骗子的得逞，往往就是利用了人们贪小便宜的心理。
1985年化肥尿素走俏，陈光春专做尿素生意，他先带了彩电、冰箱等电器商品送给了某市生产公司的几位经理、股长，换来了一路大开绿灯。湖南省S市商联运输公司，按照陈光春可购1000吨尿素的许诺，给该生产公司分三次汇款52万元，而陈光春只高价购进尿素700吨，花去4095万元，余下11.05万元除行贿1.2万元和给“联司”回扣4000元之外，余下全部进了自己的私囊。几个月的尿素生意使S市商联公司亏损了47万元。
1985年5月初，阴险狡诈、贪得无厌的陈光春，又给商联公司牛总经理送去夏普彩电一台，鼓动说：“总经理，现在家电走俏，何不去广州跑几趟？”
“谈何容易，彩电正是热门货，哪里去弄？”
“我不是逞能，这包在我身上，你知道吗？广州华夏公司的陈国光总经理是我的伯伯，只要我去，什么彩电、冰箱、洗衣机，哪有不给的？”陈光春煞有介事地胡编起来。牛总半信半疑，接着陈光春只身南下，结果回来时拉来满满一车日立、夏普、乐声高级彩电，不仅是原装货，而且低于市场价格，这消息不胫而走，一时间“联司”被顾客挤得水泄不通。
牛总经理兴致勃勃，于5月13日亲自与陈光春等人南下广州，住在白沙宾馆，他想巴结羊城的富商，做几笔大宗生意。
但是，当他们来到华夏公司的大门前时，华夏公司的总经理陈国光与陈光春素不相识，牛总经理只要前行几步就会一清二楚。然而，此时牛总却怕唐突，在陈总前失礼，停住脚让陈光春先去通报。
片刻之后，陈光春皱着眉头出来了，装出十二分的抱歉：“总经理，很对不起，俺伯伯正在参加整党，一律不会见客人。他叮嘱我，如有急事，就去广州市公安局找我的叔叔。”
“我叔叔叫徐惠森，是广州市公安局的刑侦科科长。”陈光春突然冒出一个姓徐的叔叔，是真是假，牛总经理连想也没想。
夜晚，陈光春和牛总经理来到广州市公安局，找到了徐惠森。徐紧紧地握住牛总经理的手说：“哎呀！怎么不来我家吃晚饭？”
“叔叔，这次我们总经理亲自来广州，想组织一批货源，买点彩电、洗衣机。听说海关有一批处理货？”
“哎呀！你们来的不是时候，你伯伯跟我打过招呼，说现在广州整党是动真格的，弄不好会翻船。”
“我们辛辛苦苦来一趟，不能让我们两手空空地回去吧？”
“这样吧，我给你写个条子直接找华夏公司业务科长，但下不为例……”
第二天，陈光春把华夏公司的一张提货单恭恭敬敬地递到牛总经理的手里，上面写着18寸三菱彩电1089台，爱妻牌双缸洗衣机419台，电冰箱504台，而且全部低于市场价格。牛总一见欣喜若狂，立即把货款全部汇过去，陈光春马上卷款潜逃。
仅此一项又给“联司”造成直接损失数百万元。
不少人有一种贪恋小便宜的心理，只要得到一点小小的便宜，就会沾沾自喜，听从施小便宜者的摆布，给以种种方便，诈骗分子就是利用人们的这种贪恋小便宜的心理，先用各种小利和小惠，打动对方，迷糊对方，使对方占小便宜后丧失警惕性，然后再行骗。那些占了小便宜的人尝到了甜头，欲罢不能，往往会主动向行骗者靠拢，其结果是占了小便宜吃了大亏。
53、商场中不会天上掉“馅饼”
市场活动中，公司从事生产、经营也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天上没有馅饼掉。许多公司上当受骗就是以为天上会掉馅饼，不劳而获可以发大财，结果，车毁人亡，落入败局。
1987年10月，在广交会期间，深圳市某进出口贸易集团公司总经理叶振忠通过下属海外经济贸易公司经理李某认识了陈某。听李某一番介绍，叶总决定聘用“能人”陈某，以扭转海外公司不景气现状。
1988年1月，来海外公司报到上班的陈某得知公司去年曾从澳大利亚进口有2万多吨氧化铝，眼下正交与国内某铝厂加工成铝锭，以便复出口，当即向李某建议：“这批铝锭应该拿到国际期货市场买卖，能起到保值作用。”“什么是保值？期货是怎么回事？”不懂此道的李某、叶振忠等初闻此言，便反复向陈某讨教。为此，陈某专程去香港请来一位港商对他们进行“期货交易”的启蒙教育。在陈某的热情鼓舞下，叶总、李某渐渐头脑发热，早已把国家禁止国有企业擅自参与国际期货交易忘得一干二净。叶振忠、李某等共同拍板定案：国际期货交易，可以干！
1988年2月，经陈某策划，一个秘密的冒险计划开始实施：即刻以叶、李、陈三人组成一个国际期货运转操作小组，先用该进口公司的名义与美国P公司签订了参与期货交易的有关文件，随即在美国纽约某银行建立账户。经商议决定：动用该账户的期货保证金要由叶、李、陈三人中的两人同时签字方能生效。至于其他经营业务，可由陈一人独自决策。案发后，查阅叶、李、陈三人订立的《转移资金授权书》，发现一个极容易钻的空子：交易所“在任何时候，无须事先通知就可将资金从调节商品账户转移到其他账户，具体可以事后用书面通知李、陈两人。”
为使陈某能卖力为公司工作，叶、李二人特为其在新园大酒店包租了一豪华写字间作办公室。该写字间月租金为9000元，内设有电脑、国际直拨电话等现代办公通讯设备。就这样，陈某开始独自一人操纵着海外公司期货公司交易的大权。
经短时间的“精心准备”，叶振忠听从李、陈的谋划，在1988年4月，将那批铝锭投进国际期货市场。为使此项工作能较顺利开展，叶振忠奔走于深圳市经济发展局、外汇管理局和其他相关政府部门，很快便办理好了参与期货交易所必需的文件和手续。5月5日，叶振忠拿着外汇管理局的批复，从中国银行深圳分行分批付出贷款200万美元作为期货保证金存入公司在海外炒期货的账户上。
尽管市外汇管理局在办理该进出口公司和海外公司的批复时强调：“汇出的外汇必须专款专用。”此笔款项“只限于用作复出口铝锭期货交易保值，交易完毕后，要及时将资金调回国内”，“不宜搞专门买空卖空的期货交易活动”。但叶、李、陈等人却是“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他们凭着自己的胆大，毫无顾忌地跨过了前述规定：他们手中仅有1825吨铝锭，却在期货市场中卖出26000吨，由此造成的虚位空锭多达24175吨。由于到期供不出实际现货，叶振忠等人便只好用保证金作冲抵赔偿。因上阵决定草率，第一笔期货交易便给公司造成300多万美元的亏损。
眼见第一笔期货交易白白丢失300多万美元，叶振忠为迅速弥补损失，在陈某的鼓动下，同意扩大经营范围，空炒铝、铜、锌、金银、外汇、棉花、大豆、石油、食糖等多个品种的期货。
可是，出师再次不利，仅1989年春节期间为一桩铜材的期货交易，叶总的公司又损失掉800万美元。这犹似一次大赌博，越输越想赢回。叶总再次听从陈某建议，在缺乏铝锭现货的情况下，干脆“以锌换铝”。可是期货市场进入者须得先交保证金。这钱从哪里来？一急之下，叶总想到了自己的妻子，向她借钱救急。
叶总之妻黄美贤是深圳市免税商品供应公司的总经理，一听叶总呼救，她便立即伸出救援之手。为了避违纪嫌疑。她先让自己属下公司与丈夫属下海外公司签订合伙经营期货生意的假“协议书”；然后便以免税公司进货为名，利用开具给免税公司的假发票，蒙骗市外汇管理局，轻易将500万美元汇出境外。资金一到境外，黄美贤即刻便将其中的400万美元转到他丈夫在美国炒卖期货的公司账户上。然而，这一着也未能圆叶振忠的美梦。到1989年8月，不到3个月的时间，黄美贤为救丈夫划出的400万美元已全部亏空流失。而她自己留的那100万美元，也因使用不当，同样流失干净。
面对“赔了夫人又折兵”的惨局，叶振忠曾有过懊悔，但他并不善罢甘休，他发誓：非要赢个大盘不可！可这几个月的实际运转结果是叶总总亏空已达1200万美元。
正当炒期货屡屡失手的叶振忠在为上千万美元的流失而惶惶不安之时，他又接到了期货交易所的明白告示：“贵公司所属的海外公司账上已无剩余资金，请马上追加保证金，如果不马上补足应交的期货保证金，我们将向国际法庭起诉，追诉罚金。”
面对这最后通牒，叶振忠更是慌了手脚。在此之际，李某献上一策：国家储备局正委托该进出口公司代购矽钢片，已汇入800万美元，何不先动用一下该款，以解燃眉之急？叶总一听，马上叫李某策划办理，很快他们便编造了一个理由，骗取了主管部门的同意，将其中的300万美元直接汇人到在美国的公司期货账户上。对那余下的500万美元，叶振忠也没用来替国家储备局购买矽钢片，而是交由李某所在海外公司使用。李某拿到这笔钱后迅速购买了大批棉花，准备加工成棉纱出口，以赚一笔大钱。可没想到国家很快实行了对棉纱销售采取保护价格的限制，这样一来，不仅赚头不大，销售也日见困难。结果，这批积压的几百万美元的货物只好困守在海外公司的库房里……
在1988年5月至1989年8月期间，叶振忠属下的海外公司先后21次向美国纽约化学银行汇出期货保证金，总计达3066.62万美元，以上款项除已经汇回中行深圳分行1222.94万美元以外，截止1991年9月为止，期货账户上仅有余额1.2万美元，也就是说有1842.48万美元，加上银行利息521万美元，总计2636.48万美元，经叶振忠等人的国际期货买卖折腾，竟像打水漂似的在短短的时间内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叶振忠以为天上有馅饼掉，上了陈某等人的大当。
公司要避免落入欺诈的陷阱，必须端正思想，以诚实致富作为座右铭，不要企求轻松可以获得巨大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