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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读书(6)

又有几个作家的作品,为了别一种原因,使我们对于他的名字同作品都疏远了一点,然而那些作品在当时却全是一些刊物读者最好的粮食的,在北方,还有闻国新、蹇先艾、焦菊隐、于成泽、李健吾、罗暄岚等创作。在南方,则有周全平、叶灵凤,由创造社的《创造》而《幻洲》、《洪水》,各刊物上继续写作了不少文章,名字成为了南方读者所熟习的名字(其中最先为人注意的还有一个倪贻德)。还有彭家煌。在武昌,则有刘大杰、胡云翼。在湖南,则有罗黑芷。这些作者的作品,在同一时代,似乎比较冷落一点,既不同几个已经说到的作家可以相提并论,即与或先或后的作家如冯文炳、许钦文、黎锦明、王鲁彦、胡也频而言,也不如此数人使人注意。这里我们不能不承认“数量”、“文字个性”、“所据地位”几种关系,或成就了某一些作者,或妨碍了某一些作者,是一种看来十分稀奇,实在却很平常的事实的。冯文炳是以他的文字“风格”自见的。用十分单纯而合乎所谓“口语”的文字,写他所见及的农村儿女事情,一切人物出之以和爱,一切人物皆聪颖明事,习于其所占据那个世界的人情,淡淡的描,细致的刻画,由于文字所蕴酿成就的特殊空气,很有人欢喜那种文章。许钦文能用仿佛速写的笔,擦擦的自然而便捷的画出那些乡村人物的轮廓,写出那些年青人在恋爱里的纠纷,与当时看杂感而感到喜悦的读者读书的耐心与趣味是极相称的。黎锦明承鲁迅方法,出之以粗糙的描写,尖刻的讥讽,夸张的刻画,文字的不驳杂中,却有一种豪放气派,这气派的独占,在他名为《雹》的一集中间,实很有些作品较之同时其他作家的作品更为可爱的。鲁彦的《柚子》,抑郁的气分,遮没了每个作品,文字却有一种美,且组织方面和造句方面,承受了北方文学运动者所提出的方向,干净而亲切,同时讥讽的悲悯的态度,又有与鲁迅相似处,当时文学风气是《阿Q正传》支配到一部分人趣味的时节,故鲁彦风格也从那一路发展下去了。胡也频,以诗人清秀的笔转而作小说,由于生活一面的体念,使每一个故事皆在文字方而毫无微疵,在组织方面十分完美。其初期作品《圣徒》、《牧场上》可作代表,到后方向略异,作品中如《光明在前面》等作,则一个新的人格和意识,见出作者热诚与爱的取舍,由忧郁徘徊而为勇敢的向前,有超越同时同类一般作品的趋势。

但我们有时却无力否认名字比较冷落的作家,比名字热闹的作家有什么十分相悬的界域。在中国,初期的文坛情形,滥入了若干毫无关系的分子,直到如今还是免不了的。在创作中有为玩玩而写作的作家,也有因这类的玩玩而写作的人,挡住前路,成为风气,占据刊物所有的篇章,终于把写作无从表现的作家,在较大刊物上把作品与读者晤面的,照例所得读者注意处较多,与书业中有关系的,照例他那作品常有极好的销数,欢喜自画自赞的,不缺少互相标榜兴味的,他们分上得到的好处,是一个低头在沉默中创作的作家所无分的。从小小的平凡的例子上看去,蒋光慈、长虹、章衣萍……这一类名字,莫不在装点渲染中比起任何名字似乎还体面一些。那理由,我们若不能从他们的作品中找寻得到时,是只有从另外一个意义下去领会的。有些作家用他的作品支持到他的地位,有些作家又正是用他的地位支持到作品。故如所传说,一个名作者用一元千字把作品购为己有,这事当然并不稀奇。因为在上述情形中,无数无名无势的新进者,出路是不要钱也无人愿意印行他们的著作的。这些事因近年来经营新出版业者的加多,而稍稍使习气破除,然而凡是由于以事业生活地位而支持到作品地位的,却并不因此有所动摇。文学趣味的方面,并不在乎读者而转移。读者就永远无能力说需要些什么,不要些什么,故时到今日,风气一转,便轮到小学生书籍充满市面的时候了。

把上述诸作者,以及其中近于特殊的情形,作不愉快的叙述,可以暂且放下不用再提了的。

从各方面加以仔细的检查,在一些作品中,包含孕育着的浮薄而不庄重的气息,实大可惊人,十年来中国的文学,在创作一方面,由于诙谐趣味的培养,所受的不良影响,是非常不好的挹讽刺的气息注入各样作品内,这是文学革命稍后一点普遍的现象,这现象到如今经过两种打击还依然存在,无产阶级文学和民族主义文学皆不能纠正它。过去一时代文学作品,大多数看来,皆不缺少病的纤细,前面说到的理由,是我们所不能不注意的。

使作品皆病于纤巧,一个作品的动人,受读者欢迎,成为时髦的作品,全赖这一点,这种过失是应当有人负责的。胡适之为《儒林外史》重新估价,鲁迅、周作人、西滢等杂感,西林的戏,张资平的小说,以及另外一些人的莫泊桑契诃夫作品的翻译,这些人的成绩,都是我们十分感谢,却又使我们在感谢中有所抗议。这些作品毫无可疑处,是对于此后一般作品方而有了极大的暗示。由于《新青年》陈独秀等那类杂感,读者们学会了对制度用辱骂和讽刺作反抗的行为,由于《创造》成仿吾那种批评,读者们学会了轻视趣味不同的文学的习惯,由于《语丝》派所保持的态度而写成的杂感和小品散文,养成了一种趣味,是尖巧深刻的不良趣味。用这态度有所写作,照例可以避去强调的冲突,而能得到自得其乐的满足。用这态度有所写作,可以使人发笑,使人承认,使人同意。但同时另外指示到创作方向,“暗示”或“影响”到创作的态度,便成为不良的结果。我们看看年轻人的作品中,每一个作者的作品,总不缺少用一种谐趣的调子,不庄重的调子写成的故事。每一个作者的作品,皆有一种近于把故事中人物嘲讽的权利,这权利的滥用,不知节制,无所顾忌,因此使作品深深受了影响,许多创作皆不成为创作,完全失去其正当的意义,这失败处是应归之于先一时作俑者的。文学由“人生严肃”转到“人生游戏”,于中年人情调虽合,所谓含泪微笑的作品,乃出之于不足语此的年轻作者,故结果留下一种极可非难的习气。

说一句俏皮一点的话,作一个小丑的姿式,在文体方面,则有意杂糅文言与口语,使之混和,把作品同“诙谐”接近,许多创作,因此一来连趣味也没有了。在把文学为有意识向社会作正面的抗议的情形里,所有的幼稚病,转到把文学为向恶势力作旁敲侧击的行为,抓他一把,捏他一下,仿佛虽聪明知慧了许多,然而创作给人也只是一点趣味,毫无其他可企望的了。舒老舍先生,集中了这创作的谐趣意识,以夸诞的讽刺,写成了三个长篇,似乎同时也就结束了这趣味的继续存在。因为十六年后,小巧的杂感,精致的闲话,微妙的对白剧,千篇一律的讽刺小说,也使读者和作者有点厌倦了,于是时代便带走了这个游戏的闲情,代替而来了一些新的作家与新的作品。

这方向的转变,可注意的不是那几个以文学为旗帜的人物,虽然他们也写了许多东西,如钱杏邨先生所指出的蒋光慈、洪灵菲等等。但我想说到的,是那些仅以作品直接诉之于读者,不仰赖作品以外任何手段的作家,有几个很可注意到的人:

一、以十五六年以来革命纠纷的时代为背景,作者体念的结果,写成了《动摇》、《追求》、《幻灭》三个有连续性的恋爱革命小说,是茅盾。

二、以一个进步阶级女子,在生活方面所加的分析,明快爽朗又复细腻委婉的写及心上所感到的纠纷,着眼于低级人物的生活,而能写出平常人所着眼不到处,写了《在黑暗中》的是丁玲。

三、就是先前所说及的集中了讽刺与诙谐用北京风物作背景,写了《赵子曰》、《老张哲学》等作的是老舍。

在短篇方面,则施蛰存先生一本《上元灯》,最值得保留到我们的记忆里。

把习气除去,把在创作中不庄重的措辞,与自得其乐沾沾自喜的神气消灭,同时也不依赖其他装点,只把创作当成一个企图,企图它成一个艺术作品,在沉默中努力,一意来写作,因此作品皆能以一种不同的风格产生而存在,上述各作者的成就,是我们在另一时候也不能忘却的。使《黄昏》、《玉君》等作品与茅盾《追求》并列,在故事发展上,在描写技巧上,皆见出后者超越前者处极多。大胆的以男子丈夫气分析自己,为病态神经质青年女人作动人的素描,为下层女人有所申诉,丁玲女士的作品,给人的趣味,给人的感动,把前一时几个女作家所有的爱好者兴味与方向皆扭转了。他们厌弃了冰心,厌弃了庐隐,淦女士的词人笔调太俗,叔华女士的闺秀笔致太淡,丁玲女士的作品恰恰给了读者们一些新的兴奋。反复酣畅的写出一切,带着一点儿忧郁,一点儿轻狂,攫着了读者的感情,到目前,复因自己意识就着时代而前进,故尚无一个女作家有更超越的惊人的作品可以企及的。

讽刺因夸张而转入诙谐滑稽,老舍先生的作品,在或一意义上,是并不好的。然而一时代风气,作家之一群,给了读者以忧郁,给了读者以愤怒,却并无一个作者的作品,可以使年青人心上的重压稍稍轻松。读《赵子曰》,读《老张哲学》,却使我们感觉作者能在所写及的事物上发笑,而读者却因此也可以得到一个发笑机会。这成就已不算十分坏了。关于故都风物一切光景的反照,老舍长处是一般作者所不能及的,人物性格的描画,也极其逼真动人,使作品贯以一点儿放肆坦白的谐谑,老舍各作品,在风格和技术两方面都值得注意。

冯文炳、黎锦明、王鲁彦、许钦文……等等,作品可以一贯而谈处便是各个作家的“讽刺气分”。这气分,因各人笔致风格而小异,并却不完全失去其一致处。这种风气的形成,有应上溯及前面所述及“诙谐趣味”的养成,始能明白其因缘的。毫无可疑处,各个作者在讽刺方面,全是失败了的。读者这方面的嗜好,却并不能使各个作家的作品因之而纯粹。诚实的制作自己所要制作的故事,清明的睥睨一切,坦白的申述一切,为人生所烦恼,便使这烦恼诉之于读者,南方《创造》派所形成的风气实比之于北方《语丝》派为优。浅薄幼稚,尚可望因时代而前进,使之消灭;世故聪明,却使每个作者在写作之余,有泰然自得的样子,文学的健康性是因此而全毁了的。十六年革命小说兴起,一面是在对文学倾向有所提示,另一面也掊击到这种不良趣味。这企图,在创作方面,并无何等积极的贡献,在这一面却是不为无益的。虽当时大小杂感家以《奔流》为残垒,有所保护,然而“白相的文学态度”随即也就因大势所趋而消灭了。几个短篇作者,在先一时所得到的优越地位,另有了代替的人物,施蛰存、孙席珍、沉樱,是几个较熟习的名字。这些人是不会讽刺的。在把创作当一个创作的态度诚恳上而言,几人的成就,虽不一定较之另外数人为佳,然而把作品从琐碎的牢骚里拖出,不拘宥到积习里,作品却较纯粹多了。《上元灯》笔头明秀,长于描绘,虽调子有时略感纤弱,却仍然可算为一个完美的作品。这作品与稍前一年两年的各作品较,则可知道以清丽的笔,写这世界行将消失或已消失的农村传奇,冯文炳、许钦文、施蛰存有何种相似又有何种不同处。

孙席珍写了《战场上》,关于战争还另外写了一些作品。然这类题材,对于作者并不适宜,因作者所认识另一生活不多,文字技巧又不能补其所短,故对于读者无多大兴味。但关于战争,作暴露的抗议,作者以外还无另一人。

与施蛰存笔致有相似处,明朗细致,气派因生活与年龄拘束,无从展开,略嫌窄狭,然而能使每一个作品成为一个完美好作品,在组织文字方面皆十分注意,且为女作者中极有希望的,还有一个女子作家沉樱。

萧乾小说集题记

在都市住上十年,我还是个乡下人。第一件事,我就永远不习惯城里人所习惯的道德的愉快,伦理的愉快。

我崇拜朝气,欢喜自由,赞美胆量大的,精力强的。一个人行为或精神上有朝气,不在小利小害上打算计较,不拘拘于物质攫取与人世毁誉,他能硬起脊梁,笔直走他要走的道路,他所学的或同我所学的完全是两样东西,他的政治思想或与我的极其相反,他的宗教信仰或与我的十分冲突,那不碍事,我仍然觉得这是个朋友,这是个人。我爱这种人也尊敬这种人。因为这种人有气魄,有力量。这种人也许野一点,粗一点,但一切伟大事业伟大作品就只这类人有分。他不能避免失败,他失败了能再干。他容易跌倒,但存跌倒以后仍然即刻可以爬起。

至于怕事,偷懒,不结实,缺少相当偏见,凡事投机取巧媚世悦俗的人呢,我不习惯同这种人要好,他们给我的“同情”,还不如另一种人给我“反对”有用。这种“城里人”仿佛细腻,其实庸俗。仿佛和平,其实阴险。仿佛清高,其实鬼祟。这世界若永远不变个样子,自然是他们的世界。右倾革命的也罢,革右倾的命的也罢,一切世俗热闹皆有他们的分。就由于应世技巧的圆熟,他们的工作常常容易见好,也极容易成功。这种人在“作家”中就不少。老实说,我讨厌这种城里人。

曾经有人询问我,“你为什么要写作?”

我告他说:“因为我活到这世界里有所爱。美丽,清洁,智慧,以及对全人类幸福的幻影,皆永远觉得是一种德性,也因此永远使我对它崇拜和倾心。这点情绪同宗教情绪完全一样。这点情绪促我来写作,不断的写作,没有扶倦,只因为我将在各个作品各种形式里,表现我对于这个道德的努力。人事能够燃起我感情的太多了,我的写作就是颂扬一切与我同在的人类美丽与智慧。若每个作品还皆许可作者安置一点贪欲,我想到的是用我作品去拥抱世界,占有这一世纪所有青年的心。生活或许使我平凡与堕落,我的感情还可以向高处跑去,生活或许使我孤单独立,我的作品将同许多人发生爱情同友谊……”

这是个乡下人的意见,同流行的观点自然是不相称的。

朋友萧乾弟一个短篇小说集子行将付印了,他要我在这个集子说几句话,他的每篇文章,第一个读者几乎全是我。他的文章我除了觉得很好,说不出别的意见。这意见我相信将与所有本书读者相同的。至于他的为人,他的创作态度呢,我认为只有一个“乡下人”,才能那么生气勃勃勇敢结实。我希望他永远是乡下人,不要相信天才,狂妄造作,急于自见。应当养成担负失败的忍耐,在忍耐中产生他更完全的作品。

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高植小说集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