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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读书(5)

然而从张资平作品中感到爱悦的人,却多是缺少在那事件上展其所长的角色。这些年青男子,是“备员”却不是“现役”。恋爱这件事在他们方面,发生好奇的动摇,心情放荡,生活习惯却拘束到这实现的身体,无从活泼。这里便发生了矛盾,发生了争持。“情欲的自决”,“婚姻的自决”,这口号从“五四”喊起,喊了几年,年青人在这件事却空怀“大志”,不能每人皆可得到方便。张资平小说告给年青人的只是“故事”,故事是不能完全代替另外一个欲望的。于是,郁达夫,以衰弱的病态的情感,怀着卑小的可怜的神情,写成了他的《沉沦》。这一来,却写出了所有年青人为那故事而眩目的忧郁了。

生活的卑微,在这卑微生活里所发生的感触,欲望上进取,失败后的追悔,由一个年青独身男子用一种坦白的自暴方法,陈述于读者,郁达夫,这个名字从《创造周报》上出现,不久以后成为一切年青人最熟习的名字了。人人皆觉得郁达夫是个可怜的人,是个朋友,因为人人皆可从他作品中,发现自己的模样。郁达夫在他作品中,提出的是当前一个重要问题。“名誉、金钱、女人、取联盟样子,攻击我这零落孤独的人……”这一句话把年青人心说软了。在作者的作品上,年青人,在渺小的平凡生活里,用憔悴的眼看四方,再看看自己,有眼泪的都不能悭吝他的眼泪了。这是作者一人的悲哀么?不,这不是作者;却是读者。多数的读者,诚实的心是为这个而鼓动的。多数的读者,由郁达夫作品,认识了自己的脸色与环境。作者一支富有才情的笔,却使每一个作品,在组织上即或完全忽略,也仍然非常动人。一个女子可以嘲笑冰心,因为冰心缺少气概显示自己另一面生活,不如稍后一时淦女士对于自白的勇敢。但一个男子,一个端重的对生存不儿戏的男子,他却不能嘲笑郁达夫。放肆的无所忌诞的为生活有所喊叫。到现在却成了一个可嘲笑的愚行,因为时代带走了一切陈腐,新的方向据说个人应当牺牲。然而展览苦闷由个人转为群众,十年来新的成就,是还无人能及郁达夫的。说明自己,分析自己,刻画自己,作品所提出的一点纠纷处,正是国内大多数青年心中所感到的纠纷处。郁达夫,因为新的生活使他沉默了,然而作品提出的问题,说到的苦闷,却依然存在于中国多数年青人生活里,一时不会失去的。

感伤的气分,使作者在自己作品上,写到放荡无节制的颓废里,作为苦闷的解决,关于这一点,暗示到读者,给年青人在生活方面,生活态度有大影响,这影响,便是“同情”于《沉沦》上人物的“悲哀”,也同时“同意”于《沉沦》上人物的“任性”。这便是作者从作品上发生的不良结果,虽为时较后,用“大众文学”、“农民文学”作呼号,却没有多少补救的。作者所长是那种自白的诚恳,虽不免夸张,却毫不矜持,又能处置文字,运用词藻,在作品上那种神经质的人格,混合美恶,揉杂爱憎,不完全处、缺憾处,乃反而正是给人十分尊敬处。郭沫若用英雄夸大样子,有时使人发笑,在郁达夫作品上,用小丑的卑微神气出现,却使人忧郁起来了。鲁迅使人忧郁,是客观的写到中国小都市的一切,郁达夫,只会写他本身,但那却是我们青年人自己。中国农村是崩溃了,毁灭了,为长期的混战,为土匪骚扰,为新的物质所侵入。可赞美的或可憎恶的,皆在渐渐失去原来的型范,鲁迅不能凝视新的一切了。但年青人心灵的悲剧,却依然存在,在沉默里存在,郁达夫,则以另外意义而沉默了的。

让我们忘却了上面提到的这几个人,因为另外还有值得记忆的作者。是的,上面的作者,有些人,是在我们还没有忘却他以前,他自己就早已忘却他的作品了。汪敬熙、王统照、落华生几个人,在创作上留下的意义,是正如前一期新诗作者俞平伯等一样的意义,作品成为“历史底”了的。鲁迅、郁达夫、冰心、郭沫若,这些自己并不忘却自己的人,我们慢慢的也疏忽了。张资平,在那巨量的产额下,在那常常近于“孪生”的作品里,给人仍然是那种原来趣味,但读者,用一个人嘲弄的答谢给作者,是一件平常而正当的行为。他的作品继续了新海派的作风,同上海几个登载图画摄影的通俗杂志可以相提并记。叶绍钧因为矜持,作风拘束到自己的习惯里,虽在寂寞中还能继续创作,但给人的感动,却无从超越先一时期所得的成功了。

这个时代是说到十二年十三年为止的。

十三年左右,在国内创作者中为人所熟习的名字,是下面几个人。许钦文、冯文炳、王鲁彦、黎锦明、胡也频。各人文字风格皆有所不同,然而贯以当时的趣味,却使每个作者皆自然而然写了许多创作。同鲁迅的讽刺作品取同一的路线。绅士阶级的滑稽,年青男女的浅浮,农村的愚暗,新旧时代接替的纠纷,凡属作家,凝眸着手,总不外乎上述各点。同时因文字方面所受影响,北方文学运动所提示的简明体裁,又统一了各个作者,故所谓个性,还仅能在文学风格上微有不同,“人生文学”一名词,虽无从概括作者,然而作品所显示的一面,是无从使一作者独有所成就的。其中因思想转变使其作品到一种新的环境里去,其作品能不为时代习气所限,只一胡也频。但这转换是十八年后的事,去当时写作已四年了。

从上述各作者作品作一系统检阅,便可明白放弃辞藻的文学主张,到十三年后,由于各个新作家的努力,限度已如何展开,然而同时又因这主张,如何拘束了各个作品。创造社的兴起,在另一意义上,也可说作了一种新的试验,在新的语体文中容纳了旧的辞藻,创造社诸人在文体一方面,是从试验而得到了意外好影响的。这试验一由于作者一支笔可以在较方便情形下处置文字,一由于读者易于领会。在当时,说及创造社的,莫不以“有感情”盛道创造社同人的成功,这成就,在文字一方面是较之在思想方面为大的。

用有感情的文字,写当时人所朦瞳的所谓两性问题,由于作者的女性身分,使作品活泼于一切读者印象中,到后就有了淦女士。一面是作者所写到的一种事情,给了年青读者的兴奋,一面是作者处置文字的手段,较之庐隐还更华美,以“隔绝之后”命题,登载于《创造季刊》上时,淦女士所得到的盛誉,超越了冰心,惹人注意与讨论,较之郁达夫鲁迅作品,似都更宽泛而长久。

用有诗气息的文字,虽这文字所酝酿的气息十分旧,然而说到的却是十分新,淦女士作品,在精神的雄强泼辣上,给了读者极大惊讶与欢喜。年青人在冰心方面,正因为除了母性的温柔,得不到什么东西,而不无小小失望,淦女士作品,却暴露了自己生活最眩目的一面。这是“一个传奇”,“一个异闻”。是的,毫无可疑的,这是当时的年青人所要的作品。“一个异闻”,淦女士作品,是在这意义下被社会认识而加以欢迎了。文字比冰心的华美,却缺少冰心的亲切,但她说到的是自己,她具有展览自己的勇敢,她告给人是自己在如何解决自己的故事,她同时是一个女人,为了对于“爱”这名词有所说明,在一九二三年前,女作家中还没有这种作品。在男子作品中,能肆无所忌的写到一切,也还没有。因此淦女士作品,以崭新的趣味,兴奋了一时代的年青人。《卷葹》这本书,容纳了作者初期几个作品,到后还写有《劫灰》及其他,笔名改为阮君。

淦女士的作品,是感动过许多人的,比冰心作品更给人感动,这全是事实。但时代稍过,作品同本人生活一分离,淦女士的作品,却以非常冷淡的情形存在,渐渐寂寞下去了。因作者的作品价值,若同本人生活分离,则在作者作品里,全个组织与文字技巧,便已毫无惊人的发现。把作者的作品当一个艺术作品来鉴赏,淦女士适宜于同庐隐一起,时至今日,她的读者应当是那些对于旧诗还有兴味的人来注意的。《超人》在时代各样趣味下,还是一本适宜于女学生阅读的创作,《卷葹》能给当时的年青人感动,却不能如《超人》长久给人感动,《卷葹》文字的美丽飘逸处,能欣赏而不足取法。

在第二时期上,女作家中,有一个使人不容易忘却的名字,有两本使人无从忘却的书,是叔华女士的《花之寺》同《女人》。把创作在一个艺术的作品上去努力写作,忽略了世俗对女子作品所要求的标准,忽略了社会的趣味,以明慧的笔,去在自己所见及一个世界里,发现一切,温柔的也是诚恳的写到那各样人物姿态,叔华的作品,在女作家中别走出了一条新路。“悲剧”这个名词,在中国十年来新创作各作品上,是那么成立了非常可笑的定义,庐隐的作品,淦女士的作品,陈学昭的作品,全是在所谓“悲剧”的描绘下面使人倾心拜倒的表现自己的生活。或写一片人生,饿了饭暂时的失业,穿肮脏旧衣为人不理会,家庭不容许恋爱把她关锁在一个房子里,死了一个儿子,杀了几个头。写出这些事物的外表,用一些诱人的热情夸张句子,这便是悲剧。郭沫若是写这浮面生活的高手,也就因为写到那表面,恰恰与年青的鉴赏程度相称,艺术标准在一种俯就的情形下低落了。使习见的事,习见的人,无时无地不发生的纠纷,凝静的观察,平淡的写去,显示人物“心灵的悲剧”,或“心灵的战争”,在中国女作家中,叔华却写了另外一种创作。作品中没有眼泪,也没有血,也没有失业或饥饿,这些表面的人生,作者因生活不同,与之离远了。作者在自己所生活的一个平静世界里,看到的悲剧,是人生的琐碎的纠葛,是平凡现象中的动静,这悲剧不喊叫,不吟呻,却只是“沉默”。在《花之寺》一集里,除《酒后》一篇带着轻快的温柔调子外,人物多是在反省里沉默的。作者的描画,疏忽到通俗的所谓“美”,却从稍稍近于朴素的文字里,保持到静谧,毫不夸张的使角色出场,使故事从容的走到所要走到的高点去。每一个故事,在组织方面,皆有缜密的注意,每一篇作品,皆在合理的情形中“发展”与“结束”。在所写及的人事上,作者的笔却不为故事中卑微人事失去明快,总能保持一个作家的平静。淡淡的讽刺里,却常常有一个悲悯的微笑影子存在。时代这东西,影响及于一切中国作者,作品中,从不缺少“病的焦躁”,十年来年青作者作品的成就,也似乎全在说明到这“心上的不安”,然而写出的却缺少一种遐裕,即在作家中如叶绍钧,《城中》一集,作者的焦躁便十分显明的。叔华女士的作品,不为狭义的“时代”产生,为自己的艺术却给中国写了两本好书。

但作者也有与叶绍钧同一凝固在自己所熟习的世界里,无从“向更广泛的人生多所体念”,无从使作品在“生活范围以外冒险”的情形。小孩、绅士阶级的家庭、中等人家姑娘的梦、绅士们的故事,为作者所发生兴味的一面。因不轻于着笔到各样世界里,谨慎处,认真处,反而略见拘束了。作者是应当使这拘束得到解放机会,作品涉及其他各方面,即在失败里少不气馁,则将来,会更能写出无数极好的故事的。作者所写到的一面,只是世界极窄的一面,所用的手法又多是“描写”而不是“分析”,文字因谨慎而略显滞呆,缺少飘逸,不放荡,故年青读者却常欢喜庐隐与阮君,而没有十分注意叔华,也是自然的。

还有几本书同几个作者,应归并在这时代里去的,是杨振声先生的《玉君》同川岛的《月夜》,章衣萍的《情书一束》。

《月夜》在小品散文中有诗的美质。《情书一束》则写儿女情怀,微带一点儿荡、一点儿谐趣,写成了这一本书。《情书一束》得到的毁誉,由于书店商人的技巧,与作者本作品以外的另一类作品,比《沉沦》或《呐喊》都多,然而也同样比这两本书容易为人忘却。因为由于作者清丽的笔,写到儿女事情,不庄重处给人以趣味。这趣味,在上海《幻洲》一类刊物发表后,《情书一束》的读者,便把方向挪到新的事物上去了。

《玉君》这本书,在出世后是得到国内刊物极多好评的。作者在故事组织方面,梦境的反复,使作品的秩序稍感紊乱,但描写乡村动静,声音与颜色,作者的文字,优美动人处,实为当时长篇新作品所不及。且中国先一期中篇小说,张资平《冲积期化石》,头绪既极乱,王统照《黄昏》,也缺少整个的组织的美,《玉君》在这两个作品以后问世,却用一个新的方法写一个传奇,文字艺术又不坏,故这本书不单是在过去给人以最深印象,在目下,也仍然是一本可读的书。因作者创作态度,在使作品“成为一个作品”,却不在使作品“成为一个时髦作品”,故在这作品的各方面,不作趋时的讽刺,不作悲苦的自白,皆不缺少一个典型的法则。小小缺憾处,作者没有在第二个作品里有所修正,因为这作品,如《月夜》《雪夜》一样,作者皆在另一生活上,抛弃了创作的兴味,在自己这作品上,也似乎比读者还容易把它先已忘却了、

这时还有几个作者几种作品,因为他们的工作,在另外一件事上,有了更多更好的贡献,因此我们皆疏忽了的,是郑振铎先生的《家庭故事》,赵景深先生的《烧饼》,徐霞村先生的《古国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