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枕着唐诗梦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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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章 万里悲秋常作客

万里悲秋常作客

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

潦倒新停浊酒杯

杜甫的许多诗都充满了悲凉气息,其七律《登高》一诗亦然。“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一生漂泊,疾病缠身,鬓发斑白,穷困潦倒,连革命小酒也没的喝不能喝了。这一切,不由人不悲从中来,悲不能抑。

古代的大文人尤其大官人加文人,漂泊是家常便饭,也是他们人生的共同轨迹。同时,也是他们之所以能成大家的重要的条件。漂泊,收歪打正着之效,可能将非文人造就成了文人,将小文人造就成了大文人。

中国古代的文人,有一种心愿,那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们认为,读书重要,行路也很重要,或者说更加重要。行路,到各处去看看,可以广游名山大川,见识不同的名胜;可以接触各地的人们,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心愿与诉求,可以了解历史掌故,民情风俗,可以将书本知识与实地调查有机融合,提升知识层次。行路可以使读书活起来,收事半功倍之效。行路是另一种形式的读书,是读活书,读大书,读有形与无形结合、历史与现实结合之书。

古人所向往的行走,应当是一种游历,旅行,探险,是走亲访友,是心灵愉悦的上任、转任之类的官场之游。但事实上,那些被“行路”造就了的官人文人,他们的“行路”,是被动之旅,辛酸之旅,痛苦之旅,是一种身心俱疲的人生漂泊。

随便举几个《唐诗三百首》所选的诗人的例子吧。比如李白,被“长流夜郎”,流放地是夜郎,在云南,大约靠近了诸葛亮七擒孟获的地方。比如杜甫,一介小官,在京兆、肃宗灵州即位的行在,华州、秦州、东蜀、耒阳等地东奔西走,或公差,或客居,寄人篱下。比如柳宗元,曾为礼部员外郎,因革新失败,被贬为永州司马,十年后又被发配到柳州做司马。比如韩愈,先是被从监察御史任上贬为阳山令,后又被从刑部侍郎任上贬为潮州刺史。

漂泊的官人文人历代都有。宋朝的大文人苏东坡,曾被流放到海南的“天涯海角”,清朝的大才子纪晓岚,曾被流放到新疆,在那里待了一年多。

古代的官人兼文人,与今人比,似乎十分的不幸。他们所受的身体与心灵的苦痛,是今人难以想象的。但是,与今人比,他们又十分的幸运。正因为他们被贬谪流放,四处漂泊,他们才能做到头脑清醒,才能有“居庙堂之高”与“处江湖之远”的双重经历,有全方位多角度思考官场、民间、人生的阅历与资本。因为他们的行程艰辛,他们对各地风貌、历史、风土人情、民间疾苦、朝廷弊政的了解才全面,仔细,切身;因为他们漂泊的地方多,有种种的漂泊经历,他们的阅历广、见识多,知识更丰富,思想更深刻,文采更斐然。古代的大文人多,文豪多,与文人的漂泊很有关系。

中国的现当代,缺乏大文人,这是共识。造成今天局面的原因,有多种说法,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户口制度让人难以流动;是官吏制度的僵滞,就地做官,缺少交流,官人、文人、官文人们的阅历太浅,见识太少;是官文人们没有更多的内心的煎熬,没有了生命的抗争,没有了以笔抒发愤懑,以笔描述生存经历与生命体验的冲动与韧劲。可能这不是根本原因,但却绝对是次根本原因。

“万里悲秋常作客”,杜甫,让我们同情悲悯你呢,还是羡慕、妒嫉你?

2009.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