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洲一直很重视与蒙古之间的关系，定下了满蒙联盟的基本国策，并通过封官晋爵、保留特权、设立盟旗、厚赐联姻（如科尔沁部就出了四个皇后，包括顺治的母亲孝庄太后和两位皇后）等，与蒙古尤其是漠南蒙古各部建立了坚实的关系。漠南早在皇太极时就归附后金，还曾多次入关协助清军作战。顺治继承并发展了此基本国策，还努力改善与漠北蒙古部落之间时有摩擦的不良局面，边战边和，到顺治十四年，漠北各部也相继与清廷确定了臣属关系，岁贡马驼。顺治还和漠西蒙古也建立了联系，其中有些部落曾派兵助战镇压甘肃农民军。这些对促进全国统一事业、保障北方地区安宁，都起了很大作用，并为20年以后爱子清圣祖玄烨顺利进行平定三藩之乱、三征噶尔丹等战争，创造了历史条件。
在外交上，顺治与朝鲜、日本、越南等国，保持了友好的关系，并开始与俄罗斯有了接触，一方面，多次友善接待沙俄使团；另一方面，又对侵略入境的沙俄侵军予以痛击，将其赶出国境，保卫了东北地区的安定。
钟情董鄂妃
身世坎坷，千古谜团
民间一直流传着顺治帝不爱江山爱美人的故事，这位美人就是董鄂妃。不过董鄂妃究竟是谁，她的身世是怎样的，在历史上，却有三种说法。
第一种是官书里的说法，据《清史稿·后妃传》中记述，说董鄂氏是内大臣鄂硕的女儿，她十八岁入宫，颇得顺治帝的宠爱，先是立为妃，后又晋封为皇贵妃，在册立皇贵妃时大赦天下。然而，在清代官方的记载中，对董鄂氏入宫前的身世一直讳莫如深，完全没有提到。
第二种是说董鄂氏就是江南的名妓董小宛。这种说法是最不能让人信服的，董小宛死时二十八岁，此时顺治帝刚十四岁，董鄂妃入宫十八岁，顺治帝十九岁，所以，根据年龄的排比和其他史料的记载，董小宛不可能是董鄂妃。
第三个说法，董鄂氏是顺治弟弟博穆博果尔的妻子。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载，顺治皇帝对一位满籍军人的夫人，起了一种火热的爱恋。当这位军人因此申斥他的夫人时，竟被天子亲手打了一个极其怪异的耳光。这位军人于是愤恨至死，或许竟是自杀而死。皇帝遂将这位军人的未亡人收入宫中，封为贵妃。后来，这位贵妃产下一子，但是数星期之后，夭折了。其母经受不住丧子之痛的打击，不久也病故。这里说的“满籍军人”，很可能就是顺治皇帝的异母弟，皇太极第十一子，和硕襄亲王博穆博果尔。他在顺治十三年七月突然死去，一个月后，董鄂氏进宫，封为贤妃。
国色天香，温柔贤淑
董鄂氏从小在江南长大，因父亲曾在江南为官，她就跟随父亲身边生活多年。江南的风雨不但滋润了董鄂氏的美貌，也培养了这位满族少女的才情。她的生活方式和服饰打扮，和当时一般北国的满蒙女子大不相同，看起来风韵万种，不仅受到满族女子的艳慕，就是汉族女子对其也是十分羡慕。
董鄂氏不仅有着倾国倾城的外貌，性格温柔，对人体贴，善解人意，她还是一位有着极深内涵的女子，不仅饱读《四书》、《五经》等古书，而且还多才多艺，写得一手漂亮的书法。另外，她对禅学的领悟也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很有自己的见解。这与顺治在文化和精神上都志趣相投，两个人在一起，彼此之间总是有说不尽的话题。
对于顺治来说，后宫佳丽虽多，但不是来自蒙古草原就是来自满洲世家，几乎个个目不识丁，别说能畅谈人生和理想，就连平时普通的交谈都是问题，常常话不相投。
熟读经史子集的少年天子，能够寻觅到知音，实在是满心欢喜，顺治不由得暗自庆幸，此生无憾啊！平心而论，董鄂氏比起那些汉族才女还相差甚远，但对于生活在文化荒漠中的顺治，却是难得的红颜知己。
董鄂氏正式入宫后，对顺治的饮食起居照顾得周详备至；对太后及皇后也十分恭顺，尤其对太后，更能承欢膝下。董鄂氏平日里生活节俭，不喜粉饰，不戴珠翠；虽不参与政事，但她主张宽以待人，垂怜生灵，为人深明大义，常常忧念父兄恃宠而骄横跋扈。当然，她对顺治更是情深意笃，始终如一。
作为一国之君，后宫佳丽三千是件稀松平常的事情。但是，令顺治帝如痴如醉，爱之疯狂的董鄂氏出现之后，他的心中再也容不下别人。顺治一直想给董鄂氏一个名分，于是决定废后，改立她为皇后。但董鄂氏并不看重名分和虚荣之物，待人处世都相当低调，所以，她一再恳请顺治，废后不是一件小事，必定会引起朝臣和民众的非议，有碍政务。同时，孝庄皇太后也坚决抵制，顺治的废后之念才没有实现。
转眼间，董鄂氏入宫已四年有余。在这段时间里，顺治大有“只羡鸳鸯不羡仙”之感，在“江山”与“美人”面前，他宁愿选取后者，整日陪在爱妃的身边。顺治帝炽热而又持久的爱，不仅在后宫，也在董鄂氏的心头荡激起了巨涛。
一代名妃，香消玉殒
董鄂氏就这样，一方面品尝着挚爱，另一方面又要提防着后宫中妒忌的陷阱，对自己的一言一行都慎之又慎。
不久，董鄂氏怀孕了，然而，十月怀胎分娩的喜悦还没有完全退却，小皇子就早夭了。
经受丧子的打击，董鄂氏身体极度虚弱，已经难以再承受重负。尽管如此，她每天还要在太后和顺治面前强颜欢笑，没过多长时间，心力交瘁的董鄂氏再也支撑不住，终于病倒了。
1660年，董鄂氏辞世，享年二十一岁。
为了避免失去理智的顺治做出过激的举动，孝庄皇太后被迫同意追封董鄂氏为“端敬皇后”。顺治心里十分明白，董鄂氏既不是从大清门抬进来的，也不是母以子贵熬上来的，虽然自己贵为天子，但对森严的封建礼数也无可奈何。
正如那首被称为出自顺治手笔的诗中所言：“朕乃河山大地主”，“十八年来不自由”！
顺治失去董鄂妃后情绪变得失控，做事情也开始极端，这都远远超过了他的父亲皇太极。
董鄂氏去世后，她的堂妹贞妃董鄂氏陷入深深的恐惧中，为了避免引起更多的麻烦，为了避免董鄂氏家族受到牵连，当顺治帝死后，以为顺治殉葬来换取皇太后的宽恕，才二十出头的她也从容地走了。
生死相随，忠贞不渝
董鄂妃的玉殒香消，让顺治的精神几乎崩溃，他寻死觅活，不顾一切，人们不得不昼夜看守着，唯恐他想不开自杀。
在董鄂氏死后第三天，顺治悲恸欲绝，他以超常的丧礼来表达对爱妃的哀悼，下令全国服丧，官员一月，百姓三日。
董鄂氏的梓宫移到景山以后，顺治为她建了大规模的水陆道场，有一百零八名僧人诵经。整天烧纸，香烟缭绕，纸灰飞扬，经声不断，还将宫中太监与宫女三十人赐死，让他们在阴间侍奉自己的爱妃。
在“三七”日（第二十一天），将董鄂妃的尸体连同梓宫一同火化，由茆溪森和尚秉炬举火。火化后，将骨灰装入“宝宫”（骨灰罐）。
清制中，皇帝平时批奏章用朱笔，遇有国丧改用蓝笔，过二十七天后，再用朱笔。而董鄂妃之丧，顺治用蓝笔批奏章，从八月到十二月，竟长达四个月之久。为了彰显董鄂氏的贤德、美言、嘉行，顺治命大学士金之俊撰写董鄂氏传，又令内阁学士胡兆龙、王熙编写董鄂氏语录。顺治还亲自动笔，饱含深情地撰写了《孝献皇后行状》，以大量追悼董鄂妃的《御制哀册》、《御制行状》的具体实例，展现了董鄂氏的美言、嘉行和贤德，整篇洋洋达四千字，内容十分丰富。
董鄂妃病逝后，顺治心灰意冷，看破红尘，无所依恋，便舍弃江山，执意要到五台山出家为僧，并让和尚为他剃了发。后来，因为佛法师父玉林琇想法刺激，才逼得顺治打消了出家的念头。
董鄂妃辞世，留给了顺治皇帝无尽的哀思，本来就体弱多病的他，身心遭到了极大的伤害，董鄂妃死后仅半年，就得了当时的不治之症——天花。当时正值寒冬时节，在钦定皇三子玄烨即位，口述了遗诏后，顺治皇帝于正月初七半夜崩于养心殿，追随爱妃而去，时年二十四岁。
顺治皇帝死后，尸体被火化，于康熙二年与孝康章皇后佟佳氏（康熙帝生母）、孝献皇后董鄂氏合葬入清东陵中的孝陵。
福临之崩
年轻帝王撒手人寰
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初六，人们还依然沉浸在“年”的喜悦中时，孝庄太后却在经历她这一生中最难熬的一个春节，因为她年仅24岁的儿子福临即将永远地离开她、离开那个龙椅、离开这个世界。顺治帝的突然死亡也给世人留下了诸多谜团。因为之前从来就没有顺治帝有病在身的说法，身为帝王不比寻常百姓家，一向都是养尊处优的，怎么就能如此易折了呢？而且是伤心黯然毫无留恋地离开。这些可以在顺治帝临死时留下的遗诏中看出。遗诏中除了对大清以及母后的愧疚之外，就是即将要得到解放的解脱之情。
据史书记载，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初二福临患病，正月初七驾崩于养心殿。《清世祖实录》对顺治帝患病的经过、去世前的活动、死亡情况等是这样记载的：
“顺治十八年，辛丑，春正月，辛亥朔，上不视朝。免诸王文武群臣行庆贺礼。孟春时享太庙，遣都统穆理玛行礼。壬子，上不豫。……丙辰，谕礼部：‘大享殿合祀大典，朕本欲亲诣行礼，用展诚敬。兹朕躬偶尔违和，未能亲诣，应遣官恭代。着开列应遣官职名具奏。’尔部即遵谕行。上大渐，遣内大臣苏克萨哈传谕：‘京城内，除十恶死罪外，其余死罪，及各项罪犯，悉行释放。’丁巳，夜，子刻，上崩于养心殿。”
顺治死因的疑点
从《清实录》中的详细记载可以看到，顺治帝患病是在初二日，而到初六日已经“大渐”，就是病情急剧加重而且很危险，到初七日凌晨就去世了。而对死亡情况的记述却仅有11个字：“丁巳夜子刻，上崩于养心殿”，并未对其病因提及半字。
正是基于《清实录》所载，顺治帝病发突然，死因不明，后人不免产生了怀疑：为什么关乎皇帝生死的大事，只以寥寥数字敷衍了事，并且对死因只字未提？顺治帝正当人生盛年，并没有听说患什么病，怎么突然就撒手人寰了呢？
另外，顺治帝的遗诏也引起了人们的怀疑。
顺治十八年，正月初六，年仅24岁的顺治皇帝爱新觉罗·福临撒手人寰。辞世前一天，他召礼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王熙入养心殿面谕遗诏。遗诏云：
朕自弱龄即遇皇考太宗皇帝上宾，教训抚养，惟圣母皇太后慈育是依，大恩罔极，高厚莫酬，惟朝夕趋承，冀尽孝养，今不幸子道不终，诚悃未遂，是朕之罪一也。
皇考宾天时，朕止六岁，不能衰经行三年丧，终天抱恨，帷事奉皇太后，顺志承颜，且冀万年之后，庶尽子职，少抒前憾，今永违膝下，反上廑圣母哀痛，是朕之罪一也。
宗皇诸王贝勒等，皆系太祖、太宗子孙，为国藩翰，理应优遇，以示展亲。朕于诸王贝勒等，晋接既正东，恩惠复鲜，以致情谊睽隔，友爱之道未周，是朕之罪一也。
满洲诸臣，或历世竭忠，或累年效力，宣加倚托，尽厥猷为，朕不能信任，有才莫展。
且明季失国，多由偏用文臣，朕不以为戒，反委任汉官，即部院印信，间亦令汉官掌管，以致满臣无心任事，精力懈弛，是朕之罪一也。
朕夙性好高，不能虚己延纳，于用人之际，务求其德于己相侔，未能随材器使，以致每叹乏人。若舍短录长，则人有微技，亦获见用，岂遂至于举世无材，是朕之罪一也。
设官分职，惟德是用，进退黜陟不可忽视，朕于廷臣中，有明知其不肖，刀不即行罢斥，仍复优容姑息，如刘正宗者，偏私躁忌，朕已洞悉于心，乃容其久任政地，诚可谓见贤而不能举，见不肖而不能退，是朕之罪一也。
国用浩繁，兵饷不足，然金花钱粮，尽给宫中之费，未常节省发施，及度支告匮，每令会议，即诸王大臣会议，岂能别有奇策，只得议及裁减俸禄，以赡军需，厚己薄人，益上损下，是朕之罪一也。
经营殿宇，造作器具，务极精工，求为前代后人所不及，无益之地，糜费甚多，乃不自省察，罔体民艰，是朕之罪一也。
端敬皇后于皇太后克尽孝道，辅佐朕躬，内政聿修，朕仰奉慈纶，追念贤淑，丧祭典礼概从优厚，然不能以礼止情，诸事太过，岂滥不经，是朕之罪一也。
祖宗创业，未尝任用中官。且明朝亡国，亦因委用宦寺。朕明知其弊，不以为戒。设立内十三衙门，委用任使，与明无异。致营私作弊，更逾往时，是朕之罪一也。
朕性闲静，常图安逸，燕处深宫，御朝绝少，以致与廷臣接见稀疏，上下情谊否塞，是朕之罪一也。
人之们事，孰能无过，在朕日御万几，自然多有违错，惟肯听言纳谏，则有过必知。
朕每自恃聪明，不能听言纳谏。古云，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朕于斯言，大相违背，以致臣士缄然，不肯进言，是朕之罪一也。
朕既知过，每自尅责生悔，乃徒尚虚文，未能者改，以致过端日积，愆戾逾多，是朕之罪一也。
太祖、太宗创垂基业，所关至重，元良储嗣，不可久虚，朕子玄烨，佟氏妃所生也，年八岁，岐嶷颖慧，克承宗祧，兹立为皇太子，即遵典制，持服二十七日，释服，即皇帝位。特命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臣，伊等皆勋旧重臣，朕以腹心寄托，其勉天忠尽，保翊冲主，佐理政务，而告中外，咸使闻知。
在这份遗诏中，顺治帝列举了自己平生的14条罪行，比如对自己渐习汉俗、早逝无法尽孝、与亲友隔阂等，均充满了自责之语。为什么顺治帝会对自己所作所为如此内疚自责？这样的自责似乎很不符合一代少年天子离开人世时的最后心情。因此有人怀疑这份遗诏并非出自顺治帝本人，而是出自顺治帝的母亲孝庄皇太后之手，因为自责的内容，多是皇太后对顺治帝的不满之处。这自然加深了人们对顺治帝之死的更深一层的怀疑。
天花要了少年天子的命
顺治帝之死和遗诏的可疑，引起了后人的各种猜测。清史学者孟森先生经过详细考证，发现顺治帝是死于天花，而不是离宫出家，这一点见于他的《清初三大疑案考实》之二《世宗出家事实考》。孟森的论据来源于顺治时的礼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王熙所撰的《年谱》。该《年谱》详细记载了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一至初八这几日顺治帝及其本人的活动：
“辛丑三十四岁，元旦因不行庆贺礼，黎明入内，恭请圣安，吾入养心殿，赐坐、赐茶而退。翌日，入内请安，晚始出。初三日，召入养心殿，上坐御榻，圣躬少安，命至御榻前讲论移时。初六日，三鼓，奉诏入养心殿，谕：‘朕患痘势将不起，尔可详听朕言，速撰诏书，即就榻前书写’……遂勉强拭泪吞声，就御榻前书就诏书首段。随奏明恐过劳圣体，容臣奉过面谕，详细拟就进呈。遂出至乾清门下西园屏内撰拟。凡三次进览，三蒙钦定，日入时始完。至夜，圣驾宾天，血泣哀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