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幼住学校，便一直叫朱文琴老师为阿姨。她是妈妈同事。
八岁，得上学了，知道朱阿姨将做我的班主任，得换个称呼，一下子还真适应不过来。
报名那天，每个孩子都必须数数。我在学校长大，耳濡目染的，简单的加减早就会了，数数简直小儿科。朱老师觉得我可免了这些，我不同意，骨子里想卖弄一下，于是手剪背、昂头挺胸，一口气从1数到99，然后深吸一口气，大声道，十十！
结果无疑是闹了大笑话，很长一段时间，被传为“佳话”。
妈妈虽是老师，却从不刻意教我，任我自由发展。我的印象中，既然20之后有30……80之后有90，90之后当然是十十了。
非常沮丧，为了这个十十。心中的骄傲，顿时被打击殆尽。见到朱老师，头都不敢抬。以前她总夸我聪明，可往后……
正式开学，才发现同学大多什么都不懂，好些人甚至不会捏笔，得意劲又上来了。当然，我不表现出来，毕竟刚出过洋相。
没几天工夫，朱老师宣布班干部名单，我居然是班长！哦，那时不叫班长，叫班主席。
我这个班主席具体做些什么，几乎全忘了，印象最深的是出操排队站在头一位，感觉很神气——这是我一生中当过的最大的“官”。
很快明白，之所以能当这“官”，完全是朱老师卖了面子。
农村孩子入学率较低，不少年级只有半班学生，我们班就是这样，一、三年级复式，简称一三班。老师一般先给三年级上课，然后再轮到一年级。平时，总有半班处在做作业的状态。我手脚快，做完作业就愣愣地听大哥哥大姐姐的课。一年级的课程太浅，绝大部分内容我早就懂了，三年级的才能引我的兴趣。
哥哥姐姐常被分派着教弟弟妹妹。好些比较迟钝的孩子都有帮护对子，我当然不用别人带，相反，朱老师还给我一个任务，让我帮同桌，这可是特别的殊荣，班上就我一个。
朱老师与我们同寝室。L形摆两张床，床之间有只朱老师的樟木箱。窗口的桌子合用，不过，大多时间是我在那里写字画画。
我不懂大人们的事，只觉得朱老师对我好，别的老师也很好。
然而，暑假的一天，妈妈突然被警察从暑假学习班上带走了。
原来，朱老师放在樟木箱里的怀表和100元公债券被窃，房间钥匙只有两把，妈妈成了唯一的怀疑对象。由于妈妈“认罪态度恶劣”，与办案人员公开顶撞，被从严处理。
后来查清，是朱老师忘了说一件事，她曾把钥匙交给学生取体育用具，可她觉得那学生品学兼优，又是学生干部，不可能是窃贼。结果却很是无情。
妈妈不愿意再待在袁家，不想再见到那几个为撇清自己不惜对同事落井下石的人。于是，她要求调离袁家。
后来我去袁家，村民们每次见到我，都会大骂朱老师。他们很朴素地以为，妈妈之所以离开，完全是朱老师的缘故。
常常想，当初朱老师给樟木箱上一把锁不就没事了？从这点说明，朱老师从不提防妈妈。还有一点非常奇怪，案发之后，始终无人问我是否翻过箱子，我虽很小，却完全有能力掀开箱子呀。
妈妈去了孙家大侣社校，副校长是朱老师的爱人，所以还是能经常见到我这位启蒙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