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美洲大陆（包括澳洲大陆及其他许多岛屿等）为欧洲整体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得欧洲从世界的偏狭之地很快跃升为世界的统治者，整个世界在此后渐渐被纳入到西方体系中，这就是发现美洲的意义。而在哥伦布之前，大明帝国的郑和就曾经率领浩大的船队七下西洋，这支船队显然具有发现美洲的能力，但却未能发现美洲，这看似使得大明帝国错过了占有美洲的机会，不过，近些年也有人认为第一个发现美洲的并不是哥伦布，而是郑和。2005年，有一本书曾经轰动一时，那就是《1421：中国发现世界》（1421：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the World），作者凯文·孟席斯（Gavin Menzies）曾为英国皇家海军潜艇指挥官。这本书看起来颇为详实，而且显得很专业，全书共分7篇18章，包括导航星、洪保航线、周满航线、周闻航线、杨庆航线和葡萄牙继承荣冠等篇。这本书之所以产生轰动效应，那是因为他颠覆了——或者说他企图颠覆一个历史定论：郑和早于哥伦布发现美洲；郑和第一个实现环球航行；郑和先于达伽马登陆印度；郑和首先发现澳洲大陆、麦哲伦海峡和南极洲。
其实，关于究竟谁第一个发现了美洲大陆很早就存在争论，而在这场争论中又引出了“环太平洋中华文化圈”一说，这很有趣。
1913年，一个名为《地学杂志·说郛》的杂志就刊登了一个署名“兴公”的文章《寻获美洲者非哥伦布》，文中写道：
“近来，西方学者忽创一说，谓最初寻获美洲大陆者实为中国人。其说以美洲红印度人（即印第安人—引者注）之语言形体皆与中国相似为证，盖犹在疑信参半之间。最近则有著名考古家奈云，偕人种学家数人在墨西哥国越万滔地方寻获泥制古像甚多，面貌确与华人无异，其衣饰亦似为中国十数世纪之物。此外，又有泥造佛像数百，长约数尺。其塑法与中国近代木雕神像相似，盖亦千余年前中国之技术也。在此佛像之侧，又有古铜钱数十枚，以一中国绳索贯穿之。有此种种确据，乃可证明美洲大陆实由中国以最先发现者。其发现之时期，距今约一千五百年之久矣。故知美洲大陆之间文明，要当以中国为鼻祖也。”
“余按：南美洲厄瓜多尔国于前清咸丰年间开浚河道，曾获中国钱币数百枚，为新莽时代之物。今尚陈列其国之博物院中。又秘鲁国公园有华文太岁碑幢，乃为土人锄地时，于数丈以下掘得者，即此两事，亦可为中国人寻获美洲之证……”。
1917年，魏声也在《地学杂志·说郛》第二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吉林黑斤人与美洲印第安人同系说》，他写道：“美洲新大陆，未有余之踪迹，故以印第安人与吉林东北之黑斤人相较，其血统如何蜕衍，靡可证明。但黑斤人之社会情状，则余以居东年久，见闻有素。复视近人游美纪录，所述印第安人之风俗，盖与黑斤人有惟妙惟肖者。余由是知两种人之关系，加以研究，必为世界人种学上一极有趣味之事。”
美国加利福尼亚圣地亚哥大学教授詹·莫里亚蒂第三在写给我国古人类学家贾兰坡的一封长信中说：“……我相信我们找到了解决这个问题（指谁先到达美洲——引者注）的大门。三年来进行的水下考察，在加利福尼亚帕洛斯弗迪斯半岛浅水发现了几件石制品。其中的两件呈圆柱形，长4到6英尺，直径28英寸。中心穿孔，孔的直径约10英寸。第三件呈等边三角形，12到14英寸厚，中心有直径10英寸的穿孔。这些石制品都是用坚固的石炭岩制成的。”
“我们是在离加利福尼亚麦德西诺角约1千英尺的地方发现这些物品的。美国地质调查所发现过一个大圆形石。直径近23英寸，有12到14英寸厚，中央有8英寸的孔，它的外面包有一层2.5到3毫米的锰结核外衣。这无疑是来自于亚洲的石锚。1，它们可以古老到3千年（根据锰结核大致1千年生长1毫米的累积率计算）。2，在北美沿太平洋岸没有这样石制品的任何考古纪录。3，这样的石制品在亚洲却有作为石锚的考古纪录。”
“我核对过尼达姆的研究报告。他说，这种石滚子是筑路和农业上使用的，可以早到公元600年，中国航海者也常拿它作为石锚和压船之用……”（贾兰坡，同上）
我国航海史学家房仲甫在《杨帆美洲三千年—殷人跨越太平洋初探》一文中也说：“尽管重洋环绕，古代美洲并非与世隔绝。秘鲁山洞里的一尊奇特的裸体美洲女神铜像，向人们展示了世纪时中国同美洲之间已有了联系：她双手（石臂残）提着铜牌，两牌各铸‘武当山’3个汉字，字体近似南北朝的八分书。近在墨西哥发现一方‘大齐田人之墓’之墓碑，据认为是战国或秦末从山东半岛放舟美洲田齐人的埋骨遗迹。此类汉字，在美洲已发现了140多个。至于其他表明中国和美洲早有渊源的文物，就更多了……”
“在美洲海底发现的‘石锚’，为早期‘中国人横渡太平洋航海’提供了‘证据’。经对照古文献和实物，这石锚从开头到用途与我国古代船锭（锚）一致。为此，1979年8月19日刊于《人民日报》的‘中国人最先到达美洲的新物证’一文支持了莫氏的见解。此事曾引起美国和拉美国家一些学者的极大关注。”
1988年，秘鲁又有报道说秘鲁发现中国木乃伊：考古学家克拉贝最近在秘鲁首都利马东郊，发现一具中国木乃伊，据称可证实亚洲人比欧洲人早800年登上美洲大陆：“‘这具中国木乃伊证实中国人远在公元7世纪时，便有足够的智慧、航海技术和勇气，越过太平洋抵达南美。’死者年约30岁，随葬品中有两匹马、一辆车以及中国和秘鲁地图。木乃伊旁还有一些陶器，上面绘有印第安女子向一名东方男子顶礼膜拜的图像。克拉贝说：‘从种种迹象看来，那是一名中国男子，他抵达今日的秘鲁后，可能成为当地印第安人的国王。’”。
另外，还有许多其他方面丝丝缕缕的各种联系，如“中国龙凤艺术和美洲龙凤艺术的异同点，是中国龙凤艺术播迁到美洲的内证……美洲的龙凤艺术，与中国本土的相比，正与中国龙凤艺术的早期和原始状态相同，且与中国的东夷集团、炎黄集团古图腾有着明显的亲缘关系。因此，中国的龙凤艺术在它的萌芽时期就已传到美洲。这种传播同中国远古先民的大迁移是联系在一起的”。
“我们的祖先，可能很早就尝试从水上交通线（最初可能是采取靠近陆上交通线的水上交通线）去美洲，其中不乏从太平洋黑潮暖流漂流至美洲者。黑潮暖流是太平洋底海沟形成，是宽三十里的海上之路。一旦进入黑潮暖流区域，就会很容易地渡到美洲西海岸。”
“从以上我们的研究中，可以看到整个环太平洋区域都有古中国人的足迹。我们的先祖，早在远古时期，就在环太平洋区域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存，把中华文化与文明传播于整个环太平洋区域，至迟在五六千年以前即以创造了以中华文明为特色的太平洋文化圈”。
我们再回到孟席斯和他的那本《1421：中国发现世界》，在书中，他经常这样问道：
“没有人解释过为什么欧洲探险家当时有地图，是谁绘画那些地图呢？那里有数百万平方英里的海洋。”
“要绘那些地图需要到巨大船只。如果你说那不是当时拥有世界上最大舰艇的中国人，那会是谁？”
在这本书公诸于众后，他还时常提供些更新的发现，如当他在江苏太仓参观郑和纪念馆的时候，他指着郑和纪念画上的一匹马说，在墨西哥，他也见到了同样的马匹画像，而郑和的宝船也被澳大利亚人模仿，同样在船头画上了“船眼”，诸如此类等。
孟席斯1937年生于中国，那正是中国正式开始抵抗日本侵略的年代，1953年加入英国皇家海军，后任战略核潜艇艇长，在任期间曾执行过战略核威慑任务，现居伦敦。在这位艇长服役期间，他的潜艇曾沿着哥伦布、迪亚斯、达·伽马的航线行进行过航行，也许出生于中国、长期航海、对航海历史的兴趣使得这位艇长对中国明代郑和航海产生浓厚兴趣。为此，他历时14年，走访了120多个国家，参观了900多个博物馆、档案馆、图书馆，以考察和研究郑和的航海事迹。
在他的书中，他阐述了“中国人于1421～1423年环球航行的证据”，他的结论是：
1、16世纪欧洲首批探险家发现美洲和环球航行时，都使用了15世纪和16世纪初绘制的世界地图；
2、从15世纪初到哥伦布等人探险前，只可能是中国规模巨大的郑和船队到过美洲新大陆，做过环球航行，才有绘制这些世界地图的基础。
他所提供的证据是：
1、15世纪和16世纪初的世界地图和星象图；
2、欧洲首批探险家在美洲等地发现中国人及其移居状态、疾病特征、村庄名称、语言风俗、体育活动等记述、DNA分析；
3、在郑和船队可能到达的海域发现的古船残骸、铁锚、渔具等可能遗存物，出土瓷器、陶器、玉器、人工制品、祭祀用品和石刻建筑等文物；
4、欧洲人到达美洲等所谓的“新大陆”前，该地区已经存在采矿技术、农业种植技术，而且其它洲的动植物业已存活于当地的情况。
另外，支持郑和发现新大陆这一观点的也大有人在，如2005年2月5日马来西亚星洲日报报道，马来西亚理科大学生物科学系副院长祖菲加副教授就说，据历史考古最新发现，中国明朝航海家郑和的航海船队最早抵达南极大陆，他有此认为有望改写西方航海家最先发现南极大陆的历史。
他认为，郑和率领的庞大船队由中国启航，途经马六甲海峡、印尼亚齐、印度、东非沿岸后南下续航，于1422年抵达南极大陆。郑和船队发现南极大陆后从另一条航线返航，即经途澳洲大陆返回中国。
祖菲加进一步说，郑和回国后向明朝皇帝汇报航行，并说所发现的这些大陆都是荒芜之地，尤其是南极大陆，无开拓的意义。
然而，祖菲加几乎没有能提出什么证据。
但其他一些支持郑和发现新大陆观点的学者或者业余历史航海爱好者却提出了更为具体、更为详尽的证据，归纳起来，大致如下：
不久前，中国曾发现一张古老世界地图的临摹图。这是一张临摹在竹纸上的世界地图，在这张地图的右上角写有“天下全舆总图”字样，左下角写着：“乾隆癸未仲秋月仿明永乐十六年天下诸番识贡图 臣莫易仝绘”，地图正上方画有一个中国古代指南针方位盘，并写有“六合出行定图式”字样。这幅地图上明确注明：“仿明永乐十六年天下诸番识贡图”，即这幅地图是1418年间一幅名为《天下诸番识贡图》的仿绘品，仿绘时间为1763年，仿绘人为“莫易仝”。同时该幅地图的左上角写一行注解：“凡未加红圈者皆原图所未命名者”。这幅地图包括了南极大陆、北极和格陵兰岛，在美洲大陆和澳洲大陆也都有红笔圈注的注释。这幅地图即使在今天看起来也较为详尽，关于澳洲大陆和美洲大陆上面绘有较大的山脉和河流，并且关于美洲的注释中甚至写有关于美洲宗教和人祭的文字。如果这幅地图是的确存在的，那么就基本颠覆了现代历史常识：南极大陆发现于1820年，而西班牙殖民者踏上美洲大陆后罗马教廷曾发布禁令，禁止对印第安宗教进行研究，这一禁令直道18世纪末才被放弃。
这幅地图关于世界各地文明有非常简明而又精确的描述：
如北美阿拉斯加附近一处有红笔圈注：“此地人种亦如契丹、蒙古，以鱼为食”，这实际上就是指爱基斯摩人；
在北美洲腹地处有红圈注释道“此地土人肤色黑红，头腰皆披鸟羽，亦有食人之习也”，显而易见，这是对北美印第安人的描述。
在南美洲处有两个红笔圈注：“有城市皆用巨石而建，故曰其石城也”，“此地之民信教曰巴拉卡，以人祭之，以火拜之”，前一个注释应该是指印加帝国。我们知道，印加帝国是一个高山国家，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城市都是建筑在山巅之上的，而且许多城市建筑都是以石材为主，这至今令人感到不解，印加帝国始终没有发明车轮或者类的工具，那么它是怎么解决交通和建筑这样的长久而重大的问题得呢？印加帝国起源于13世纪左右，15世纪中期达到全盛，16世纪30年代毁灭于西班牙人殖民者的攻击之下。另一个注释是指位于秘鲁中古时期印第安人信抑的“帕拉卡斯（Paracas）”宗教；
澳大利亚陆地上的红笔圈中注有“土人肤亦黑色，皆不着衣，腰坠骨器，皆有食人之习也”，这自然是有关澳大利亚土著人的注释；
非洲南部红圈中的注释为“此地人种肤色如黑漆，齿白，唇红，发卷”，此注释所描述的是非洲黑人；
亚洲西亚地域中红圈内注明“自东向西出嘉裕关，凡有城市其民皆信回教，奉莫哈莫德，其庙皆用土石相砌，凡壁皆用宝石相嵌，进入庙堂皆需更衣沐浴也，吾中土亦有，甚笑也”；
在亚洲和欧洲交界处有红圈注释，“此地人种深目、圆眼，头缠长布，宽衣长裤，女子出门皆裹面而行，违者治罪也”；
在东欧部分有红圈注释：“此地人多奉上帝，教名曰景也”。
《天下诸番识贡图》有一句“一于永乐十三年，隋正使太监马三宝等往榜葛刺诸番直抵忽鲁谟斯等国，开读赏赐，至永乐十六年回京。”字样，这表明这幅地图出自郑和船队，或者出自这一时期。实际上，《天下诸番识贡图》是源自《星槎胜览》，《星槎胜览》成书于1436年（明朝正元年），署名作者为费信。费信也是一个伊斯兰教徒，明永乐七年至宣德六年间曾四次随郑和下西洋。《星槎胜览》即是费信关于四次下西洋的记录。现今这本书已流传出多个版本，这些版本大致可以归为两类：两卷本和四卷本注。这两个版本一个细节区别在于其中四卷本自序中提到“采辑图写成帙”（即书中附图之意），而两卷本自序中缺少一个“图”字。因此猜测，两卷本为费信所作的原版，而四卷本是由他人在两卷本的基础上附图编辑而成，其目的是用来呈报明朝皇帝，附图自然是为了一目了然。
第二点证据、或者说争论是，郑和的船队到底向什么方向航行、航行到多远？这首先需要明确一个概念，即明代所谓“西洋”这个概念所指究竟是何？据历史资料记载，“西洋”概念起源于宋元时期，对应的自然就有“东洋”一词。但宋元时代的记载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划分范围。真正明确划分的就是在明代，《瀛涯胜览》和《西洋番国志》记述道，“苏门答剌国乃西洋之总头路”；明万历四十五年张燮所著的《东西洋考》记载：“文莱国即婆罗国，此东洋最尽头，西洋所自起处也，故以婆罗终焉。”可见，明朝时期的“西洋”以现今苏门答腊岛西北角为起点，向西囊括印度洋、阿拉伯海、大西洋和太平洋，最终截止于文莱。“东洋”包括现今的南海、东海和日本海。
值得一提的是，以苏门答腊岛西北角划分东西洋并非是一种随意划分，而是依据了海洋航行的特点：明朝时期对东、西洋界线的划分与海洋洋流、风向和针路（即航行路线）有密切关系，由于开往西洋的船舶以朝西航向为主，故命名为“西洋航路”，由此到达的地区概称为“西洋”；而驶向东洋的船舶以朝东航向为主，故命名为“东洋航路”，由此到达的地区概称为“东洋”；同时由于季候风的作用，东西洋船舶均不能逾越的文莱则成为东西洋的分界点（见1996年南京郑和研究会编《走向海洋的中国人》编载的陈佳荣《郑和航行时期的东西洋》一文和1988年《中国东南亚研究会通讯》第3、4期合刊刊载的李金明《明代“东西洋”分界考》一文）。一千多年以来海洋洋流几乎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从现今的海洋洋流我们可以看到上述观点的依据。
第三点证据是，在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前，即1431年冬季，郑和与船队主要官员和将领至长乐南山拜祭，并在此树碑立传，这就是“天妃灵应碑”。这面碑文成为后世研究郑和下西洋的主要历史资料之一，其中有两句可作为郑和船队航行方向和航行距离的较为明确的判断依据。这两句话是：“皇明混一海宇，超三代而轶汉唐，际天极地，罔不臣妾。其西域之西，迤北之北，固远矣，而程途可计。”其中前一句是在说明1431年间明帝国的疆域已经相当广阔，大意是说当今帝国统治的疆域已经超越前三代皇帝时期，也比汉唐时期更为广阔而强盛，普天之下天之所际、地之所极都已臣服。而第二句则至关重要，关键就是对“西域之西、迤北之北”这两个地理概念的判读，究竟西域之西到底是指什么地方、迤北之北到底所意何在？
中国古代关于西域的概念通常有狭义和广义两个，狭义是指玉门关以西、葱岭以东这一区域，位于中亚腹地；广义则是泛指玉门关以西的所有地域，可以涵盖欧洲和北非。那么“天妃灵应碑”中的“西域之西”应该指的是哪里呢？我们可以从明帝国永乐年间的《西域行程记》和《西域藩国志》看出，这两本书所指的西域均已远远超越以往狭义的西域概念；另外，从郑和时期另一个碑文记载的情况也能看出，“天妃灵应碑”所指的概念也证实了这一点。明宣德六年，建有关于郑和航海的另一碑文，即“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蹟记”（简称“通番事迹记”），其中记载道：“直抵于西域忽鲁谟斯等三十余国”，而忽鲁谟斯位于今天的阿拉伯半岛，郑和船队所抵国家还有阿拉伯半岛的阿丹国、北非东岸的木骨都述国等，故“天妃灵应碑”所指的西域之西应该一直延伸到北非东岸。
关于“迤北”的概念也同样，迤北通常指明长城以北的广大区域，并没有明确的地理限定，但通常应该延伸到西伯利亚地区。然而，这是指陆地范围，实际上，我们不应该忘记，“天妃灵应碑”纪录的是一件伟大航海事件，那么原本用来指陆地的地理概念此时应该转移为代指海洋，而海洋的范围要远比陆地广阔，如西域之西这个概念在此这应该指从印度至非洲东海岸整个印度洋区域。相应地，迤北之北则应该指自日本、库页岛更北的范围，那是哪里？很显然，这是指阿留申群岛和白令海峡。而西伯利亚、阿留申群岛和阿拉斯加这一广阔区域属于寒冷地带，鲜有人居住，更无国属，因此就不像阿拉伯半岛那样能够留下清晰、明确的国家称谓，在航海纪录中也就难以留下什么确切地记载。
而且，“天妃灵应碑”还有一个明确的纪录就是那句“固远矣，而程途可计。”也就是说，郑和船队已经去过这些地方，因此才能对航行到这里的具体里程了如指掌，否则不会有这样一句“而程途可计”。另外也说明，郑和的七次航行至少不是每次都重复沿着海岸线向西航行，而是至少存在两大方向：向西进入印度洋直抵非洲和向北抵达白令海峡及北美沿岸。
第四点证据就是关于“郑和航海图”。一般认为，“郑和航海图”的制图方式与“长江万里图”一致，均为一字展开式长卷。在航海图全部完工后收入《武备志》，此时为书本式。航海图全图共计二十幅，以航路为主线，然后绘制航路所经之处地理、地势，并配有简略说明。这种绘图方式与今天通常以地理方向、经纬度为基准的模式不同，郑和海图不是以地理方向为准，而是以航路为准，因此等于将曲折迂回的航线拉直，然后把周边地理配上，这种方式在今天看来颇为古怪，但在当时没有经纬度、南北极坐标的情况下却是一种较为适用的绘图方式，这种绘图方法被称为“关系位置法”。
这郑和航海图中，最引人注目的在第17幅至第19幅中，在苏门答腊岛下方绘有一片海岸线较长的陆地，一般来说，学术界普遍认为郑和航海图中所标示的地理均切实存在，只是有时比例失真或位置颠倒。那么，这片陆地是指哪里呢？在这片陆地前部上方还画有一个岛屿，并注有“石城山”字样，岛屿旁则写着“有人家”，陆地末端处有几座岛屿，其中最大者注名为“虎尾礁”。
对比现代地图，在苏门答腊岛西南方向为非洲东海岸和南极洲，但如果考虑到航线可能反转或者回航，那么这片大陆也可能是澳大利亚；因此，这片大陆果不考虑距离，那么应该表示的是南极大陆或者澳洲大陆——这并不表示为了沽名钓誉而牵强附会，而是考虑到在一字型长卷地图中，往往会把甚为遥远的大陆用远景海岸的方式表示出来，在此并不注重距离的远近。
第五点证据，《瀛涯胜览》中马欢有一首《瀛涯胜览纪行诗》，其中有一句为“舟人矫首混西东，惟指星辰定南北”。一般来说，在航海中东西方向较为容易辨识，因为有日出日落可佐，但在这句诗中却出现“混西东”的情况，显然是因为船队处在一个难以辨识东西方向的地方，即日出日落不在出现，而是出现白夜或者黑昼现象，而这样的地方只有南北极圈内，在这里只能依靠星辰来辨别南北。
这些证据我们既无法完全否定、也无法给与确凿证明——但我们却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郑和是否发现了美洲大陆，这就是文明中的视而不见的“驿道孔隙传播”正如汉武帝并不了解同时代的罗马帝国，但罗马人却已经以穿上昂贵中国丝绸为炫耀的资本；欧洲人还在努力寻找传说中的中国的时候，他们不知道，他们手中的武器正是得益于中国人发明的火药，在欧洲人把人类带入全球时代以前，文明技术和一些物品的传播远比人们的亲眼所见要早得多、快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