳门在内河行走时，不上税或少上税。
对英方提出的种种要求，清政府官员向乾隆皇帝作了汇报。乾隆皇帝考虑再三，决定亲自给英国女王写一封回信。
乾隆皇帝对英方提出的要求，丝毫不妥协和让步，以严厉的措辞，有理有据地加以驳回，而对于身负重任的马戛尔尼来说，此次中国之行他是希望而来，失望而回。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九月初三，英国使团离开北京。此前，马戛尔尼曾向清政府提出再逗留二日，企图再做一次说服清政府的努力，但乾隆皇帝限令使团务于三日离京。使团只好乘船沿运河南下，十二月到达广州，尔后便乘船回国，于转年八月返抵伦敦。
马戛尔尼使团没有完成英国政府交给他们的使命，英国欲从清帝国获得外交和商贸特权的目的自然没有达到。但通过中国之行的所见所闻，经过与清政府上层人物的接触，对当时清帝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山川河流、风土人情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斯当东在回英国后在《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一书中写道：“特使及全体随员在将近两年的期内为国家完成了一项新奇而微妙的使命”。他们所接触到和观察到的在头脑中所留下的印象是“前所未有和不可磨灭的”。马戛尔尼说：“清帝国好比是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它之所以在过去150多年中没有沉没，仅仅是由于有幸运的、能干而警觉的军官们的支撑，而它胜过其邻船的地方只在于它的体积和外表。”使团回国后对清帝国的全面介绍，使英国政府看到了清王朝已经处于不堪一击的状态中，这正是英国向中国展开攻势的大好时机。
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英国再一次派遣以阿美士德为首的使团来中国，出使的目的同当年马戛尔尼出使的目的一样。使团于六月到达天津，清政府派工部尚书苏楞额、长芦盐政广惠接待使团。双方又在觐见嘉庆皇帝的礼节问题上发生激烈争执。嘉庆皇帝态度坚决，英使必须行三跪九叩之礼。阿美士德以各种借口拒绝觐见，嘉庆皇帝一怒之下，令英使团立刻回国。
英使两次来华，均未达到预期目的，清政府以坚决的态度、果断的行动回击了英帝国打开中国闭关自守大门的企图。虽然在这个回击中反映了清帝国固步自封，但同时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为扞卫和维护国家的独立，清政府的回绝也体现着正义和尊严，使英帝国侵略扩张的企图成为泡影。但他们的侵略本性不会改变，道光二十年（1840年），英国悍然对清帝国发动了鸦片战争，终于以武力入侵的方式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盛世修文
乾隆帝积极笼络汉族知识分子。乾隆元年就模仿康熙举行了一次博学鸿词科考试，南巡时更利用机会接见汉族知识分子。乾隆巡幸12次，途中召试士子，试以一诗一赋，一论一策。进入高等的，授予进士、举人，马上任为中书；若是生员，就赏给举人，准予会试。
乾隆帝汉文水平很高，能诗善画，精于骑射。清朝皇帝中对文化事业的重视和功绩当以他为最。在他统治期间，各种官修书籍达100余种，完成了顺治朝开始编撰的《明史》
和康熙下令开始编写的《大清一统志》，他又令臣下编成《续文献通考》、《皇朝文献通考》、《大清会典》。除了这些历史、制度方面的着作外，其他类别的着作，着名的有文字音韵《清文鉴》、文学《唐宋诗醇》、地理《大清一统志》、农家《授时统考》、医学《医宗金鉴》、天文历法《历象考成后编》等重要文献。
乾隆在图书编纂方面的最大成就是亲自倡导并编成了大型文献丛书《四库全书》，收经史子集书3000多种，保存了大量古典文献。由于乾隆帝对文化事业的热心，汉学从乾隆朝愈益兴盛，至嘉庆朝，形成了着名的“乾嘉学派”。
乾隆六年（1741年），乾隆帝亲自下令搜集古今图书。他说：“从古右文之治，务访遗编。目今内府藏书已称大备，但近世以来，着作日繁。如元、明诸贤以及国朝儒学研究六经阐明性理，潜心正学，醇粹无疵者，当不乏人，虽业在名山，而未登天府。着直省督抚学政留心采访，不拘刻本抄本，随时进呈，以广石渠天禄之备。”（《清高宗实录》卷134）从这份谕旨来看，搜集图书的范围限于元、明、清三朝图书，目的是充实皇家藏书。各省督抚学政仅把这个任务当作一般事务来办，因此没有什么收效，乾隆也没有过问落实情况，这次搜集古今图书与编纂《四库全书》关系不大。
30多年后，乾隆再次下令各省督抚学政搜集古今图书，则与编纂《四库全书》有直接关系了。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正月，为丰富宫廷藏书，乾隆颁发了一道征书诏令，访求天下遗书。但开始进行得并不顺利，各地官员敷衍塞责，征书诏令如同泥牛入海，10个月后收集到的藏书寥寥无几，令乾隆非常恼火。恰在这时，安徽学政朱筠上书提了四条征书的建议，最重要的一条是借征书的机会辑校宫廷所藏的《永乐大典》。《永乐大典》是明朝永乐年间编修的一部丛书，在《四库全书》之前是规模最大的一部。
乾隆不仅采纳了朱筠的意见，更推进了一步，认为《永乐大典》的体例、规模不尽如人意，应该在辑校《永乐大典》的基础上，汇集宫廷藏书和民间藏书，编成一部卷帙浩繁、超越前人的丛书。于是，征书变成了修书，编修《四库全书》的计划由此产生了。
乾隆再次下严令后，征书活动进入了高潮。至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八月，共征书不下万种，尤以文化发达的江浙等省为多。
江浙地区文化发达，藏书丰富，乾隆把该地区作为采访书籍的重点。他对江浙一带的藏书情况很熟悉，一些官僚富商的藏书楼都叫得出名字。他举例说，江浙地区藏书最多的人家，有昆山徐氏的传是楼，常熟钱氏的述古堂，嘉兴项氏的天籁阁、朱氏的曝书亭，杭州赵氏的小山堂，宁波范氏的天一阁，“皆其着名者”。乾隆说，他不仅知道这些藏书大家的书房名字，还清楚他们的藏书目录。除此而外，他对江浙书籍贩卖商人也了如指掌，认为这些人对采访书籍用处颇大。如山塘地方有一姓金的书贩，“乃专门世业于古书存佚原委，颇能谙悉”。“又湖州向多贾客书船，平时在各处州县兑卖书籍，与藏书家往来最熟。”
（《清高宗实录》）乾隆要求江浙地方官，可以向这些书商了解本地藏书情况，采取借抄的办法搜书，抄完书还给被借之人，一定会收到大批图书。乾隆又一次声明，即使发现书中有忌讳字样，绝不加罪于藏书人。若确有“诞妄”字句，不应保存者，不过将该书烧毁，转告藏书人不得再收藏而已。若由督抚转呈政府，则不予过问。乾隆要求两江总督高晋、浙江巡抚三宝和江苏巡抚萨载务必切实负责，把这件事办好。
乾隆采取行政命令的办法，确实大见成效，自确定以半年为期之后，各省督抚闻风而动。两淮盐政李质颍从商人马裕处借出图书195种，将书目先送往北京，然后把部分图书送苏州书局校勘，部分送往扬州抄录。浙江士绅鲍士恭向巡抚三宝表示，愿将家藏图书共1900多种献给政府。浙江全省报告共采访书目有两千七八百种，江苏省也有1000多种，“并有称藏书家愿将所有旧书呈献”。这种情况表明，各省督抚为了完成乾隆所规定的任务，采取了强制的行政手段，不是向藏书家借出书来抄，而是干脆命令他们向官府献书。乾隆只好亲自出面干预，凡各地方所献之书，“俟校办完竣日，仍行给还原献人家”。他要求各省地方官，使用官印加盖于采访图书封面，并注明藏书人姓名和负责送书的官员名，书送到北京后，再盖上翰林院印，记录存档，以后返回各省，由督抚负责还给原主。
各地进献的书籍堆积如山，整理和编辑的工程非常浩大，为此专门成立了《四库全书》
馆，总揽《四库全书》的编修。
乾隆指令，凡个人进书100种以上，选择其中精本送他本人亲自阅览点评题咏。然后，由四库馆优先抄录，即将原书发还，“俾收藏之人益增荣幸”。献书最多的是浙江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和江苏马裕四人。他们各献书500至700多种，合计就有2000多种。乾隆下令由政府奖给鲍、范、汪、马四人各《古今图书集成》一部，“以为好古之勤”。献书100种以上者，江苏有周厚堉、蒋曾蓥，浙江有吴王墀、孙仰曾、汪汝瑮，朝中大臣有黄登贤、纪昀、励守谦、汪如藻等人，各赏给刚刊印的《佩文韵府》一部。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八月，各省运送到北京的图书已超过了上万种，四库馆里的工作开始大规模铺开。《四库全书》馆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二月开馆，有总纂官、总裁官、校勘官、监造官等共360名，囊括了众多着名的专家学者，如经学家戴震、文学家桐城派散文代表人物姚鼐、史学家邵晋涵、文字学家王念孙等，都是清代学术史上的大家，总纂官纪昀也是一代通儒，其他状元、榜眼、探花还有多名，学术阵容强大。
四库馆臣的职责主要是鉴别书籍优劣，既有政治上的鉴别，就是审查书中有没有触犯禁忌的内容，也有学术价值上的评判。经过四库馆臣的甄别，这万余种图书分为应抄、应存目和禁毁三类。应抄的书3461种，就是《四库全书》所收录的全部书籍，其中又有一小部分最有价值而且版本珍贵的书，用活字排印成《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刊行。第二类书是应禁毁的书，这类书或者有反清的内容，或者与程朱理学正统思想相抵触，共3000余种，与《四库全书》收录的书籍数量相当。第三类介于二者之间，虽无犯忌的内容，但也没有垂范后世的价值，所以只着录书名，撰写提要，而不收录全文，这类书有6793种，比前两类都多。
宠信和
和珅得宠
乾隆皇帝即位以后，励精图治，重视农桑，整肃吏治，惩治贪官，清王朝达到全盛时期。但是随着盛世的到来，乾隆皇帝骄横傲慢、贪图享乐的思想也开始滋长起来，晚年完全丧失了勤勉谨慎的作风，宠用善于阿谀逢迎的奸臣和珅。和珅把持朝纲大权，营私舞弊，贪污纳贿，一时朝野一片狼藉，乌烟瘴气，清帝国由盛转衰。
和珅生于乾隆十五年（1750年），为满洲正红旗人，出身于中等官僚家庭。和珅童年时期接受了私塾启蒙教育，少年时期被选入咸安宫官学读书，这是一所为八旗及内务府优秀子弟接受教育而设的官方学校。和珅20岁的时候，承袭了三等轻车都尉世职，23岁时，被授予三等侍卫，又被挑补粘竿处，负责皇帝出巡等仪仗事宜，不久又被调任到銮仪卫充当侍卫。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六月的一天，皇帝又来圆明园游玩，开始的时候天气阴沉，后来太阳出来了，天气变得十分炎热。乾隆皇帝斥责忘了带御盖的侍卫，这时充当銮仪卫差役的和珅说：“典守者不得辞其责任。”乾隆皇帝见和珅面貌英俊，口齿伶俐，十分喜爱，从此乾隆皇帝便命其跟随左右。和珅聪明敏捷，最善于察言观色，揣摩皇帝的意思，这使乾隆帝龙心大悦，不久命他得宫中总管。和珅愈得宠信，乾隆竟日夜少不得他。
乾隆皇帝很喜爱游山玩水，有一次想去江南，但又顾虑过于劳民伤财。和珅曲意奉迎说：圣祖皇帝六次南巡，臣民们都称颂圣祖功德，现在国库充盈，出去游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乾隆很高兴，于是降旨预备南巡。和珅讨差，督造龙舟，赶修行宫，极尽奢华，把康雍两朝省下的库储任意挥霍，如流水一般。和珅也从中得到很多好处，乾隆帝升他做了侍郎。
权倾朝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