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的女权主义学者当中，反对禁制淫秽品一方的代表性人物有罗宾（GayleRubin）和巴特勒（JudithButler）。罗宾认为，反对淫秽品的激进女权主义有两大问题：第一，如果将淫秽品一概视为父权制的表现，就无法分别对待不同种类的淫秽品；第二，如果认为所有不反对淫秽品的人都不能算作女权主义者，就重新定义了女权主义。概括地说，反对禁制淫秽品的一派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阐明自己的观点的：1最大的问题在于言论自由。一个社会中，人们对事物有喜爱与憎恨的自由，有赞赏与讨厌的自由，但是一部分人的观点和好恶不可以被允许用来指导社会政策。2那些将淫秽品定义为对女性的压迫的人，至少没有看到淫秽色情市场的多样性：同性恋淫秽品在市场上占有相当大的份额，它们完全不涉及性别问题；虐恋淫秽品也很多，其中相当大的比例是女性使男性屈从。因此，认为凡淫秽品必定是男性压迫剥削女性，是不符合事实的。3反对淫秽品的女权主义者与右翼宗教势力划不清界线。4反对淫秽品一派的观点属于性问题上的浪漫观点，在性活动中要强调人的亲密关系，而不是肉体快感。这种观点认为，女性的性自由仅仅意味着摆脱男性主义中心的女性形象，而不是自由地从事多种多样的性活动。5有实证研究表明，淫秽品的消费不会导致性犯罪率的上升，在某些方面，还会导致性犯罪率的下降。6虽然淫秽品的消费与两性平等这两者之间也许并没有直接内在的因果关系，但是从现象上看，这两个方面却存在着正相关，即一个社会两性关系越是平等，淫秽品的消费量就越大。7淫秽品是向传统道德的挑战，传达了以快乐为性的目的的新价值观。8淫秽品只是社会问题的症状，而不是它的原因。9反淫秽色情的女权主义者们不是去批评传媒中的性别主义内容，呼唤非性别主义的、女权主义的或为女性服务的性材料，而是简单地要求把这些材料完全扫除。
中外性文化比较
东方性文化与西方性文化，由于其产生和发展的社会环境与文化背景的不同，而存在许多差异。然而，人类历史发展的共通性也同样决定了不论是东方性文化还是西方性文化，都有众多的相似之处。
一、中外性文化的差异有关中外性文化差异的研究不少，这里我们主要介绍李银河教授的观点，并从性规范的角度比较两者的不同。
（一）李银河教授的观点中国的性文化与西方的性文化有极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从表面上看就十分明显。在西方人人都在谈论性，性科学铺天盖地；而在中国还有点儿“谈性色变”。在西方，性为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最为关注的话题之一；而在中国它却仍然处在阴暗的角落里，不能登大雅之堂。概括地说，在西方围绕性展开的是正确与错误、正常与反常、善行与罪恶的斗争；在中国，与性有关的却是重大与渺小、崇高与羞耻、上流与下流的问题。在西方，性处于压制与反抗、正常与病态、罪与非罪的对抗之中；在中国，性被忽视，被认为是不重要的和下流的。所以，早有学者认为中国是耻感社会，西方是罪感社会。李银河教授通过系统的归纳后，将中西方在性文化中的差异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有对错界定与无对错界定的差异。在西方，某种形式的性行为会被定义为正确或错误。例如，阴道交正确，口交错误；能导致生育的正确，不能导致生育的错误，等等。中国人关注的不是正确与错误的界定，而把关注的重心放在制性欲上，讲究中庸之道，讲究慎独，讲究过犹不及，讲究存天理、灭人欲。第二，有焦虑感与无焦虑感的差异。西方存在要求人们在宗教忏悔仪式上坦白一切与性有关的思想、行为、罪恶的过去的事实，人们由此对性问题产生了大量的焦虑。中国的情形明显不同：没有什么普遍信奉的宗教，几乎可以说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民族。基督教为西方人在性方面制造的焦虑感，在中国人这里很陌生，因此，可以说中国人在性的问题上相当的纯朴混沌，没有太多因负罪感而引起的焦虑感。
第三，有激烈反抗与无激烈反抗的差异。西方人由于在性问题上过于焦虑，就有激烈反抗，中国人由于没有焦虑，也就没有反抗。西方人的反抗表现为走极端---越是感到焦虑的事，越要去说，去研究，去表现，所以西方有那么多关于性的研究、治疗，有那么多文学、艺术、影视传媒在表现这个主题。在中国，性这一主题的表现相对要少得多。
第四，有权利感与无权利感的差异。西方人以为自己的权利被压抑、被剥夺了很长时间，所以在性问题上带有造反者和反抗者的狂热感、正义感和权利感，搞起色情品、卖淫和各种变态性活动来显得气壮如牛，好像在搞革命，好像在夺回被人抢去的权利。中国人在性上没有被剥夺感，所以也不会有反抗的热情和正义感，更没有权利感。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性的欲望是不言的隐私，不能登大雅之堂。西方人在开放淫秽色情品市场、卖淫合法化问题上争论得如火如荼，风起云涌。中国人对此却像在听天书，暗地里觉得奇怪：这种问题有什么讨论的余地，连想一想都不好意思。
（二）中外性文化在性规范上的差异性的文化差异必然会在性的道德规范上反映出来。李银河教授认为，世界上现存的多种性规范可以被粗略地划分为两大类：一类主张任何形式的性行为都是可以接受的，但性活动要有节制，性能力不能滥用。另一类主张将性行为区分为可接受的和不可接受的两种。前者是精神肉体并重的文化；后者是重精神轻肉体的文化。东方文化接近于前者；而西方文化接近于后者。李教授认为，与中国性规范极为不同的是，西方基督教性规范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反对肉体快乐，为了人类的繁衍，性行为是一桩不得不为之的罪恶，非生殖性的性行为则是有意犯罪为恶，所有非生殖性的性行为都是“不自然的”或是“违反自然的犯罪”。中世纪早期的基督教沉闷禁欲的性规范与古代中国自由散漫的性道德形成了鲜明对比，尤其是它关于性是罪恶的这种观念，对后者来说相当陌生。在西方基督教性规范中，性活动的一切方式都是有罪的，即使是夫妻间的阴茎阴道交也不例外。虽然性交活动不是不可以有，因为它是得到上帝允许的，但是每一次具体的性交都是罪恶，作为结果，每一个孩子都是其父母的罪恶的产物。照此看来，夫妻的婚床并非只属于他们两人，忏悔牧师的阴影笼罩着他们的性活动。神学家和牧师对夫妻的性生活讨论到了最细微的细节。
相比于西方性规范，中国古代性规范在很长一段时间对性采取的是一种认可与积极的态度，并不认为性行为是一种罪恶。中国的性规范主要强调两种观念：阴阳和合与节制欲望。阴阳和合在中国古代性观念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一阴一阳，一男一女；阴不可无阳，阳不可无阴；男不可无女，女不可无男；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性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被视为一件好事，而不是罪恶；是一件顺应自然的事，而不是违反自然的事。在中国人性观念中同样占有重要地位的是节制欲望的观念，它不仅包括性交频率不宜过高，还有节约精液的思想。这种观点认为，精液是男性身体中的精华，应当厉行节约，不可轻率抛洒。如果性欲过度，就会伤及“阳”，丧失阴阳平衡。男人要避免多射精，因为会失了元阳，而女人的“阴”却没什么问题，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因而，相比于西方而言，中国人对性持有相当开放和肯定的态度，虽然自清朝开始，公众态度日益将性视为隐私之事，在公众场所从不言性，但是对于深谙此道的人来说，性是一种可以使人身心愉悦、延年益寿的活动。在中国传统观念里，在性领域中，任何行为都是可接受的，只要不是过度挥霍生命精力。性既不是一件可怕的事，也不是有罪的事，而是一件有益于健康和人伦的很自然的事情。
二、中外性文化的相似之处在古代社会中，不论东西方都有把性当做人的基本欲望的思想观念在流传，比如，古代中国人有“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一说，而古希腊人则以饮、食、色为人的三大欲望，三种快感。中国的性文化属于精神肉体并重的文化，而印度也大致属于这一类型的文化。印度的性文化观念认为，性是从神那里来的，性唤起与创造性有关，与生命力有关。性除被视为生殖力之外，还被视为快乐、力量和奇迹的源泉。①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各种文化当中性的规范还是带有某些普遍性。例如：夫妻感情联系增强；邻里亲属关系减弱；个人独立感和追求快乐的个人自由权利增强；性快感与罪恶之间的联系感减弱；个人身体隐私欲望增强---这种到1750年在英国社会的中上阶层已完全建立起来的规范，在20世纪末已经在全世界普及。现代文化创造出这样一些价值观：对浪漫和热烈爱情的高度评价；为爱情而结婚；家庭成员之间的平等关系；男女两性的性自由；男女平等；对性活动的宽容。综观现代社会人类的性文化，尽管逐渐相互交融带有某些普遍性，但是李银河教授指出，关于性规范问题仍有两个值得注意的潮流：一个是保守观念的回潮；另一个是非西方文化对西方性观念的抵制。保守观念的回潮在西方是从艾滋病刚刚被发现的年代，也就①李银河：《性的问题·福柯与性》，第24页，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版。
李银河：《性的问题·福柯与性》，第37页，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版。
是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虽然社会对于性想象已经变得相当宽容，但是对性行为还是有着许多的禁制，有些性规范甚至相当严厉。国际生活中的一个新特征就是西方化和抵制西方化。西方有很多问题，东方有自己的优势，在西方社会因艾滋病危机受到巨大挫折，否定自身的性价值、性规范、性观念时，东方的一些性文化、性规范显示出某种优越性。因而，我们应当融合东方与西方性文化之所长，让我们的性规范向着有利于人性自由的方面发展。
学习讨论题：
1如何理解人类性行为方式的进化和原始性崇拜是人类性的文化反映？
2如何区分黄色文化与非黄色文化？为什么黄色文化市场无法根治？
推荐书目导读：刘达临：《中国性史图鉴》，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该书是世界上第一本通过古代陶器、石器、玉器、木雕、刺绣、春宫图、岩画、山水画等全面阐述中国古代性文化的大型典籍，它以清晰缜密的理论脉络为线索，将大量长期秘不示人的彩色图片贯穿起来，揭开了五千年中国性文化的神秘面纱。全书共有十余万阐释说明文字，并辅以600多幅彩色图片，内容生动丰富，可读性很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