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大道与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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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 柳亚子的“狂奴故态”与“英雄末路”(3)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来到重庆,与柳亚子第二次相聚。其时,柳亚子正与画家尹瘦石筹备柳诗尹画联展。柳亚子提议由尹瘦石为毛泽东绘像,自己题诗,在诗画联展展出。毛泽东欣然应从。诗写成后,柳亚子致信毛泽东,毛泽东于10月4日复信柳亚子。其时,柳亚子夫人恰好因盲肠炎住院,毛泽东信中首先便对柳夫人的病表示关心:

亚子先生吾兄道席:

诗及大示诵悉,深感勤勤恳恳诲人不倦之意。柳夫人清恙有起色否?处此严重情况,只有亲属能理解其痛苦,因而引起自己的痛苦,自非“气短”之说所可解释。时局方面,承询各项,目前均未至具体解决时期。报上云云,大都不足置信。前曾奉告二语: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吾辈多从曲折(即困难)二字着想,庶几反映了现实,免至失望时发生许多苦恼。而困难之克服,决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此点深望先生引为同调。有些可谈的,容后面告,此处不复一一。先生诗慨当以慷,卑视陆游陈亮,读之使人感发兴起。可惜我只能读,不能做。但是万千读者中多我一个读者,也不算辱没先生,我又引以自豪了。

①见《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月版。

敬颂兴居安吉!

毛泽东

十月四日①

“大儿斯大林,小儿毛泽东”

毛泽东到重庆,是为了与蒋介石谈判。从毛泽东的复信看,柳亚子去信中,问及了有关“谈判”的种种问题,这显然是问非该问,毛泽东当然不可能以实情相告,只能以“前途”“道路”之语漫应之。虽然毛泽东并未正面回答“时局”方面问题,但对柳亚子诗的赞美,还是令柳亚子大为兴奋,于是又写诗赠毛:“润之书来,有‘尊诗慨当以慷,卑视陈亮、陆游,读之使人感发兴起’云云,赋赠一首”。诗以这样两句开头:

①见《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月版。

瑜亮同时君与我,

几时煮酒论英雄?

第一句把自己与毛泽东的关系,说成是周瑜与诸葛亮的关系;第二句则又把自己与毛泽东的关系,说成是曹操与刘备的关系。“既生瑜,何生亮?”的感叹虽未发出,但“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的意思却表达得很明显。诗则以这样两句结束:

冠裳玉帛葵丘会,

骥尾追随倘许从。

第一句是把毛泽东来重庆谈判比作齐桓公葵丘大会诸侯,第二句有跟随毛泽东参与谈判之意。其实,在此之前,柳亚子在《润之招谈于红岩嘴办事处,归后有作,兼柬恩来、若飞》中,就有句曰:“最难鲍叔能知管,倘用夷吾定霸齐。”这是把自己比作管仲,如果能被齐桓公这样的人所用,就能把天下平定。在《十月六日得润之书问佩宜无恙否,兼及国事,感赋二首,再用溪中韵》中,则有句曰:“三年待纵冲天翼,风起云扬尔我同。”这是说自己沉寂多时,现在要与毛泽东一同大显一番神通。读这期间柳亚子的这些诗句,再联系到致毛泽东信中对谈判一事的询问,不难看出,自以为有第一流政治才能的柳亚子,在这期间是十分技痒的,非常渴望能与毛泽东一起参与谈判,对谈判深度介入。

柳亚子虽多方暗示,欲介入谈判,而毛泽东当然只能装作听不懂。但我想,在这期间,毛泽东就不但感到了柳亚子的可用,也感到了他的难用。

在重庆谈判期间,柳亚子还向毛泽东索诗,于是毛泽东手书“旧作”《沁园春·雪》(“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交柳。柳亚子写了《沁园春·次韵和毛润之初到陕北看见大雪之作,不能尽如原意也》,这首词以这样的句子结束:

君与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

柳亚子屡作这样的豪语,一定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最早以诗歌颂毛泽东者,恐怕是柳亚子。1929年,柳亚子写了《存殁口号五首》,第一首是:“神烈峰头墓草青,湘南赤帜正纵横。人间毁誉原休问,并世支那两列宁。”这首诗就是将孙中山和毛泽东同时歌颂,称为中国的“两列宁”。在后来,柳亚子更写了许多歌颂毛泽东的诗。但柳亚子在歌颂毛泽东时,往往与别人不同。他常常忍不住地把自己与毛泽东同时歌颂,并且是把自己放在与毛泽东同等的位置加以歌颂。这就像是在墙上并排挂上同样大小的两幅画像,一幅是毛泽东,一幅是自己,然后再朝着两幅像跪拜。换句话说,他在歌颂毛泽东时,总有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惺惺相惜,总要挟带大量“私货”。这种很不“得体”的惺惺相惜,这种挟带“私货”的歌颂,就不但会功过相抵,甚至还可能过大于功。

在歌颂毛泽东时,柳亚子有时称“毛公”,有时则称“毛郎”。例如,1945年10月,为纪念鲁迅逝世九周年,柳亚子应《大公晚报》之约,赋诗二首(《十月十二日,为鲁迅先生逝世九周年纪念前七日,〈大公晚报〉罗承勋索诗有作》)。其中有句曰:

论定延京尊后圣,

毛郎一语奠群哗。

这里说的是毛泽东在延安对鲁迅的高度评价。1945年,柳亚子写了《短歌行,为曹立厂赋,十一月廿六日》,诗中有句曰:“列宁逝后斯君来,中山衣钵毛郎才。”“斯君屹立寰球重,毛郎大智兼神勇。”称毛泽东为“毛郎”,多少给人以倚老卖老之感,这恐怕不仅令毛泽东,也令那时的所有共产党人都觉得别扭。

①曹立庵:《“亚子先生今不朽”——兼斥康生制造的“反动印章案”》,原载1981年11月1日《长江日报》,收入《柳亚子纪念文集》。

1945年,国共和谈时期,柳亚子请曹立庵刻了两枚印章。一曰“兄事斯大林,弟畜毛泽东”;一曰“前身祢正平,后身王尔德;大儿斯大林,小儿毛泽东”①。这两枚印章,都自有出典。第一枚,字面的意思,就是说自己像对待兄长一样对待斯大林,像对待弟辈一样对待毛泽东。倚老卖老的意思,在这里就表现得很明显了。第二枚中的祢正平,即汉末的祢衡。祢衡以狂著称,生平只看得起孔融和杨修两人,常说:“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余子碌碌,莫足数也。”柳亚子这是在仿效祢衡,但比祢衡更有气魄。上面所说的《短歌行,为曹立厂赋》,就是因为曹立厂(即曹立庵)为其刻了两枚印章而赋赠曹的,其中之一,就是刻有“大儿斯大林,小儿毛泽东”的那枚。在诗中,柳亚子还写道:“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自非祢正平,狂语谁敢吐。大儿斯大林,小儿毛泽东。我狂胜祢生,斯毛真英雄。”尽管这里的“大儿”“小儿”不必一定要理解成“长子”“次子”,但如此出语,连柳亚子自己也认为比祢衡还狂。毫无疑问,柳亚子是在表达对斯、毛的欣赏和赞美,但这样一种夸人的方式,实在让人难受。

这两枚印章,在柳亚子生前并未给他带来直接的麻烦,恐怕在他生前知道此事者也并不太多。柳亚子再狂,在1949年后大概也不会轻意以此示人。柳亚子于1958年辞世。为了在1966年隆重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1963年,周恩来指示中国革命博物馆大力收集孙中山和同盟会元老廖仲恺、朱执信、何香凝、柳亚子等人的文物。周恩来又派专人到柳家,动员其家人捐赠遗物。柳亚子家人于是将大量柳亚子遗物捐献出来,其中就包括这两枚印章。“兄”与“弟”,“大儿”与“小儿”,在博物馆静静地躺了三年,倒也无事。1966年7月,它们被康生发现。这样的“敌情”当然令整人老手康生兴奋不已。他连下三道批示,称印章“反动之极”,勒令将两印彻底砸碎,一切照片和底版销毁,并责问中国革命博物馆:“是个革命博物馆,还是个反革命博物馆?”命文化部对此事彻底追查。柳亚子本人则被作为“老反革命分子”而在大字报上点名批判。当时的中国革命博物馆馆长,也被打成残疾。这就是“文革”期间的所谓“反动印章案”。幸亏柳亚子在八年前便寿终正寝,否则,以老迈之躯而在“文革”期间死于“红卫兵”的拳脚之下,岂不太惨?不过,“文革”结束后,这事也没有一笔勾销。1979年10月,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开幕时,大会主席团决定在会上宣读一份《为被林彪、“四人帮”迫害逝世和身后遭受诬陷的作家、艺术家致哀》的文件,文件公布了一百零七人的名单,其中没有柳亚子①。

以上是柳亚子的身后事,不说也罢。我们还是回到他生前。1946年初,柳亚子从重庆回到上海,在各种场合为共产党“说项”,为共产党辩护,为共产党造舆论。1946年初,上海左翼人士为在昆明“一二·一”事件中遇害的南菁中学教师于再召开追悼会,柳亚子在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1月28日,毛泽东在延安致信柳亚子:

①王晶垚:《纪念南社和柳亚子》,载《柳亚子纪念文集》。亚子先生左右:

很久以前接读大示,一病数月,未能奉复,甚以为歉。阅报知先生已迁沪,在于再追悼会上慷慨陈词,快何如之。印章二方,先生的词及孙女士(引按:即谭平山夫人孙荪荃)的和词,均拜受了;“心上温馨生感激,归来絮语告山妻”(引按:此为柳1945年秋所写《润之招谈于红岩嘴办事处,归后有作,兼柬恩来、若飞》中的两句),我也要这样说了。总之是感谢你,相期为国努力。贱恙是神经疲劳,刻已向好,并以奉闻。敬颂

道安

毛泽东

一月二十八日①

“未必牢骚便断肠”

1949年2月下旬,柳亚子应毛泽东之邀,从香港北上。这时的柳亚子,心情可以说是无比兴奋的。这是在途中写的《二月二十八日有作》:

①见《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月版。

六十三龄万里程,前途真喜向光明。

乘风破浪平生意,席卷南溟向北溟。

柳亚子自比为《庄子·逍遥游》中的鲲鹏。《庄子·逍遥游》中的鲲鹏,“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柳亚子觉得自己就是那鲲鹏,只不过庄子笔下的鲲鹏是由北向南,柳亚子则是由南向北而已。顾盼自雄、踌躇满志之态,溢于言表。

柳亚子后来的头衔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央文史馆副馆长。1954年,成为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以“常理”度之,理论上的政治地位并不低,柳亚子似乎没有理由不满意。但柳亚子的心态,是不能度之以“常理”的。在起身赴北平时,柳亚子对在新政府中的地位,是怀着很高的期待的。他后来是否满意,取决于他这种期待得以实现的程度。如果他的期待得到的与实际得到的落差很大,他就有“理由”很不满意。

1949年2月22日,在致上海的毛啸岑信中,他写道:“弟此次押货内渡,平安到达,已与此间主顾接洽,估计有利可赚,甚为高兴。”①其时上海尚在国民党手中,柳亚子便使用了此种语言。“有利可赚”云云,其实正表明了他的待价而沽。

柳亚子于1949年3月18日抵北平。北平市长叶剑英率人在车站迎接。翌日晚,叶剑英又设宴,为柳亚子一行洗尘。柳亚子写了《叶剑英市长来迓,赋呈一首》,最后两句是“授餐适馆何由报,饮马长江待细论”。意思是说,怎样报答共产党的盛情呢,只能在打过长江一事上献计献策。——他总以为自己在政治上有共产党人所不及的奇谋良策。在共产党人中,他认为唯一能与自己相提并论的是毛泽东,其他人都颇不足道。抵北平后,这样的狂语,不但仍在继续,甚至要刻意如此强调。在《为韦江凡题〈故都缘法〉册子二首》中,有句曰:

①见《柳亚子书信辑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348页。

除却毛公便柳公,

纷纷馀子虎龙从。

这意思是说,柳亚子与毛泽东,是一虎一龙,其他人都只配跟在后面。那么其他人是什么呢?

在这首诗中,还有这样两句:

一代文豪今属我,

千秋历史定称翁。

这意思是说,在文的方面,我柳亚子天下第一;在治国平天下方面,毛泽东第一。这又似乎要一文一武地与毛泽东平分秋色了。在《次韵和平江四首》中,又有这样的句子:

留得故人遗句在,

北毛南柳两英雄。

自1935年到达陕北,毛泽东就一直在北方活动,柳亚子则一直在南方,故柳亚子有“北毛南柳”之语。

当时的北平,各路人马云集,可谓人才济济,但柳亚子只把毛泽东一人放在眼里。在这种时刻,一再强调只有毛泽东才配与自己比美,恐怕表现的不仅仅是性格上的狂,还表现了对未来政治权位的期待和暗示。

但柳亚子等来的是一个接一个的打击和失望。

1948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在香港成立,柳亚子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在“民革”的筹建过程中,柳亚子也算是一个重要人物。但“民革”在决定出席新政协的代表时,柳亚子最初却被排除在外。一开始,“民革”可有六人出席新政协。这名额当然是中共中央决定的;由哪六人出席,不用说,也是由中共中央确定。后来“民革”的名额增加到十六人,柳亚子才得以出席。①虽然最终是出席了,但柳亚子心里的不痛快,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