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在《外交》杂志上撰文，指出东南国家的高速经济增长是没有牢固基础的“纸老虎”，迟早要崩溃。其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是由投入（劳动与资本）增加带动的，缺乏技术进步。此论一出，引起许多人士，尤其是东南亚人士的激烈反对。不幸的是他说对了。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引起这个地区的严重经济衰退。至今经济学家对这个事件仍然众说纷纭。但有一点已为所有的人所接受：没有技术进步就没有持久而稳定的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是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基础。自从经济学产生以来，经济学家就关注经济增长问题。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斯密研究的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就是增长问题。在这些年的研究中，经济学家把经济增长的原因归为三类。一是制度，这就是经济学家常说的“路径依赖”。其中心意思是只有有一套有效的激励机制才会有迅速的增长。二是投入，主要指劳动与资本的增加。早期的经济增长往往是由投入增加引起的。因此，早期经济增长理论往往强调投入增加，尤其是资本增加的重要性。三是技术进步。这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所关注的问题，也是经济增长的中心。
经济增长过程的一个特点是生产率的提高。亚当.斯密把生产率的提高归因于分工和资本积累。分工和资本积累引起的人均资本增加提高了生产率，这其中包含了技术进步。但明确把技术进步作为增长重要因素之一的是美国经济学家索洛提出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把决定增长的因素分为劳动增加、资本增加和技术进步。美国经济学家肯德里克等人在此基础上估算了劳动、资本和技术进步对增长贡献的大小。根据这一估算，技术进步在增长中的作用占一半以上，即经济增长率中有一半以上是由于技术进步所引起的。经济学家把技术进步确定为包括知识进展、资源配置改善以及规模经济等。
这种分析引起人们对技术进步的关注，但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有一个重要缺点，这就是把技术进步作为增长模型的外生变量。在计算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时，仅仅是把它作为一个“余量”。这就是说，根据生产函数，计算出劳动增加和资本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余下的就是技术进步的贡献。例如，经济增长率为3%，如果劳动增加引起0.5%的增长率，资本增加引起1%的增长率，余下的1.5%就是技术进步所引起的增长率。这种分析实际上割裂了劳动、资本、技术进步在增长中的内在关系。
20世纪80年代之后出现的新增长理论把劳动、资本和技术都作为经济增长模型的内生变量，从而深入分析了它们之间的关系，解决了一些重要问题。例如，根据传统的理论，资本的边际生产力递减，即随着资本的增加，产量在增加，但增加的比率越来越小。然而现实中并没有出现这种现象。原因是什么呢？新增长理论解释了这一点。简单来说，资本增加不是量的简单增加，而是质的改变。这种质的改变体现了技术进步。例如，一个工厂的资本从10万增加到100万，并不是从一台牛头刨床增加到10台，而是用了一台先进的数控机床。如果仅仅是牛头刨床数量的增加，当然会出现边际生产力递减；但用了先进的数控机床，边际生产力不仅不递减，反而递增。这就解释了资本增加与技术进步的内在关系：资本增加是技术进步的条件，技术进步表现在资本质的变化上。同样，劳动的增加也不是人数或工时的增加，而是人力资本的增加。人力资本的增加同样体现了技术进步。
经济学家们建立了不同的新经济增长模型。这些模型从不同角度分析了资本、劳动、技术之间的内在关系，说明了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中心地位。这一点已得到公认，并指导各国经济增长政策的制定。
克鲁格曼之所以认为东南经济增长是“纸老虎”，就是因为这种增长来自劳动与资本的大量增加。仅仅依靠投入来增长，到一定程度就会引起劳动和资本的边际生产力递减，增长必然放慢，甚至衰退。克鲁格曼指出，东南亚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的作用不明显，没有起到应有的中心作用。这些国家与地区缺乏技术创新能力，即使像日本这样的经济大国，主要技术仍然是引进的，缺乏原创造性。像这样的增长，即便没有各种复杂因素引发的金融危机，也迟早要出问题。今天再读克鲁格曼的文章，不禁感到他的分析的确入木三分。
如果说东南亚经济衰退是新增长理论的一个反例，那么，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连续近十年的稳定增长则是一个正面的例子。尽管经济学家对个人电脑、互联网对增长的作用还难以作确定的定量分析，但这些技术进步对美国经济繁荣的贡献是无可否认的。
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说，技术进步是增长的中心已无人怀疑了。21世纪将是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占领技术制高点才有经济增长点。我们该怎么办就一目了然了。
初读克鲁格曼的文章时总让我们感到有点不快，似乎他总和咱亚洲人过不去。可是抛开感情色彩，冷静想一想他那冷酷的分析，你得到的启示一定不少。这也就是“良药苦口利于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