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取私利也是一种重要途径。古人的科举情结自然有立身扬名、光耀门楣的动机，其实更是为了谋取一官半职，从而贏得一种优越的生活方式。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其中分明洋溢着生活突变的荣耀感。这并非少数人的追求，陆游在《诉衷情》里也说过“当年万里觅封侯”。这种名利双收的买卖几乎使所有读书人都做过中举前后的“范进”。
而名对应的是人的精神。人们很清楚：重于泰山也好，轻于鸿毛也好，人的肉身终有一死，能够传播久远的只有名声。在所有动物中，也许只有人能提前知道自己会死。这种死亡意识固然会让人感到恐惧，却也能时时激发出一种超越死亡的力量，从而使人在向死而生的张力结构中更好地发挥生命的价值与潜能。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生就是以死亡抵制死亡的过程。第二个死亡仅仅指肉体死亡，第一个死亡指的是死亡意识以及由此引发的相关实践。从根本上说，一个人的死亡意识越强，就可能活得越有意义。如果说死亡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人们的生活方向，我觉得也不为过。意识到人终有一死这个道理后，中国人对长生不老、得道成仙的渴望与实践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这种实践在客观上推进了中医学的发展。事实证明：得道成仙不过是自欺欺人之举，真正能慰藉人的还是青史留名。葛洪却想二者兼得，他说：“余所以绝庆吊于乡党，弃当世之荣华者，必欲远登名山’成所著子书，次则合神药，规长生故也。”最后，他只做到了因“所著子书”而青史留名的目的。总而言之，中国文人具有冥顽不化的功名之心，这种对功名的忠贞不舍反映的正是以短暂谋取永恒、以精神超越肉身的价值取向与人生策略。
古人认为青史留名的主要途径有三种：“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这就是著名的“三不朽”说。“三不朽”从高到低依次对应的是圣人、军人和文人：圣人立德，军人立功，文人立言。到了魏晋时期，曹丕把位居最末的“立言”提到了空前的高度：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
商人是利益的追逐者，文人则痴迷于名。因为他们重感情，多为情种，不但渴望与现世的人交流，还梦想在后世也能找到知音，这也是他们注重精神生活的一种症候。但是，一个人的声名能否流传以及流传时间的长短，主要取决于他的作品能否流传以及流传时间的长短。因此，作品的流传便成为问题的关键，因为这是读者接受作品的基础，读者的评论主要取决于作品本身的质量。一般来说，好作品终会得到读者的认可，但又不可一概而论。如果说失传的作品都是糟粕，那无疑是一种污蔑。仅从技术角度来说，越是靠近现代，作品越容易保存。古代科技不发达，再加上社会动荡频繁，作品能流传下来很不容易。就流传下来的作品来看，也并非像有人所说的那样：凡是留传下来的东西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规模庞大的《全唐诗》收录了清代所能收集到的所有唐代诗歌，其中那些奉制唱和、歌功颂德之作其实基本都是文字垃圾。不过，制造这些垃圾的人往往还有一些脍炙人口的作品，因而，垃圾随精华一起得以保存。
从根本上说，名利似乎不是中国人追求的对象，而是随着身体诞生的精神痼疾。如果说有些人试图摆脱它倒是真的。李颀说“高才脱略名与利”，关键是如何“脱略”，能“脱略”到何种程度。李颀的脱略之道是“日夕望君抱琴至”，也就是说，他是靠欣赏艺术来超脱名利。名利不是没有被超脱的可能，但那只是暂时的。欣赏艺术之所以能让人超脱名利，是因为它使人暂时忘记了名利，甚至使人忘记了自己的身体。所以，对名利的超脱总是有限度的，这个限度就是自己的身体。岳飞对“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的痛惜，柳永“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无奈，辛弃疾“了却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的感叹，如此等等，显示的都是试图超脱功名的复杂心理。
在《好了歌》中，功名正是被曹雪芹首先否定的对象：“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在这里，功名和金银、娇妻、儿孙一起遭到了作者的批判。《好了歌》反映的是曹雪芹浓重的虚无思想和悲观意识，在他看来，人生“究竟是到头一梦，万境归空”。中国发展到曹雪芹时代，终于出现了对功名的不信任态度和不恭敬声音。但是，当把功名排除在外之后’人的一生应该做什么呢？恐怕就是自生自灭，无所作为了。曹雪芹对功名的否定当然不是虚伪的，他对功名的否定和对功名的渴慕同样都是真实的，这正是人的复杂之处。就像他虽然在作品中否定了金银（利却不免“举家食粥酒常賒”；尽管批判了夫妻之情（娇妻、天伦之乐（儿孙），但他本人却很看重这些。不然的话，他就不会“批阅十载，增删五次”，留下这部“怀金悼玉”的《红楼梦》，也不会因为儿子的染病夭折而悲痛辞世。由此来看，一个具有身体的人是不可能完全超脱名利的。除非他死了，身体不再有知觉和需要了，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
一般来说，儒家人物是十分渴慕功名的。孔子担心的是“没世而名不称”，孟子说过“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豪言壮语。而道家人物对于功名却是鄙视的，老子和庄子都是隐者。其中，胸怀激愤而超然物外的庄子用他的“齐物论”把所有追名逐利的世俗中人等同了起来，他认为追名与逐利并没有区别，都属于被外物诱惑的“拘身”行为，因此，根本没有必要认为追名的人比逐利的人高明：
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伯夷死名于首阳之下，盗跖死利于东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于残生伤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盗跖之非乎？天下尽殉也，彼其所殉仁义也，则俗谓之君子；其所殉货财也，则俗谓之小人。其殉一也，则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残生损性，则盗跖亦伯夷已，又恶取君子小人于其间哉！
“天下尽殉也”，这是一个貌似夸张却无比真实的判断，它表明人的灵肉和名利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必然关联。那么，声名对于一个人到底意味着什么？它不就是一个抽象的符号吗？但是，在《红楼梦》诞生之后，如果有人和曹雪芹名字相同，他仍能清晰地意识到那个符号指的并不是他。因此，功名体现的是人在意识到肉体必死的现实之后，转而追求精神永存的可能。从根本上说，功名是对自身生命价值的一种确证。与西方那种充满狂热精神与冒险行动的个人主义相比，中国人对功名的态度是含蓄而执著的。
（第三节）中国人的鬼神观
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了世间万物的对立统一关系，并把这种关系中的两个方面分别称为“阴”和“阳”，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阴阳文化”。完全可以说，中国文化其实就是一种阴阳文化。曹雪芹曾借史湘云和翠缕的一段对话对此作过总结性的阐发：“天地间都赋阴阳二气所生，或正或邪，或奇或怪，千变万化，都是阴阳顺逆。曹雪芹认为包括人在内的天地万物都是禀赋阴阳之气而生的，并认为“‘阴’、‘阳’两个字还只是一个字，阳尽了就成阴，阴尽了就成阳”，也就是说，阴阳是相互转化的。他借史湘云的口说：阴阳“不过是个气，器物赋了成形。比如天是阳，地就是阴；水是阴，火就是阳；日是阳，月就是阴”。随后，她们从树叶儿的阴阳谈到动物和人的阴阳。由此可见，阴阳的对立统一以及相互转化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典型模式。在中国古代阴阳”和“五行”联系在一起以后，构成了“阴阳五行”说。五行即金、木、水、火、土，它们被认为是构成世界的基本元素。曹雪芹提出的“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就是把阴阳与五行中的“水”和“土”对应了起来。阴阳观念对中国天文学、气象学、化学、算学、音乐和医学等各类学科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阴阳的本义是指物体对日光的向背，向日为“阳”，背日为“阴”；山的北面称“阴”，山南称“阳”；水的北面称“阳”，南面称“阴”。直到现在，中国不少地名都是这样命名的，如洛阳、江阴等。一般认为，阴阳学说源于商民族的太阳崇拜。据甲骨卜辞记载，商代有专门迎接日出与告别落日的仪式。在商人的想象中，太阳鸟负载着太阳跃出东方海面，自东向西穿越天在《红楼梦》第二回中，曹雪芹还借贾雨村之口说过“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恶两种，余者皆无大异”，并认为大仁者是秉正气所生，大恶者是秉邪气所生。
空，光照大地，这时就是白天；当太阳鸟完成一个白天的飞行，栖息在西方时，太阳进入地下，黑色的乌龟驮着太阳自西向东穿越地下，这时就是黑夜。商人崇拜土地，地下是死去的祖先居住的世界，埋葬神验龟甲的地方，这里暗淡无光，所以从“暗”得名“阴”。从此以后，阴阳的观念逐渐衍化增生，包括时间意义上的白天黑夜，空间意义上的上下，色彩概念中的黑白，物质概念中的天地，以及生命意义上的生死，甚至抽象数字的奇偶等无限丰富的相对现象。
在众多的对立现象中，最根本的是阴阳二气。《易经》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道德经》上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流传至今的太极图就是对这种阴阳之道的形象图解。太极图起源很早，相传是制作八卦的古代圣人伏羲氏首创，该图绘在三千多年前的夏商之际或更早的陶器上，圆圈内画有8型曲线，黑白阴阳点是后来添上的。流传至今的太极图一般认为是北宋周敦颐所制。这个图极其形象地体现出了阴阳二气对立统一以及相互转化的动态文化精神，可以说是“易经精神”的浓缩。因此，古人认为：“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黄帝内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