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性真情永不死亡，永不败坏，与高贵的神性和谐统一，能够发挥自己最大的效能，获得自己无上的幸福。许多人并不深入真我，去开发那些供给身体力量的源泉，因此他们的生命往往是了无生气的。如果我们深入真我，那么就可以获得启发神性的活水。生命的活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做人要完成真我，显示真我，惟有自生至死始终保全这份与生俱来的真性情，这样才能获得生命的自由。
【东坡名诗】
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
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
——《赠刘景文》
4．做无愧于心的善事
封建皇权体制，培养了很多尸位素餐的平庸的人，他们在官场上混、玩、钻、斗，事情少做、不做为好，到时间领俸禄就是了。像苏东坡这样“不合时宜”的人，要做一些有利于国家与人民的事，是很艰难的，甚至是危险的。但是，以苏东坡的个性与良知，他却乐意做别人不愿做的事，尽管事后没有达到他希望达到的效果。
1090年，春季风调雨顺，看来年成有望。农民们借钱施肥勤耕，满希望夏季丰收。可到了夏初，杭州一带大雨滂沱，多日不止，民家积水将及一尺。农民的盼望眼看悉成泡影，随便有点儿常识之人，都能看出来，一旦存粮吃光，势将挨饿。苏东坡派人到苏州、常州去视察，接到的报告是两地全境淹水。水库崩裂，部分稻田被水淹没，农人在划船抢救残存物品。抢救的潮湿稻子还可烧干，稻草用以喂牛，必须设法以济时艰，而且刻不容缓。
苏东坡事前早有准备，他一向相信常平仓制度远胜过饥荒之后的救济，所以他早就不断购买谷子存满粮仓，好来应付荒年。因为霍雨连绵不绝，他越为奋战不懈。在半年之内，自七月开始，他给皇太后和朝廷上表七次，陈述实情，吁请急速设法。前两次表章叫“浙西灾伤第一状、第二状。”后面五个叫“相度准备赈济状”，七个表章合成一个情急的呼吁。他呼救不停，直到朝廷人人觉厌烦了。他这种做事风格却是不符合官场游戏规则。别的官员，还有那些朝廷的特使，却照吃照玩，一言不发。
上级接到苏东坡的报告，不以为然：现在比平常多下了一点雨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可是苏东坡认为现在做好预防，比将来救济要减少很多经费，只要在当地买粮，或是由外地进口，这样不断存粮，以防食粮短缺，并随时卖出以平定粮价，饥荒是可以防止的。把粮食向贫病与饥民施舍，永远是浪费无用，只能触到疾苦表面，根本办法则是预防。在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由于没有人事先做何防备，结果大饥荒来临。神宗皇帝要拨出125万担食米设立粥厂救济贫民，竟有50万穷人饿死。除去人受的灾难之外，朝廷救济、减免税款和各项岁收，一共损失了320万贯。苏东坡指出，比照之下，他去年只用了六分之一的粮食就稳住粮价，防止了灾情。现在第二次饥荒会更甚于第一次，就犹如第二次发病会比第一次严重。人民少量的存粮已经逐日减少，必须立即设法解决。
令人悲哀的是，除去苏东坡一个人外，别人都是无动于衷。好多浙江和邻近的地方官都在春天奏报丰收有望，但无一人陈明新近的暴雨和水灾。有一名官员名叫马碱，苏东坡屡次写信约他会商，因为此事须与各地区配合协调。但是此人回信说，他正忙于他事，将因公外出，冬日始可返杭。苏东坡在一道密奏太后的本章里曾说：“臣近者每观邸报，诸路监司多是于三、四月间，先奏雨水匀调，苗稼丰茂。及至灾伤，须待饿便流亡，然后奏知。此有司之常态，古今之通患也。”他请朝廷下令调查全部灾区，希望奏准以修缮官衙的款项购买食米，因为救饥荒第一。
同时，苏东坡在给他正在浙东为官的一位好友钱般的一封信里说：“虽子功旦夕到，然此事得聚议，乃济数舍之劳，譬如来一看潮，亦自佳事，试告公此意劝之，勿云仆言也。”在七月的报告中，苏东坡只请求拨米20万石。那项计划也很简单。杭州本为产米地区，每年只需向京都缴米125万到150万石，杭州仍然很殷实，能够付得出那个米额的价钱。如蒙允许保存一部分米，杭州可以改缴同值的绸缎银两。他只盼望朝廷准他们留下一部分充做皇粮的米，转到当地谷仓，也就可以了。
夏季，暴雨一场接着一场。苏东坡无法入睡，又写了“浙西灾伤第二状”。20天后，公文才到达苏东坡手中。他连忙看，发现自己请求处理的最重要部分已遭删除。他只得又上文户部，请求联合调查，又要求那些认为不致有饥荒出现的人，应当签署保证文件。在大雨还有停下来的情势中，苏东坡感到情况越来越可怕，他将请拨的米由20万石提高到50万石。这些米是预备稳定粮价的。即使朝廷每个赔10文钱或1石赔1文钱，朝廷全部的损失也不过5万缗。恐怕饥荒真正到来，那时朝廷即便花上10倍或20倍的钱，也不能救那些饥民。于是，苏东坡请求朝廷命官员在河南安徽买米，储存在扬州，以备在饥荒来临时发与湖泊地区的灾民。他的计划是，米要存在途中地方，万一不需要，仍可再运往京都。杭州则可以用同等值的钱货代替每年的供米。
“若来年人户原不缺食，不须如此率画，则臣不合过当张皇之罪，所不敢辞词。纵被诛谴，终贤于有灾无备，坐视人死而不能救也。”苏东坡在奏章中说。在他看来，人的生命高于一切，绝不可视雨灾为儿戏。
苏东坡的认真，在别人眼里却是“天真”，他的建议与计划，不是被上级打了问号，就是打了折扣，以致他的美好的想法无法实施。他写信给好朋友孔平仲说：“呜呼！谁能稍助我者乎？”
苏东坡的计划是在那年冬天出卖官米。果不出他所料，米价飞涨。冬季一到，他开始出卖官仓存米。但是在元祐六年（1091年）二月，他被调离杭州，又被召至京都充任翰林学士。他离杭州时，所做的事尚未完成，他写信给继任的林太守，请他与所有的有关官员联系，以做决定。他告诉林太守，在前一个月，他曾经请求保留朝廷的50万石贡米，林太守应当暂时保留此米。林太守以等待前任苏太守最后上朝廷表章的批示为借口，当然可以将解来进京一事安然拖延一段时日。那批米如不急用，到六月再送出，也不算太迟。
苏东坡在赴京途中，顺便看看苏州及邻近各地的洪水灾区，以便与各省同僚会商办法。他发现整个地区尚淹没在水中，因为洪水尚未消退。那时正是春天，农人还希望水能及早退去，以便春耕。农田之在低处者，显然无望，在高处的农田里，他看见老翁与女人昼夜忙于往外放水，以人与天气对抗，似乎并无把握。因为雨还在继续下，刚刚淘去些水，不久水又满了。饥荒已然来临，人民开始吃稗糠，平常都是喂猪吃的，现在与芹菜或其他青菜混合煮食。由于缺乏干柴，人民只好生食，好多人因此患肚胀。苏东坡在表章里曾说：“并是臣亲见，即非传闻。春夏之间，流殍疾疫必起。”
苏东坡去了，饥荒来了，人民多病饿而死。真难以令人相信，苏东坡到达京都后，竟遭弹劾，说他夸大灾情，“论浙西灾伤不实。”苏东坡问心无愧，因为他没有不实之言；他又问心有愧，因为他虽尽心尽力做了他该做的，可还是不能拯救深陷饥荒中的人们。
【东坡名词】
灯火钱塘三五夜。明月如霜，照见人如画。帐底吹笙香吐麝，此般风味应无价。
寂寞山城人老也。击鼓吹箫，乍入农桑社。火冷灯稀霜露下，昏昏雪意云垂野。
——《蝶恋花》
5．寻找避免平庸的方法
苏东坡的人品才学毕竟还是有人赏识的，除了一些追随他的朋友外，还有历朝皇后。例如仁宗皇后救过他的命，英宗皇后提拔他任“翰林学士知制诰”，这离宰相只差一个级别。苏东坡以自己的资质赢得了他该有的位置，有权之后，他开始思索为什么科举培养了很多平庸的读书人？有的人实际上是非常有才能的，可在官场一泡几年，要么成为明哲保身的好好先生，要么成为老奸巨猾的阴谋家。
人才在官僚体制中浪费，于国于民都不利。
一天晚上，苏东坡正在一小书斋中坐着，他对政客的嫉妒已是十分厌恶，已经请辞此职务。皇太后宣他进宫草拟诏命。年轻的皇帝正坐在祖母身旁。苏东坡在一旁毕恭毕敬地立着听记吩咐。在告诉苏东坡草拟圣旨任命吕大防为宰相之后，皇太后突然问他：“有一件事我想问你。几年前你官居何职？”
“常州团练副使。”苏东坡回答。
“现在身居何职？”太后又问。
“臣承乏翰林学士。”
“你为何升迁如此之快？”
“仰赖太后的恩典。”
“这与老身无关。”
苏东坡略一停顿，然后说：“一定是皇上的恩典。”
“与皇上也无关。”太皇说，面露笑容。
苏东坡想了一下，说：“也许是有老臣推荐。”
太后说：“与他们也没关系。”
苏东坡这时实在不知道太后内心的想法了，他做人的率性的一面表现了出来，他说：“臣虽不肖，但从不运用关系求取官职。”
太后笑道：“这是我老早就想对你说的。这是神宗皇帝的遗诏。先王在世之时，每当用膳时举箸不下，臣仆们便知道是看你写的文字。他常说起你的天才，常想用你，但不幸未及如愿便速尔崩逝。”
苏东坡听到这话，心里有些感动。是啊，自己靠的是真才实学，才有了施展抱负的位置。国家需要人才，并且天下并不乏人才，可人才却是特别地难得，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在哪里呢？通过了解历史与对照现实，苏东坡发现堵塞言路是造成阻碍人才发展的原因之一。他从小就读过《史记》、《汉书》，熟知汲黯的故事。
一次，河南某地失火，武帝派汲黯去视察。汲黯到河南，见正遭水灾，饥民塞路，父子相食，饿死沟壑者不计其数。汲黯不畏矫制之罪，便以皇帝使臣的名义，持节开仓放粮赈济贫民，人民大悦。
太后弟武安候田蚡为丞相，仗势恃骄，目空一切，朝臣来拜，多不为礼。汲黯对他这种傲慢的态度看不惯，遂与之亢礼，见而不拜。大将军卫青，其妹为皇后，人皆敬畏，而汲黯见他，揖而不拜。有人对他说：“自天子下尊贵莫过大将军，你为何见而不拜？”汲黯说：“以大将军之尊，而门有常揖者，表明他能降贵礼贤，这将使他的名声更加提高。”卫青闻后，对他更加尊重。
汲黯指责丞相公孙弘是刀笔吏，“专深文巧诋，陷人于罪，以自为功”；痛斥御史大夫张汤是“智足以拒谏，诈足以饰非”；当面斥责他们“怀诈饰智，惑君乱国”的罪行。
一次，汉武帝召集群儒说：“我欲振兴政治，效法尧舜，如何？”
汲黯说：“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怎么能效唐虞呢？”
武帝听了尖锐的批评，怒而罢朝。当时很多朝臣为汲黯担心，纷纷劝他自爱保身。汲黯慨然说：“天子设公卿大臣，不是为了匤正错误，难道是专作阿谀奉承的吗？我既在其位，总不能只顾个人安危，见错不说，使皇帝陷于不义之地。”
从历史回到现实，苏东坡脱口而出：“广开言路！”于是他向太后指出来，朝廷有道，皇帝一定是想办法接近每一个人。比如说，唐太宗在位时，他许每一个人到宫廷进言，甚至无官无职的老百姓也在内。若有人说有话要见皇帝，宫门的守卫人员不许阻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