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为诗，不好险，语平而有机杼，时以为东阿再世。
时少年或嘲曰：“不作新诗好古风，儿童弱冠学老翁。”
帝解曰：“尔曹身与名俱灭，尚见黄山不老松。”
时黄山尚名黟山，帝曰：“此山轩辕氏得道飞升处。”
乃赐墨曰“轩辕台”、“黄山”，迹在黄山三十六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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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弟，你怎么不动笔？”
王羲之志不在此，并没有下笔的打算。
两人份属义兄弟，兼为同学，不便以师徒相称，就序了年齿长幼。
对于小绍雪泥鸿爪的惊艳，京口太学一系自然深知。除了在奋笔疾书的孙盛，苦思冥想的王述。早已搁笔的周顗，不曾动笔的小槐和宋袆，都盯着小绍。
小绍被盯的有些不自在：“我写，我写还不行么。”
小绍思考着：写什么好呢？
并不是找不到好抄的诗词，诗不及序也不是问题：《滕王》千古，几人记得“画栋朝飞南浦云”？《兰亭》山水，而今安在？
但“嵇叔夜俊伤其道”，一篇千古名篇，固然能在士林中树立良好的声望，同时也会给自己打上“雅好清谈，不通世务”的标签。
古典诗歌的发展，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
六义源出上古，人始别于禽兽，以音声相合，直抒胸臆。
及至中古，服衣冠而知廉耻，孔子废有邪而斥淫奔，建立礼乐。
孔子自以为在重建上古时代的道德，殊不知对上古的美化乃是春秋没落士族的通病。
方田之时，刀耕火种，民不裹腹；俑在殉后，作俑实属无奈之举。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近古之时，儒家说“天下可运于掌”，道家说“治大国若烹小鲜”，佛家说“像法时代”。
太阳底下无新事，空前的文化繁荣，造就了“改天换地”的一代人。大汉如此，罗马如此，日不落帝国如此，伟人如此。
汉儒以己为绳矩丈量万物，空前赞颂人和人造物。“赋”的兴盛伴随着主题的单一，随之而来的是诗歌发展的停滞。
建安文风打破了大赋对文学制高点的垄断，代之以言志诗，歌颂的重点从物质转向精神。
魏晋尚玄谈，催生了鸥鹭忘机的玄言诗。
随着五胡乱起，国事日非，玄言诗发展成避世隐逸的田园诗（陶潜），只谈风月的山水诗（谢灵运），再与佛教文化融合，形成了清丽脱俗的六朝诗。
唐朝建立后，痛苦中积蓄已久的汉民族意识，与切肤的离乱之痛爆发了。汉民族迫切的切断六朝的印记，文学界形成了一种主张刚健的“四杰体制”。
四杰的艺术成就是高超的，但他们的“承汉制，废齐梁”则显得空洞得多。正如文艺复兴打着复兴古希腊的旗号，但那只是用来安抚外行人的。
四杰的边塞诗等，打破了六朝诗歌咏物微屑的桎梏，但同时也吸收了齐梁诗歌比兴入微，行云流水的养分。“在形式上靠近汉诗，在内容上师法齐梁”才是这一时期的真实。
完成了对六朝的形式上的割裂和事实上的继承，唐诗迎来了它最初也是最后的辉煌。
盛唐的气象是自_由的，甚至强宋、乃至弱宋，艺术都是自_由的。各种诗派争艳斗姸，就是最好的证明。
但日渐僵化的科举，在为王朝续命的同时，也在逐步吸食着汉民族的自_由血液。拜帖诗、应制诗，透支着汉诗的生命。
不知是幸或不幸，汉诗终究没有毁在汉人手中。
满清的文字罗织，摧毁了诗的灵魂，只剩下一个空洞形式的幽灵。
汉诗终究要变成橱窗里的东西，这是不可避免的。
但自己，应该为它延续一点生命。
“小槐，磨墨！”
自己并不以齐梁词藻见长，那就写一首建安的言志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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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
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