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艺术当代北京评剧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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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创作讴歌新时代的艺术精品(2)

1950年,新凤霞的代表作《刘巧儿》在万盛轩首演,顿时轰动京城,连演十场,场场爆满。从此,新凤霞的名字家喻户晓。“巧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家……”的旋律,传遍大街小巷。有人说,《刘巧儿》就是在当时的形势下宣传婚姻法的产物,其实不是这样,艺术创作都是有自身规律的,不按照规律办事,根本就谈不上艺术,更谈不上成功。

《刘巧儿》最早开始排的时候,连个剧本都没有,只是根据一个说书的本子《刘巧团圆》编写了一个提纲。既没有编剧,也没有导演,唱词都是根据个人分配的角色自编自唱。据新凤霞自己回忆说,最开始演出《刘巧儿》时,对于解放以后演穷苦人民要“真实”的政策理解错了,认为“真实”就是真实,没有领会到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关系。结果就穿着“破鞋烂袜子”上台演出,认为这样才是真正的劳动人民,只有地主王财主穿的好点。结果观众不买账,不喜欢看。

经过集体讨论排练,刘巧儿穿上了红裤绿袄,头戴一朵花,涂脂抹粉,就像演古装戏一样,打扮得花枝招展,让人看着打心里就喜欢,结果观众一下子就接受了。当时,北京市文化局领导看了《刘巧儿》后,觉得这个戏基础不错,建议深入加工整理。为此,专门指派编剧王雁和导演夏淳,以及服装、美工等各个艺术部门通力合作,共同研讨。大家在导演夏淳的带领下,出主意想办法,集中了集体的智慧和演员们的经验,经过精心设计和反复讨论,包括陕北窑洞的白粉墙、木窗格子、白窗纸、红窗花等细节问题大家都想到了,力求让艺术加工既符合生活的真实,又满足艺术的需要。最终经过反复正规的排练,才有像模像样的评剧《刘巧儿》,进而成为久演不衰的经典之作。

同年,为了宣传婚姻法,《刘巧儿》演遍了农村、工厂。在顺义县演出散戏后,一位花季女孩子领着她的父亲来到后台,找到新凤霞说:“我爸爸看了戏,对我说了,不做包办婚姻的刘彦贵。明天我们就去找媒婆,退掉对方送来的彩礼。”说完,女孩子激动地紧紧抱住新凤霞,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女孩子的父亲羞愧地说:“我闺女要学刘巧儿,明天我们就去退亲。”

还有一次在石景山为工人演出,由于是露天演出,条件不是很好,为了让工人们听清楚、看明白,新凤霞就站在一张八仙桌上唱,受到了工人师傅们的欢迎,当唱到“这一回我也要自己找婆家……”时,下面有工人观众喊道:“向巧儿学习,反对包办婚姻的刘彦贵!”

《刘巧儿》在演出实践中不仅受到观众的欢迎和好评,而且还影响到人们的生活,转变了旧有的婚姻观念,特别是包办婚姻,挽救了许多受欺负的劳动妇女。就在大家心满意足之时,一位特殊观众的到来,使创作者再次认识到自己的不足。

在民主剧场演出结束之后,一位身着老区灰粗布制服的观众来到后台,他就是当年边区政府的专员,现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马锡五。他当年就是亲自调查处理刘巧儿(原型封芝琴)的马专员,并创造了流动法庭,替人民公平办案的佳话。

马锡五盘腿坐在舞台上说,刘巧儿这个角色演得好,很真实,唱得也好。还有赵柱儿演得也很朴实,和生活中真的柱儿很像,但也还有些不足。马锡五说:“巧儿辫子上扎的红丝绳不对,应当用红绒线绳扎辫子,还应该戴上耳环,才符合边区农民的特点。”随后,马锡五又谈到柱儿头上扎的毛巾扎法不对。结子应该打在脑袋前面,打在后面是河北农民的扎法。大家听了马锡五的意见之后,深有感触地说,只有真实地表现生活,艺术上才能真实。大家不断改进,不断听取意见,使得《刘巧儿》不断完善,成为一部观众喜爱的精品。

四、传统戏改编的经典之作——《花为媒》

评剧《花为媒》是一部提倡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作品,也是评剧奠基人成兆才创作的重要作品之一。被公认为是具有时代特色的、深受观众喜爱的经典剧目,历代评剧艺人都以出演《花为媒》为荣,是一部争相上演的传统剧目。

《花为媒》的故事最早出现在《聊斋志异》中的《王桂庵》和《寄生》篇。1909年,成兆才创作了评剧《花为媒》剧本,据说他在创作《花为媒》时并没有看过《聊斋志异》原作,只是凭借家乡一个秀才的讲述,用现实生活加以丰富,用美丽的想象加以修饰,塑造出一个个具有北方人性格的人物形象。成兆才在创作《花为媒》剧本时,除张五可这个名字因颇为特殊被记住外,其他名字全忘了,王寄生变成王俊卿,还有一个女的该起个什么名字呢?成兆才想起了同村比较熟悉的乡亲李月娥,于是将原剧目中郑氏女改为李月娥。

《花为媒》这出戏之所以流传至今且成为经典,主要是该剧具有一定的思想性和反封建传统的爱情观。一般的古代爱情戏往往都是要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西厢记》就是这类戏的代表。而《花为媒》中的父母都是很讲民主的:阮妈去张家提亲时,五可之母孙氏说道:“我们虽然愿意,可是作不了主,必须小姐愿意才行,以免后来埋怨我们呀,我说女儿呀,阮妈说的你愿意不呀?”阮妈至王家提亲,王俊卿之母张翠娥也说道:“但有一件,儿大不由爷,女大不由娘,我得与我儿子商量商量。”当王俊卿提出不要张五可而要他表姐李月娥时,其母便顺从他的心意,让阮妈去李家提亲。以上两例不难看出,成兆才笔下的父母虽然也要行使父母的权力——为儿女的婚事作主,但却不是强制性的,而是与儿女商量,充分重视和尊重儿女的意见和想法。

同样,张无可虽是古代少女,但成兆才却赋予了她大方、泼辣、豪爽的性格,明知所爱的人躲在暗处看着自己,也毫不犹豫地大胆展示自己:“叫你看了我前面,再看奴的后面,左右前后任着你瞧。看看奴的头,再看奴的脚,哪有毛病,只管往外挑。走上一步,卖卖风流把身摇,佩环响亮声音儿高。我说俊卿啊,凭你说那点小主意,纵然是八仙见了我也得下天曹。”这些看似违背古代爱情戏的创作套路,恰恰体现了成兆才当时所处的时代特色。

清末民初,婚姻自主、恋爱自由的观念已开始慢慢向社会渗透,尤其是被广大市民及青年学生们普遍接受。中华民国成立后,更进一步促进了主婚权利、媒介形式的变革。父母包办婚姻的状况已经改变,婚嫁要征得当事人的同意,在当时成为一种共识。于是在成兆才的剧本中便出现了开明民主的父母和追求自主婚姻的青年男女。

虽然说成兆才在创作中接受了一些新思想,但旧的传统观念不可能从他的思想中完全剔除。《花为媒》中同样暴露出一些“听天由命”、“一夫二妻”等消极因素,特别是对一夫二妻制的褒扬和赞美,成为该剧的一大缺憾。最早原作中本没有贾俊英这个人物,去花园偷看张五可的就是王俊卿,而且他当时看到张五可的美貌后,顿时决定再娶张五可为妻。于是,我们遗憾地看到王俊卿不仅同时娶李月娥和张五可为妻,而且这两位看似思想解放的时代女性,居然以同侍一夫为荣,实在是这出戏的一大败笔。

再有就是王俊卿的择偶观念,也是令人唾弃的。他虽然敢于大胆地追求自主婚姻,敢于提出要与自己的心上人成婚,但他的择偶观却是建立在对方是否美貌的基础上。从他看到表姐后的一见倾心,到见到张五可后的再次被容貌所俘虏,直至爱情转移,并一心要娶张五可。充分体现出王俊卿对爱情不够专一,带有明显的封建社会中旧婚姻制度的烙印,让人觉得这个人物不那么可爱。

1960年,中国评剧院组织陈怀平、吕子英对《花为媒》进行整理改编,变动最大的就是添加了贾俊英这个人物。由于有了剧中贾俊英替代表兄王俊卿去花园相看张五可并接受信物,使得王俊卿对表姐李月娥的爱变得更加专一;正因为有了贾俊英,使张五可也有了一个美满的归宿。原本一夫二妻的缺憾,顺理成章地变成了两对夫妻,皆大欢喜。

这次改编较好地解决了评剧传统剧目中存在的糟粕与精华并存的现象,特别是贾俊英这个人物,扭转了剧作中的情节走向,提高了该剧目的思想内涵,使得这出优秀的传统戏趋于完美,成为戏曲改革与推陈出新的成功范例。评剧老艺人张润时为李月娥在“洞房”所写的一场既俏皮、又活泼的经典唱段,令该剧大为增色。新凤霞饰演的张五可,在唱腔和表演方面的革新和发展,得到了观众的欢迎和认可;赵丽蓉饰演的阮妈,一扫传统戏彩旦的“丑”态,俏丽脱俗,塑造了一个风趣幽默的人物形象。

1963年,长春电影制片厂与香港繁华影业公司联合将《花为媒》摄制为戏曲艺术片。改编者吴祖光在舞台本的基础上,依据电影的艺术要求进行了改编,特别是从唱词入手,无论是增加还是删改,均以人物塑造为据点,删去了舞台演出本中的过场戏,加强了剧本的文学性,使其成为一出雅俗共赏的评剧精品剧目。

五、具有人民性的剧目——《秦香莲》

1953年,中国评剧院的艺术工作者,开始对《秦香莲》这出具有人民性的剧目,进行加工和整理,目的是挖掘传统,推陈出新,繁荣评剧,更好地为广大观众服务。

《秦香莲》通过秦香莲进京寻夫、丈夫陈世美忘恩负义、秦香莲状告陈世美、包拯怒铡陈世美的故事,塑造了秦香莲、包拯以及陈世美几个较突出的艺术形象,歌颂了我国古代妇女的忠厚善良、吃苦耐劳的优秀品德和不畏强权、敢于反抗的斗争精神,寄托了古代劳动人民对清明政治的愿望,鞭挞了忘恩负义、抛弃妻小、追求富贵新欢的陈世美式的人物,从而真正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呼声。

《秦香莲》作为评剧的代表作,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评剧白派的创始人白玉霜就将其从河北梆子移植过来,而且还录制了唱片。经过数十年评剧艺人的不断改创,已经成为评剧中一个优秀的传统节目。

“秦香莲”的故事被多个剧种所青睐,特别是京剧《秦香莲》更是深入人心,无论是故事编排、情节走向,还是人物塑造等都比较成熟并为观众所接受。如何将观众喜爱的评剧《秦香莲》改编的既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又能够符合观众的审美需求,这一艰难的工作摆在了改编者面前。经过导演组反复研究和论证,在整理中吸收了滇剧《闯宫》、河北梆子《东庙》等情节,如此,不仅丰富了内涵,也加强了剧本的文学性和思想性。为了符合广大观众的欣赏习惯,还将部分唱词做了压缩,充分展示了秦香莲与陈世美的矛盾冲突,既使秦香莲的性格形象更加丰满,同时也进一步深刻揭示了陈世美的内心矛盾。秦香莲感人肺腑的诚挚劝说与陈世美贪婪富贵仍不回心转意的顽固态度形成鲜明的对比,使秦香莲与陈世美的冲突达到了高潮。

《秦香莲》尽管是评剧经常上演的剧目,但在旧社会演出时,由于评剧的行当不全,没有花脸唱腔,因此每到包公出场时,就要来上一段京剧,出现京剧、评剧两下锅的局面。特别是在抗美援朝期间,魏荣元随祖国慰问团到朝鲜前线慰问演出《秦香莲》,每到魏荣元饰演的包公出场时,秦香莲唱的是评剧而包公唱的却是京剧唱腔。当时慰问团团长贺龙对我人员说,老魏,你们要创造出评剧自己的老包。这句话,令魏荣元牢牢记在了心里。

整理改编开始后,中国评剧院领导特意将魏荣元安排到改编创作组;魏荣元提出的要创造评剧花脸唱腔的建议,得到了同仁们和剧院领导的大力支持。他与音乐工作者贺飞等反复研究,又反复推敲试唱,运用评剧越调演唱的方法,终于成功地设计出包拯的唱腔,一个崭新的评剧老包出现在首都舞台上,创立了评剧前所未有的花脸行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