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再把视线转移到中国，看看在欧洲深受阿拉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封锁的时期中国人在海上的活动。
在以往，我们一直受近代中国在海洋中接连不断的挫折和耻辱的影响，如鸦片战争、甲午海战等让中国一跪再跪，这使得许多人认为中国是一个海洋弱者，是一个正统的大陆文明，在海上一无是处，实际上，历史上的中国正相反，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古人类学家艾伦·索恩也写道：“当尼德特人还在欧洲的山洞里冻得瑟瑟发抖的时候，来自印尼和中国两地的人们，就已经学会了建造和使用船伐，怒海行舟了”（艾伦·索恩：《澳大利亚土著人的根在中国吗？》，载《参考消息》，1984年8月20日）。
在15世纪初，中国这时已经具备了远洋航行的能力，其实中国的海洋航行经验相当丰富，并且创造了许多航海技术。中国造船工程师先后发明了橹、舵和水密隔舱，在吸收东南亚造船技术的基础上，中国人首先实现了舵帆联操调戗技术、尖底远洋帆船、撑条式可折叠纵帆、多桅帆装等技术，中国远洋船因此在坚固性、水密性和操纵性等方面远远优于欧洲同时代远洋船，而且中国船的吨位很大。在唐末五代时期，中国帆船就以体大坚固、易于操纵、安全性高著称于印度洋。在当时，从事中国-印度-阿拉伯的海上贸易的主要是阿拉伯人和印度商人，而且同时期的印度和阿拉伯也拥有卓越的航海技术和造船技术，但阿拉伯人还是认为乘坐中国船较为安全。
由于与日本、越南（安南）、南洋及印度、阿拉伯等地的海上贸易十分繁盛，因此，实际上中国在郑和时代对外界的了解也以已经相当广阔。从三国时代到元代，中国积累的相当丰厚的海洋和各国知识，此类著作也相当多，我们可以按照时间顺序稍加整理，就会发现中国在海洋方面的技术积累和经验积累，而这显然是一个历史递进的逻辑：三国东吴朱应的《扶南异物志》、康泰的《吴时外国传》、万震的《南州异物志》；三国之后，东晋时代法显著有《佛国记》；然后是唐帝国时期，贾耽著有《新唐书地理志·广州通海夷道》、还有义净的《大唐求法高僧传》；宋代周去非的《岭外代答》、赵汝适的《诸蕃志》；元代有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汪大渊的《岛夷志略》等——显而易见，中国的海洋经验始终没有中断，而且一直在稳步增长。
永乐三年（1405）年六月十五日，明成祖决定向海外派出船队，他派遗郑和出使西洋，由此揭开了郑和七下西洋的序幕。
郑和（1371——1435），出生于云南昆阳（今晋宁），回族，原姓马名和，小字三宝。也许是他自己沽名钓誉，也许是后人为其增光添彩，传说他是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的37世孙。但郑和及其家族的确都是虔诚的伊斯兰教徒，他的祖父及父亲都曾到伊斯兰教圣地麦加去朝圣。
郑氏家族在昆阳是一个伊斯兰教名门望族，他也因此有幸受到良好教育。郑和幼年参加明军，后来成为燕王朱棣的宫廷太监。《明史》郑和传记载道，郑和“自幼有材志”、“丰躯伟貌”、“博辩机敏”、“谦恭谨密”、“出入战阵多建奇功”，这都是些溢美之词，但应该不算夸张，郑和的确得到了朱棣的赏识。当朱棣成功从其侄子手中夺得帝国的权力后，郑和也受被提升为内官监太监，永乐二年（1404年）赐姓郑，从此名郑和。
明帝国时期中国已经拥有当时世界上一流的造船技术，郑和船队所使用的远洋船只在性能、装备上都是当时最先进的。都是当时世界一流的。船队中有许多大型船舶，这种船被称为宝船。宝船最大者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中型宝船长三十七丈，宽十五丈。宝船上共有九桅十二帆，十六橹至二十橹，舵重4.8吨。1957年5月在南京下关三叉河明代宝船建造基地遗址上发现一个巨型舵杆，铁力木制成，全长11.07米。经测算这支舵的高度应在6.25米左右。
而且郑和船队规模也是令人震惊的，这是一个庞大的船队，人员配备相当齐全，有水手、士兵、采办、工匠、医生、翻译等，共计27800多人。郑和船队拥有数百艘船，其中仅有宝船就多达62艘。在郑和的船队中，宝船中满载丝绸、瓷器、金银、铜铁、布匹等物。
郑和船队从刘家港出发，这个起锚地就是今天江苏太仓浏河镇。郑和船队在福建和广东两地短暂停留后离开大明帝国的海岸线，首先到达占城（今越南中部），然后抵达爪哇，接下来是旧港（今苏门答腊岛东南部巨港）、南巫里（今苏门答腊班达牙齐）、锡兰（今斯里兰卡）、古里（今印度卡利卡特）等地。
郑和前三次下西洋到达的主要为今东南亚的越南、柬埔寨、菲律宾、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缅甸及南亚的印度等国沿海地区。每到一个国家郑和都以中国使者的身份登上海岸进行访问，向他们颁赐锦绮纱罗、瓷器、金银等礼品。
郑和船队航行到锡兰时，今日的科伦坡只是一个小海港。当时锡兰科提王国的首都就在这里。郑和登上了锡兰海岸，当地官员、僧侣、商人（包括中国商人）在码头欢迎中国船队的到来。郑和对锡兰佛寺进行布施，并立下碑记。碑文中写道：“谨以金银织锦、纺丝宝幡、香炉花瓶、表里灯烛等物，布施佛寺以充供养，惟世尊鉴之。”事隔500余年后，该碑在锡兰岛加里镇发现，现保存于斯里兰卡博物馆中。碑文是用汉文、泰米尔文及波斯文所刻。它不仅是中斯两国友好交往的珍贵文物，而且是郑和登上锡兰海岸，并在锡兰佛寺进行布施的见证。
郑和的第四至第七次下西洋远航中，最远航行至非洲东海岸。途经主要国家及地区有满刺加、爪哇、占城、苏门答腊、阿鲁、锡兰、柯枝、古里、甘把里、阿丹、刺撒、南渤利、彭享（今马来西亚彭京河口）、急兰丹（今马来西亚哥打巴鲁）、加异勒、忽鲁漠斯（今霍尔木兹海峡格什姆岛）、比刺、淄山（马尔代夫群岛）、孙刺、木骨都束（今摩加迪沙）、麻林（今肯尼亚的马林迪）、仆刺喹、苏禄、沙里湾泥、竹步（今索马里）等。郑和历经艰险，在28年（1450-1433）年航海生涯中到达东南亚、南亚、伊朗、阿拉伯、非洲东海岸和红海沿岸共30多个国家和地区。
当你通读中国历史的时候，你得到的印象是，中国尽管拥有漫长的海岸线，但似乎这各国家与海洋没什么关系，中国历史中关于海洋的描述总是一笔带过，或者甚为简单的寥寥数语，而与水有关的事件、战争等也大多限于内河湖泊，因而总体上感觉中国是一个标准的内陆国家。实际上，中国看似在海洋方面的发展远不如内陆，但直到19世纪一直是世界文明中的重要角色，无论其技术还是航海规模从未落后于人。李约瑟博士在《科学与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一文中评论说：“中国人一直被称为非航海民族，这真是太不公平了。他们的独创性本身表现在航海方面正如在其他方面一样。”
直到近些年我们才开始正视我们的海洋史，有时也不由得说：“我们的祖先，面对浩瀚辽阔、广袤无垠的太平洋，远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恐惧”（廖奔：《中华远古的海洋文明—谈〈龙凤文化渊源〉》，《光明日报》，1988年9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