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并不是我们所想的那样，我们的遗传特性无处不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我们无边界的世界也在教育中不断被人为分割。
威廉·詹姆斯（美国最著名的心理学家）反复强调：“我们通常清醒的意识只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认识，然而所有关于这种特殊形式的意识就像是通过屏幕的影像分割了所存在意识，真正所存在的意识形式是完全不同的。”
在我们的成长中，很多“真正的我”被压抑，取而代之的是社会的印迹。这些印迹往往带有很强的局限，这些局限总是束缚真实的我。
一个姑娘爱上了一个小伙子，她爱得非常深，遗憾的是这个小伙子还不知道。我问她：“为什么你不向小伙子表白呢？”她不好意思地说：“在我们这个社会不都是男孩子追女孩子吗？哪有女孩子追男孩子，这样别人会笑话的。”这里我们把完整的世界分割成只有男性追求女性才是好；在唐代我们因为皇帝喜欢的贵妃身材比较胖，于是乎全国上下都效仿以胖为美。这里我们也开始把世界分割成皇帝喜欢的就是好；曾几何时，我们并没有在意胖和瘦，我们更多地关注的是健康。改革开放我们跟上了美国等西方的思潮，我们不自觉地走入到另一个极端，于是减肥又成为一种时尚，在这里也进行了分割，认为美国的标准就是好，包括美的标准。
有些社会的烙印不是我们本身能够控制的。由于我们出生后没有任何防御能力，显得非常脆弱并完全依赖成人的呵护才得以生存，因此为了生存我们需要培养一种控制环境的手段或能力，然而我们在不断发展壮大自己的过程中，却也有意或无意地在分割世界———编织自我束缚的茧。
分割的形式多种多样，笑比哭好就是一种。比如婴儿不由自主的笑会让妈妈变得高兴，妈妈为此会给婴儿更多的拥抱和亲吻，还可能有更多的耐心，作为婴儿来说，这种拥抱和亲吻是我们所需要的，第一次我们把自己的笑同妈妈的笑联系起来，知道妈妈的笑对我们是有利的，我们学会了简单的逻辑，我们的笑→带来妈妈的笑→妈妈给我们更多的关爱，这里的简单逻辑就是一种设限：笑比哭好。
这种设限进一步发展并繁衍出多种形式，心理学上成为“泛化”，其中的一种可能的形式就是：让别人高兴我们才能有收获；于是我们逐渐学到了取悦他人的技巧，因为我们有所收获，取乐他人发展的结果让我们逐渐失去自我，我们看到别人不高兴时，我们就会产生焦虑，我们会设法让他人高兴起来，因为取悦他人已经成为一种习惯，虽然他人的不悦可能不关我们的事，虽然我们从理智上也知道这个事实，但是我们已经不能避免，我们总是设法去取悦我们周围的每一个人。
我们生活中就有这样一些人总是活在别人的世界里，他们感觉到特别的累，因为他们心理已经失去了自由，取悦他人是多么的不容易。所以我们经常能听到很多人说，我实在不想干这个工作，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使父母高兴。
人的愚昧也容易给我们戴上桎梏，特别在中国广大的农村，我们很多人受教育的程度有限，很多的事情人们不能解释，为什么有的人运气好，有的人运气差？为什么有的人身体好，有的人身体差？为什么有的家里生男孩，有的家里生女孩？当家里的主人去祖坟上烧了纸而得到了一个男孩时，他们就认为这是祖宗在显灵，这时就对祖宗的力量特别敬畏；在人们吃药的过程中，药物的作用还没有完全发挥作用时，人们请来巫师作法，当法事完毕并同药物发挥作用刚好吻合时，人们就会更相信巫师的作法起效了，于是就对巫师特别畏惧。
由于很多的事情我们不能理解，我们就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很多人认为女人的内衣不能放在男人的衣物上，因为这样会让男人倒霉，很多人就战战兢兢地宁可信其有了。农村人说雷电专门劈死那些不孝顺的人，很多人都害怕，我们的长辈经常用这样的话来教育我们：你不孝顺将来小心遭雷劈。我们长大了，我们知道这些是谎言，但是因为父母曾经说过我们不孝顺，所以当我们一听到打雷的时候，我们下意识还是很害怕的。
利益的驱使也很容易形成枷锁，有一个学生来到我的咨询室，她现在经常威胁妈妈要自杀，她为什么想自杀呢？原来在她很小的时候，一次无意识的行动给了她自杀的理由。
一天她爬到洗衣机上去了，她做出要飞的样子说：“我要飞了”，不远处的外公看到孩子要跳下来，急忙说：“乖乖，你千万不要跳呀，外公给你买什么都行。”
孩子听到了高兴地说：“我要糖吃”，外公应允了她的要求，孩子喜出望外，觉得跳洗衣机还能有糖吃，孩子不自觉地做了某种联系，跳洗衣机→有糖吃。
下一次孩子如法炮制，果然又有所获，孩子用同样的方法对外人，觉得不灵，于是弃而不用。下次孩子发现在家人面前用其他的方法如绝食、自残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孩子就接受了这种让她“受益”的方法。这种自残的方法刚开始是无意识的偶然事件，后来就是一种有意识行为，最终变成一种潜意识行为。
上述事例是在利益的驱使下完成的，还有一种是在黄荆棍下完成的，由于我们年龄小，我们必须唯父母或长辈是从，否则我们会遭到皮肉之苦。特别是在我们崇尚黄荆棍下出好人的这样一个社会里，这种束缚我们更是随处可见。
我们小时候都有遗尿的经历，由于我们身体的机能发育尚不完全，当我们遗尿时，作为惩罚，不耐心的妈妈可能会打我们的屁股，或者会对我们吼叫，我们第一次会感到这是“坏”。在我们生活中，我们很多人都有遗尿这样的经历，我记得我在五六岁的时候还有夜间遗尿的经历，为此爸爸妈妈会很严厉地训斥我，自己为此感到很恐惧。我的一个学生也是不小心而遗尿在自己的裤子上遭到爸爸妈妈的打骂，因为害怕爸爸妈妈打骂，有一点尿就上厕所，为此养成了经常上厕所的习惯。
你的同桌掉了一只笔，你捡起来也可以，不捡也无可厚非，但是在黄荆棍下教育而成长起来的就另当别论了。
他小的时候，妈妈把笔掉了，让他捡起来，他没有捡，为此遭到妈妈严厉的训斥，他知道错了，但是妈妈的训斥也让他心理很难受，以后妈妈的笔掉了，他就会主动有礼貌地把笔给捡起来；有一次他做作业的时候笔掉了，他让妈妈把笔捡起来，妈妈帮他捡起来了，这次妈妈又把他教训了他一顿，原因是他没有向妈妈道一声谢谢。
在“完美”的妈妈教育下，他又向完美迈出了一步，在向完美进军的同时，他又失去了一点自我，又加了一根捆绑自己的绳索。于是就有下面的故事：
同学的笔不小心掉在地下，他心理很不舒服，这只笔让他如坐针毡，为什么呢？
原来妈妈的训斥虽然已过去多年，他可能已经忘记了过去的故事，但是妈妈教训所积压的能量并不因时间而消失，过去的事件带着消极的情感被压抑但并没有被彻底粉碎，只要现在场所同过去相雷同，能量就会被释放出来，所以同桌的笔掉了，他不捡心理很不舒服。为此他向我咨询，下面是一段咨询笔录：
学生：“我同桌笔掉了，他为什么自己不捡，偏要我帮他捡呢？”
老师：“你可以帮他捡，也可以不帮他捡，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学生：“我如果不捡的话，我心理会很焦虑。”
老师：“那你帮别人捡一下也行，不就是举手之劳吗？”
学生：“问题不是捡笔这件事。”
学生：“让我最生气的是，我帮他捡笔，他连谢谢都不说，真没有教养！”
他是挺完美的，但是我们所处的世界因地域不同；或因教育程度差异；或因文化背景不一；或因风俗的多样化，不可能每个人都同我们一样完美。
很多人把“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作为人生的座右铭，看上去多么美好但是我们做不到，不是我们不愿意做，而是心理的规律决定的。准确地说“一个爱自己的人才能爱他人”，因为任何敌意或消极思想在伤害他人的同时，也会无条件地伤害自己，就像同学把笔掉在地下这件事一样，同学的笔掉在地下，他不捡起来他“就是没有修养”，如果他自己的笔掉在地下而同学不帮他捡起来，他就会说同学没有教养，也可能他没有说出来，但是内心声音伴随巨大能量会告诉他“这是没有教养的行为”，他不说并不等于他能原谅同学的行为，因为内心的感受不是他所能伪装的，为了“宽以待人”他唯一可能做的就是继续压抑我们的情感，当然时间长了就会出现各种心理问题或疾病。
“好”和“坏”更是把一个自由的世界设置了万道栅栏，把我们束缚得动弹不得。笑容本来是好事情，当冠以“坏”的帽子时，我们就会把笑容收敛起来，比如当一个人笑得正欢的时候，我们说他是傻笑，于是他就会收起笑容，特别是当我们很小的时候，我们就可能因为自己是“傻笑”而变得不苟言笑。
从众心理让我们特别害怕自己会变坏，总是想同大多数人相同。有一个中年妇女来到我的咨询室，她的妈妈离过三次婚，当她还在读小学的时候，她听见别人议论她父母离婚，她觉得很丢人，于是下决心要做一个“好”女人。
长大了，为了做一个好女人，她拒绝同任何男性来往，一次她爸爸想开一个茶楼，茶楼里内设麻将馆，爸爸知道女儿有同学在工商局当领导，求女儿找这个同学，费了很大功夫，她才同意请她的同学出来吃饭，让这个同学为爸爸的麻将馆开绿灯，吃完饭后同学邀请她去跳舞，她给了这位男同学一巴掌并骂道：“流氓”！就是“好”女人这个绳索让她在社会生活中举步维艰。
有时人类的“智慧”也使我们画地为牢。我们人类是非常智慧的，但是有时却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如果是不正确地运用了我们的智慧，我们就会被自己的智慧所囚禁。当我们被囚禁的时候，我们尚不知道人生为什么这样苦不堪言？甚至在我们的智慧所设立的局限面前找不到开启的钥匙，这对我们人类来说有时又是一个嘲讽。
这就像小说《弗兰肯斯坦》中所描述的一样，弗兰肯斯坦是位科学家，他通过实验创造了一个怪物，怪物本来心地善良，乐于助人，但是因为相貌丑陋，不为人类社会所容，没有人愿意接受他的好意，所有人都拒绝他、驱赶他，他向往爱情和幸福，但得到的却是歧视和追捕，他请求科学家再给他造一个同类，却遭到了拒绝，他的一生悲惨胜过快乐，他不顾一切地向人类复仇，最后与他的创造者一起同归于尽。如果弗兰肯斯坦和我们智慧的人类能够接纳他所创造的怪物就是他本来的样子，这种悲剧就不会发生。
这部小说是不是能给了我们一些启迪呢？这样的悲剧在我们的生活中其实天天都在发生，但我们人类却没有引起警觉，我们天天在制造人类的怪物。我们人类“美学家”们在不断杜撰美的标准，比如高鼻梁、双眼皮、白净的皮肤、三围尺寸，在生活中我们标准太多了，男士低于一米七是“三等残废”；做女人要“挺”好；男人要顶天立地；女人要做窈窕淑女。
这些标准出炉后，社会就根据这些标准来判断美和丑，于是我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制造了无数的“怪物”，因为人们同这个标准有差异，社会开始歧视他（她）们，不能接纳他（她）们，于是这些“怪物”内心开始产生嫉妒和仇恨，他（她）们中间有些人开始报复，他们想同“美学家”这个现代的弗兰肯斯坦同归于尽，这样的事情，朋友们在生活中遇到的一定不少。
有个女孩30岁，她想杀死所有的美女，她现在天天在网络游戏上杀人，感觉自己很有快感，很有成就感。当问她为什么想杀自己的姐妹时，她说因为自己很丑，自己在生活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没有男人喜欢自己，自己没有好朋友。觉得社会对她不公平，她不明白自己的父母为什么要生她这样一个“残废”，有生不如死的感觉。
难道这个年轻女性扭曲的心灵不是我们这些现代的弗兰肯斯坦制造的吗？现在还有很多的人还在整天热衷于所谓的选美比赛，在选美比赛的同时，她们就在不断地制造“怪物”，不断地制造扭曲的心态，制造更多对社会的仇恨。
如果我们接纳所有的人就是她本来的样子，我们就没有美女，当然我们这个社会也不存在怪物了，我们不就少了一些歧视，少了一些仇恨，这个社会不就多了一些和谐吗？当然这些所谓的美也都是一个观念而已。
对真正的好坏鉴别是有益的，能帮我们适应社会。如为了不让自己落后，不断超越自己，给自己一个强大的动力，让自己不断取得成功，为了找到好的工作，我们在学校里努力学习让自己的成绩表现优异；为了抵御疾病，我们让自己的身体变得强壮而不断锻炼身体；为了不让自己挨饿我们赚很多很多的钱而做些储备；同时“好”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反映了一个社会的认同，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秩序，便于人们的交流。
当然很多扭曲的思想也是打着让自己受益的光环，在光环的背后其实埋藏着陷阱。东西南北只是一种方位，但是在我们这样的古老国度里，坐南朝北就是好，因为那是天子的朝向；日升日落、白天和黑夜只是一种自然的规律，是不是因为主席说过“你们就像八九点钟的太阳”，一些人就开始讨厌日落和黑夜；前、后、左、右，只是人们交流的一种识别方式，但是在我们老家就是以“前”为好，房子要靠前，以至于依山傍水的农门沟房子不断靠前，人们宁愿自己家的院子小，因为“前”能带来好运，有的人就是因为别人的房子比自家的房子靠前而大动干戈；知识是非常有用的，但是知识不全等于书本知识，更不等于应试成绩的高低。
我看到某市一所学校标榜自己是教育专家，他们怎么成为专家的呢？天天做习题，暑假作业一大堆，学校实行封闭式管理，孩子的考试成绩是上去了，但是孩子的创造力被抹杀了，在某个城市或者国家的考试中取得了好成绩，但是在未来的竞争中，一定会败下阵来。所以这样的教育专家充其量就是考试专家罢了。
过去我们觉得美国人很笨，用我们的眼光去观察他们，他们看上去似乎是愚蠢得不可思议。我曾经在美国送过外卖，客人用50美元付账，实际花费18.6美元，很多美国人不知道要找回多少钱，甚至很多人要用计算器来算。还有很多美国人不知道日本和中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大多数美国人不像中国人知道美国总统和俄罗斯总统的名字，他们对中国国家主席和俄罗斯总统的名字是一无所知。
但是他们知道他们想知道的，有的人他们明知道地球物理这一行不赚钱，但是他们想知道其中的奥妙，虽然作为一个科学家，可能只拿三万到四万元的年薪，但是他们愿意这样做，因为他们有兴趣。所以他们很容易获世界最高的学术奖———诺贝尔奖。因为他们不像我们追求博学，更不追求考试专家的称号。
但是为了“好”，我们会无意牺牲很多真正的自我，特别是在我们这样一个传统社会，“好”有时就是一种陋俗，身体强壮没有什么不好，但如果说某人四肢发达，大脑简单我们就会很讨厌，因为此时我们为了聪明的“好”而排斥四肢发达的“坏”；重庆武隆县有一种说法，就是孕妇穿过的衣服男人碰了不吉利，武隆县的很多人就是这样相信的，当然在当地遵循这种习俗的人们才能称为“好”。
大家所熟知的“听话”、“乖”就是一种好，其实我们发现“听话”、“乖”有时就是一种因循守旧的代名词，在中国很难想象大学一年级退学而创办自己的企业；更不可能有小学五年级退学去创办自己的杂志而一举成名的前英国维珍利亚集团董事长。当然英美等西方国家他们也有自己的“好”，这些“好”也无形地在束缚着他们。
当然逆反心理也可能让我们形成局限。一个男孩子本来是很喜欢吃肉的，他妈妈在切肉的时候，他吃了一块，妈妈打了他一巴掌，他觉得挺受委屈的，当回锅肉做好了的时候，妈妈让他吃，他生气不吃了。
粗心的妈妈并没有在意孩子的举动，但是孩子的逆反心理从此开始同妈妈较劲，以后妈妈做好的肉，他就不吃了。
当然刚开始时他还是想吃的，只是想“报复”妈妈，时间一长孩子就真的不想吃了，孩子刚开始时对他行为背后的意识是非常清楚的，但是时间一长，他也不清楚了。妈妈就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妈妈从一开始就说：“这孩子怎么现在不吃肉了呢？”直到后来妈妈说：“我这个孩子从小突然就不吃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