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励志曾国藩:中兴第一名臣成就大事的42种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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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处世之智(3)

3 为官不贪,清白做人

曾国藩无论官居何位,总以清廉作为为官的根本。他在位时,“署中没有敢以苞苴进者”,其夫人“无珍玩之饰”。曾国藩的女儿崇德老人回忆,曾家收受别人的礼仅一次,那是提督黄翼升的夫人进献的。

为官不贪是对做官之人的最基本要求。同治五年六月曾国藩已是封爵开府,但时时不忘祖父在他中进士以后所说的话。祖父对他父亲说:“我家仍靠作田为业,不可靠他吃饭。”曾国藩将此番话作为一生的训示,他曾发誓说:“我从三十岁开始,便以做官发财为耻辱,以官宦公饱私囊,为子孙聚敛财富为耻、为羞。因此我立下誓言,此生决不靠做官发财,为后人敛集财富。神明作证,我绝不食言!”

曾国藩在京做官14年,俸银极少,后来,皇上让他去四川任正考官,得到为官生涯中最高额的俸银,不久便寄回乡。曾国藩不爱钱,也以“勤俭”二字训诫后人,且以“勤俭”二字严于律己。他一生为官且位高权重,但终身俭朴,过着平淡的生活,他曾说:“我做官二十年,从不敢沾染官宦习气,饮食起居,一向恪守朴素的家风,俭朴节约可以,稍稍丰盛也可,但过多的丰盛我是不敢也不愿的。”他早起晚睡,布衣粗食。吃饭,每餐仅一荤,非客至,不增一荤。

清代有一清官叫汤斌,就任江南巡抚时,刚到南京,就把府县官员召集,严加训斥:贪图贿赂的人轻则被别人弹劾丢官,重则没收家产,累及子孙。为官者,一旦沾上贪字,上司接受下官的贿赂,把柄就在别人手中捏着,这样下官有何过失一律不敢叫其纠正,长此以往,上司就会有包庇之嫌。这些人一听,都说“公治吾等”,也就是说救了他们的命。

曾国藩尤其推崇汤斌,认为汤斌是清朝有所成就的人中的一流人物。

曾国藩无论官居何位,总以清廉作为为官的根本。他在位时,“署中没有敢以苞苴进者”,其夫人“无珍玩之饰”。曾国藩的女儿崇德老人回忆,曾家收受别人的礼仅一次,那是提督黄翼升的夫人进献的。

黄翼升,长沙人,曾是曾国藩的部下。曾国藩组建水师时,黄翼升鞍前马后帮了许多忙,是曾国藩的心腹大将。建立淮扬水师后,黄翼升被提升为统带。1862年,黄翼升成为李鸿章的得力助手。曾国藩用人之际想调回黄翼升,与李鸿章来往书信相商13次,被李鸿章断然拒绝。因黄翼升本性宽厚,性情温良,深受众将士拥戴,曾国藩千番百计要把这员心腹大将调回。李鸿章赞扬黄“古道热肠,是武人楷模,又是平吴第一功臣,更是淮军第一苦人”,因此坚决不给,为此事,曾、李二人相持不下,差点翻脸。

这个时候,黄翼升夫人出面周旋,事情才有了缓和的余地。

黄翼升其时身处两难境地,左右不是,夫人出来调停,设法要拜曾国藩的夫人为义母。待到曾夫人寿诞之日,黄夫人带着蒲翠钥一双,明珠一粒,纺绸帐一番前来拜寿,当着众宾客的面,黄夫人执意要拜曾夫人为义母,曾夫人碍于情面,只好收黄夫人为干女儿。

宴席散后,曾夫人向曾国藩说明缘由,开始曾国藩很气恼,但转而一想,此举既能缓解因黄翼升而起的曾、李关系,又能笼络将心,便再无异议。

曾国藩官至大学士后仍清廉如故,老朋友都戏称他为“一品宰相”。“一品”者,“一荤”也。30岁生日时,曾国藩缝了一件青缎马褂,平时不会穿,只有在庆贺之日或是过新年时才穿,这件衣服到他死后,依然像新的一般。日常穿戴曾国藩通常是旧衣布鞋,还幽默地说:“古人云:‘衣不如新,人不如故。’然以吾视之,衣亦不如故也。试观今日之衣料,有如当年之精者乎?”

曾国藩一生坚守清廉,对儿女也同样要求他们俭朴度日,他规定,嫁女压箱银为二百两。嫁女如此,娶媳也同样如此。咸丰九年七月二十四日的日记写道:“是日己刻,派潘文质带长夫二人送家信,并银二百两,以一百为纪泽婚事之用,以一百为侄女嫁事之用。”

曾国藩一生“不要钱”,实指不贪,不要非分之钱。“不贪财,不苟取”,就是曾国藩的人生信条。观其一生为官处事之道也的确如此。

曾国藩为人通晓世故,很能为别人着想。有一年,邵惠西的夫人为逃避战乱带着孩子来到上海,曾国藩获悉后秘密派轮船迎接她以及她的二个儿子、一个已出嫁的女儿。他又每月出银二十两为邵夫人一家租好房子,将她们安排妥当方放下心来。

过了几年,邵夫人和她的长子相继病故,邵夫人的二儿子及女婿要送灵柩回老家,曾国藩见邵家小女儿孤苦零丁,无人照顾,便让夫人收其为义女,这样,邵家小女儿便可在两江总督署中居住,得到曾家悉心的照料。

曾国藩曾言“躬自厚而薄责人,则度量宏深”。事实证明他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确是如此要求自己的,即使波折频生、变化不定,他也从未改变过。

曾国藩一生中做到交友贵雅量,从中受益不少,他曾写到:“以德求变,是我的立生方法。由于我天生资质不高,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求得振作,取得进步,所以只有借助外界的帮助来让自己不断进步向上、完善。因此一生对于友情极为珍惜,谨慎而不敷衍。我曾想过自己假如心胸不够宽阔,器量狭小的话,那么根本不敢去博取天下的美德,因此自己从未只拿一个标准来强求他人。就算只有一点长处,一点善行,只要他于我有益,都应广泛采纳用以培养自己的德行;某些以正大之词、劝谏之论前来告知我的人,就算不合我的心意,也从未敢不深深感念他的厚意,只会认为他对我的关心,和其他的人有所不同而已。去年秋天和陈家二位兄弟见面,我们一起讨论争辩,其中许多的观点我们不能达成一致,但我心里还是十分器重他们,认为他们确实是当今出类拔萃的人物。他们的见解虽不完全符合大道理,然而关键在于这些都是他们用心悟到的,不像是一般读书人仅从读书、道听途说中得到的;他们的观点虽未达到炉火纯青毫无杂质,但他们的批评切合实际,完全可以匡正我的不足、欠缺。至于说我们彼此之间的情意,实是微妙难言的默契。分别后我们常常思念他们,认为像这样的人实是朋友中不可缺少的,丝毫不敢以私心偏见掺杂其中。平时我们之所以不断勉励自己,且大体上还能相信自己,原因就在于此。”

曾国藩作为清朝的理学大师,他继承了儒家传统的“仁民爱物”的品德,并将其转化为待人处世上。为官期间了解民情,咸丰年间,冒死直谏。他说:“做官不为人民着想,不爱人民,都是我所痛恨的。”在他的家书和诗词中都反映了他爱亲人、与邻里和睦相处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