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平常心面对不平常的事情
1．残缺也是一种美
苏东坡认为，人只有做自己的“主人”，才能在任何时候、任何环境保持心灵的自由，从孤独中突围。有主见和信念的人，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恪守什么，走顺路步伐稳健，成功不得意忘形；处逆境不乱阵脚，失败不自暴自弃。人虽“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但心灵世界是属于自己的，这个世界无穷大，可以放置、收藏很多东西，如精神信念等，它可以物化成为一种力量，来支撑自己，使现实的一切变得并不可怕。
一天，被贬黄州的苏东坡正和同乡道人杨世昌观赏夜景，那是七月十六仲夏之夜。清风在江面上缓缓吹来，水面平静无波。东坡与朋友慢慢喝酒吟诗。不久，明月一轮出现于东山之上，徘徊于北斗星与天牛星之间。白雾笼罩江面，水光与雾气相接。二人坐在小舟中，漂浮于白茫茫的江面之上，只觉得人如天上坐，船在雾中行，任其漂流，随意所之。二人开始歌唱，手拍船舷为节拍。唱出了：
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
渺渺兮余怀，望美人兮天一方。
苏东坡的朋友善吹箫，开始吹起来，他在一旁哼着歌唱，箫声奇悲，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细若游丝，最后消失于空气之中。另一个船上的寡妇竟闻之而泣，水中的鱼也为之感动。
苏东坡也为箫声所动，问朋友何以箫声如此之悲。朋友告诉他：“你还记得在赤壁发生的往事吧？”
当然记得，一千年以前，一场水战在此爆发，决定了三国蜀魏吴的命运。苏东坡不难想象当年曹操的战船，真是帆墙如林，自江陵顺流而下的气势。曹操虽然事业上搞得轰轰烈烈，但骨子里也是个孤独的诗人，“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说出了苏东坡此时的心境，还“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的诗句也是让他倍感寂寞。
苏东坡仰望星空，半个月亮，好看去好像残缺了，但却如此的美。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常常会遭遇各种各样的不幸，或者会被什么东西遮住自身的光芒，但是，如果换个角度看，又何尝不是一种美？
《庄子？德充符》中讲了个故事：
鲁国有个被砍掉一只脚的人，名叫王骀，跟从他学习的人跟孔子的门徒一样多。孔子的学生常季问孔子；“王骀是个被砍去了一只脚的人，跟从他学习的鲁国人却和先生的弟子相当。他站着不能给人教诲，坐着不能议论大事；弟子们却空怀而来，学满而归。难道确有不用言表的教导，一个身残体秽的人的内心世界也能达到成熟的境界吗？这又是什么样的人呢？”
孔子回答说：“王骀先生是一位圣人，我的学识和品行都落后于他，只是还没有前去请教他罢了。我将把他当作老师，何况学识和品行都不如我孔丘的人呢！何止鲁国，我将引领天下的人跟从他学习。”
常季又问：“他是一个被砍去了一只脚的人，而学识和品行竟超过了先生，平常人跟他相比相差就更远了。像这样的人，他运用心智是怎样与众不同的呢？”
孔子回答说：“死或生都是人生变化中的大事了，可是死或生都不能使他随之变化；即使天翻过来地坠下去，他也不会因此而丧失、毁灭。他通晓无所依凭的道理而不随物变迁，听任事物变化而信守自己的要旨。”……
突然，朋友打断了苏东坡的沉思。朋友向东坡说：“这些英雄，而今安在？今天晚上，你我无拘束，驾一叶之扁舟，一杯在手，享此一时之乐。我们不啻宇宙中的一蚊蝇，沧海中的一砂砾。人生在瞬息之间，即化为虚幻，还不如江流之无尽，时光之无穷。我真愿挟飞仙而遨游于太虚之中，飞到月宫而长生不返。我知道这些只是梦想，从无实现之望，所以不觉箫声吹来，便如此之悲了。”
苏东坡安慰起朋友，他说：“你看水和月！水不断流去，可是水还依然在此；月亮或圆或缺，但是月亮依然如故。你若看宇宙之中发生的变化，没有经久不变的，何曾有刹那间的停留？可是你若从宇宙中不变化的方面看，万物和我们人都是长久不朽的。你又何必羡慕这江水呢？再者，宇宙之中，物各有主，把不属于我们的据为己有，又有何用？只有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是供人人享受的。凭我们的生命和血肉之躯，耳听到而成声，目看到而成色——这些无限的宝贝，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造物无私，一切供人享受，分文不费，分文不取。”
听了这一番话，朋友也欣然欢笑。二人洗净杯盘，继续喝酒，吟诗，说笑。后来，不待收拾桌子，便躺下睡去，不知东方已经露出了曙光。
【东坡名词】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2．在沉寂中走向成熟
苏东坡在《初到黄洲》一诗中写道：“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自笑平生好论是非，因言得罪而成逐客，自是“失”，而长江鱼美竹翠笋香，不无“得”。
贬到惠州时，他写了一首《食荔枝》，其中两句：“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贬到海南岛后，他在《六月二十夜渡海》一诗中说：“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可见，苏东坡在不幸与苦难面前，内心是多么的镇定与平静，几番化“失”为“得”，尽显坦然旷达。他的社会地位不断下降，而他的精神高度却不断上升。这是一种真正的成熟，在沉寂中成熟。
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贬到黄州后，他那颗紧张不安的心渐渐安定下来，他开始思考人生，他变得“无畏”起来，人生的悲欢离合是正常的，就犹如月亮有满圆的时候，也有残缺的时候。他给李常的信中说：“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虽怀坎〔土禀〕于时，遇事有可遵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与造物。”
他在寂寞中反省过去，觉得自己以前最大的毛病是才华外露，缺少自知之明。一段树木靠着结疤取悦于人，一块石头靠着晕纹取悦于人，其实能拿来取悦于人的地方恰恰正是它们的毛病所在，它们的正当用途绝不在这里。我苏东坡30余年来想博得别人叫好的地方也大多是我的弱项所在，例如从小为考科举学写政论、策论，后来更是津津乐道于考论历史是非、直言陈谏曲直，做了官以为自己真的很懂得这一套了，洋洋自得地炫耀，其实我又何尝懂呢？直到一下子面临死亡才知道，我是在炫耀无知。30多年来最大的弊病就在这里。现在终于明白了，到黄州的我是觉悟了的我，与以前的苏东坡是两个人。
苏东坡一生的道路，真是崎岖坎坷瞬息万变，一直到他人生的末日，不是出乎他的本意，却与皇后大有关系。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皇帝有意使他掌史馆，却被左右所阻。皇帝最后亲书一道旨意，把苏东坡的谪居地由黄州调到汝州（今临汝），汝州离京师较近，生活亦较为舒适。
他当然躲避这个任命，按他自己的话，这犹如“小儿迁延避学”。人做官不外乎为名为利，或为权势，或为报效国家。我们知道苏东坡非以做官为发财致富之道，至于权势，他根本不愿控制别人。至于为名，苏东坡知道，即便是身为宰相，也不能在他不朽的文名上有丝毫增减。他又何求于政治？他又能有何成就？
苏东坡的荣誉观是一种个体的道德自律，这种道德自律是以“仁”为核心思想体系，通过“礼”来约束自我行为方式，以“修身”、“内省”为途径来实现的。他认为人的一生，无论是发达的时候，还是处在困境的时候，都要注意自己的名声。
孟子说，如果得志，我要造福于天下百姓；即使不得志，我也要洁身自好，绝不与腐败势力同流合污。崇尚德，爱好义，就能悠然自得无所求。所以士人穷困时不失掉义，得志时不背离道。穷困时不失掉义，所以士人能保持自己的操守；得志时不背离道，所以不会使百姓失望。古代的人，得志时，施给人民恩泽；不得志时，修养品德立身在世。穷困时，独自保持自己的善性，得志时还要使天下的人保持善性。
如果人一富就张狂，一穷就自贱，心思执著于利益得失，如何悠然？只会发狂，走火入魔。当处境不太好的时候，保持人格的独立不变，精神的坚定不动摇；在掌握鲜花围绕自己的时候，保持一颗平常心，那么就悠然自得了。
这是孟子的一种荣誉观。这也是苏东坡的荣誉观。
余秋雨先生说：“苏东坡的这种自省，不是一种走向乖巧的心理调整，而是一种极其诚恳的自我剖析，目的是想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他在无情地剥除自己身上每一点异己的成分，哪怕这些成分曾为他带来过官职、荣誉和名声。他渐渐回归于清纯和空灵，在这一过程中，佛教帮了他大忙，使他习惯于淡泊和静定。艰苦的物质生活，又使他不得不亲自垦荒种地，体味着自然和生命的原始意味。这一切，使苏东坡经历了一次整体意义上的脱胎换骨，也使他的艺术才情获得了一次蒸馏和升华。他，真正地成熟了——与古往今来许多大家一样，成熟于一场灾难之后，成熟于灭寂后的再生，成熟于穷乡僻壤，成熟于几乎没有人在他身边的时刻。幸好，他还不年老，他在黄州期间，是44岁至48岁，这对一个男人来说，正是最重要的年月，今后还大有可为。中国历史上，许多人觉悟在过于苍老的暮年，换言之，成熟在过了季节的年岁，刚要享用成熟所带来的恩惠，脚步却已踉跄蹒跚；与他们相比，苏东坡真是好命。”
【东坡名诗】
仰看鸾鹄刺天飞，富贵功名老不思。
病马已无千里志，骚人长负一秋悲。
古来重九皆如此，别后西湖付与谁。
遣子穷愁天有意，吴中山水要清诗。
——《和晁同年九日见寄》
3．对待命运的大起大落
人生最难测的是命运前途，苏东坡没有想到谪居黄州四年之后，朝廷又准备重用他。他不知道朝廷的动静，他已经习惯于调动，今天这个地方任通判，明天那个地方任太守，他不觉得苦。有一阵子他很想在常州定居终老，便向上打了报告，竟获得了调往常州任太守一纸任命，
苏东坡怀着愉快的心情前往常州，经过扬州，在一个寺庙的墙壁上写了三首诗。三首诗若一齐看，主题为何，不会误解。其大意是他在寻找安居之地徒然无功之后，欣闻得以退休林泉以度晚年。其中有一首是：
此生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
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
谁知，就是这一首诗，又为苏东坡埋下了危险的种子。事情是这样的，苏东坡写这首诗的时间是1086年在5月5日，而神宗驾崩于该年3月5日。由诗上看，诗人在歌颂自己的欢乐，可他犯了大忌，这可在国丧之际啊！他为什么如此高兴？“闻好语”，什么好语？显然不是什么别的事，而是听了神宗驾崩的消息高兴！多么忘恩负义的臣子！于是，当苏东坡被重用，调到京城官至二品的时候，嫉妒他的一帮人从这首诗入手，纷纷弹劾他，控告他。
这的确让人感到窝囊，苏东坡胆子再大也不会因皇帝驾崩而写诗庆贺，他毕竟是大宋的官员，他写诗时心情好，是因为在寺庙里与僧人相谈，得知这年风调雨顺，农民有望丰收，即“大有年”也。
苏东坡这样解释“闻好语”，显得苍白而无力，因为什么事也没“国丧”大。苏辙为兄长想出一个更好的辩护语。在哲宗元祐六年（1091年），苏辙为此事作证时，他说苏东坡那年3月在南都，那时一定已经听到神宗驾崩的消息，决不能56天之后才在扬州听见。他告诉皇太后说，“好语”指的是在苏东坡下山时，听到农人谈到英明的幼主登基，十分欢喜。这个说法明确有力。苏辙作证结束后，从皇帝面前退出，让别的官员去争论吧。
皇帝年纪小，由皇太后摄政，这对苏东坡非常有利，因为皇太后特别赏识苏东坡，苏东坡得到提拔，与皇太后的提议直接有关。尽管弹劾苏东坡的本章比较多，但皇太后始终是搁起来不予理睬。苏东坡曾请求将那些本章公开，以便给他机会申辩澄清，但是皇太后也没有答应。苏东坡知道他的政敌是决心要推倒他，甚至他草拟惩处奸佞小人吕惠卿的圣旨时，他的政敌都认为文字里含有毁谤先王的话。不仅苏东坡自己遭到攻击，连他的朋友黄庭坚、秦观、王巩、孙觉都成了被批评的目标，或直接受到弹劾，或遭到政敌以阴险卑鄙的方式污蔑。
苏东坡感到了人性的卑劣，想和他们斗下去，否则自己与他们是一样的人，他对秦观说：“他们希望用这种阴险的谣言中伤我们，使人没有自卫的余地。我们以最坏的打算，大不了继续去开垦土地，种庄稼，就什么也不怕了。”
接连两年之内，苏东坡“四遭毁谤”，由他推荐为官的人，都遭受无故的污蔑。为此，他提醒皇太后，在前一派人当政时，他曾遭受李定的弹劾。他曾写过讽喻诗，希望皇帝知道民间的疾苦而改变政策，而御史却把他忠直的批评叫“毁谤”，而在控告他的文字里也有些说得“近似”真实之处。而现在则连一丝毫近似之处也没有了，像批评他用“民亦劳止”，完全捕风捉影。
太后说：“我知道怎么回事。你放心为皇帝效劳吧。”
苏东坡说：“臣以此知挺之险毒，甚于李定、舒直、何正臣……古今有言日：‘为君难，为臣不易。’臣欲依违苟且，雷同众人，则内愧本心，上负明主。若不改其操，知无不言，则怨仇交攻，不死即废。伏望圣慈念为臣之不易，哀臣处此之至难，始终保全，措之不争之地。”
苏东坡说，如果皇太后不以他之所奏为实，可交宰府相公开调查。如果相信他之所奏真实无误，请即密藏。他还要再上正式辞表，请求外放，那份表章，可以公开。
实际上在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十二月，对手们第一次向他发动攻击时，苏东坡已经调整好心态，在第二年，他不断请求离开要职官位。与其说是退让，不如说是回避。他写的信里有两封包括他的自传资料，历叙他的官场经历，还有他因倔强任性而遭遇的很多烦恼麻烦。他说：“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事君之时，当以事国为先，欲事其国，则必保其身。”
苏东坡意识到“聚蚊成雷，积羽沉舟，寡不胜众”，朋党斗争的结果，对己不利，对国家也不利。他不得不继续要求回避：“臣岂敢以哀病之余，复犯其锋。虽自知无罪可言，而今之言者，岂问是非曲直。今余年无几，不免有远祸全身之意。再三辞逊，实非矫饰……臣若贪得患失，随世俯仰，改其常度，则陛下亦安所用巨？若守其初心，始终不变，则群小侧目，必无安理……所以反复计虑，莫若求去。非不怀恋天地父母之恩，而衰老之余，耻复与群小计较短长曲直，为世间高人长者所笑。伏望圣慈……早除一郡。所有今未奏状，乞留中不出，以保全臣子。着朝廷不以臣不才，犹欲驱使，或除一重难边郡，臣不敢辞避……惟不愿在禁近，使党人猜疑，别加阴中也。”
在苏东坡再三恳请之后，太后觉得苏东坡说得有道理，在元祐四年三月十一日，朝廷终于接受他的请求，任命他以龙图阁学士出任杭州太守，领军浙西。浙西太守管辖六区，包括现在的江苏在内。临行前，皇帝赐予茶叶、银盒、白马及镀金的鞍路、他的官服上的金腰带等礼品。马对他无用，他转送给穷门人李膺去卖了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