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大道与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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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 柳亚子的“狂奴故态”与“英雄末路”(2)

“诗人毕竟是英雄”

柳亚子生于1887年,长郭沫若五岁,长毛泽东六岁。从少年时期起,柳亚子就有着强烈的反清思想,并积极投身于反清的宣传活动。1903年,在上海参加由章太炎、蔡元培领导的“爱国学社”;1906年加入“同盟会”,后又加入“光复会”;1909年,与高天梅、陈去病等共同创立了“南社”;1924年,加入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1925年,任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常务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也算是一省的政要。柳亚子是国民党内强硬的“左”派,在国共相争中,总是坚定地站在共产党一边。

虽是一介文弱书生,但柳亚子却自少年时代起,就有着异常强烈的“英雄情结”。在柳亚子诗中,“英雄”二字,出现的频率是很高的。金石家曹立庵在回忆柳亚子时,说起过这样一件事:

亚子先生对共产党人充满了信任和热爱,而对国民党的达官贵人则深恶痛绝。记得是在1945年秋的一天,亚子先生和郭沫若同志带我一同上街溜达,走到重庆一座著名的酒楼前,只见出入酒楼的,都是些达官权贵。亚子先生十分气愤,有意拉我们坐在酒楼对面一处卖牛尾汤的小摊前喝黄酒。当时,亚子先生和郭老早已是海内知名诗人和社会贤达,他们的这一举动,无疑是对那些达官权贵的无声嘲弄和谴责。亚子先生数十年攻诗,出口成章。那天,当他边喝黄酒边抨击时政,并颇为自己敢于同那些丑类斗争而感到自豪时,不觉脱口吟道:“才子居然能革命!”郭老对亚子的道德文章历来推崇,赞应曰:“诗人毕竟是英雄!”我在一旁,深为两位长者的斗争精神所鼓舞,许诺说,我要为这副“联句”治枚印章,明天交卷。第二天上午,柳、郭二老便来我处看印章。走前,亚子先生书赠我一首诗,郭老为我作了一幅指画。此后,这枚“联句”印章便常见于亚子先生的手书诗文条幅。如1945年冬,他书赠给本村的诗条幅首端,就盖有这枚“联句”印章。①

“诗人毕竟是英雄”虽出自郭沫若之口,但却极为柳亚子所欣赏,不但常钤于手书条幅,还数次用于自己的诗中。从这一点也可看出,柳亚子一向是以“英雄”自命的。郭沫若脱口而出的“诗人毕竟是英雄”之所以令柳亚子喜爱不已,还因为它与柳亚子家传的另一句恰成对照。柳亚子曾写过《“英雄末路作诗人”两首》,诗前有序云:“余家旧藏石印,文曰:‘英雄末路作诗人’,盖乡前辈杨龙石先生为高祖粥粥翁所治也。”原来,柳亚子高祖就有怀才不遇的牢骚。这两首诗的第二首,是以这样两句开头:“英雄末路作诗人,青兕前生旧姓辛。”“青兕”是辛弃疾的别号,也是柳亚子的笔名。这分明在表示,即便不能在安邦治国上建功立业,最终只能以作诗遣怀,那也是时运不济,而自己终究是如辛弃疾一般可以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英豪。不过,对这种“英雄末路”的“认命”,在柳亚子那里只是偶尔出现的。更多的时候,他愿意相信自己在叱咤风云、降龙伏虎。“诗人毕竟是英雄”这句话之所以令他如此喜爱,就因为说出的是他的心声。抗战期间,郭沫若曾把柳亚子比作屈原,而柳亚子却并不认可:“‘亚子先生今屈原’,鼎堂此论我衔冤。匡时自具回天手,忍作怀沙抱石看。”(《苏联费德林博士乞诗,奉赠两绝,十月二十八日作》)柳亚子认为把他比作怀沙抱石、自沉汨罗的屈原,是辱没了他。他觉得冤枉,他感到委屈。他认为自己在拔山盖世;他认为自己在匡时济世;他认为自己在回天救世。

①曹立庵:《“诗人毕竟是英雄”——忆柳亚子先生二三事》,原载《书法》1979年第2期,收入《柳亚子纪念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5月版。

自认为力能回天的柳亚子,以“英雄”自命的柳亚子,性格中最突出的特征,可用一个字概括,那就是:狂。读柳亚子诗文,最大的感受就是狂气冲天。例如,柳亚子曾这样评说自己的诗:“我的诗,当然不敢妄自菲薄,并且自以为是‘推倒一世豪杰,开拓万古心胸’,陈龙川的两句话,是可以当之而无愧的。”①尽管中国的柳亚子与德国的尼采风马牛不相及,但柳亚子在诗文上的这样一种自负和狂傲,还是让我想到了尼采。这样评价自己的诗文,也许真的只有尼采可与之相比。

①柳亚子:《我的诗和字》,见《磨剑室文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但尼采的狂仅仅表现在对自我文章的评价上,而柳亚子则在政治层面上也狂气逼人,认为自己是时代最前驱,认为在安邦治国上,也具有“推倒一世豪杰”的才华,这就令尼采相形见绌了。“若论时代前驱者,亚子先生第一人。”(《改邓煜诗两首》)不仅在写诗上是第一,在政治思想、政治行为上,也是“第一”的。1940年,柳亚子写过一首《纪梦》诗。诗前有序曰:“廿九年六月廿七夜梦在莫斯科谒斯达林同志,劝其乘德英龙战之际,先定远东。其策以飞机千架,毁灭东京,并遣红军百万,突破东四省,代中国收复失地,则中苏邦交自然巩固矣。国际局势自有其中心政策,友邦领袖老谋深算,成竹在胸,岂外人所宜越俎代谋?存此聊纪书生之狂呓尔。”居然梦见自己到了莫斯科,游说斯大林、告诫斯大林、教诲斯大林,也真可谓狂人自有狂梦。俗云: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柳亚子能做出这样气吞山河的梦,也足见其平时内心的狂态。实际上,柳亚子是真的这样想过。他后来回忆写这首诗的背景时说:“这时候,实际上还远在德苏开战以前,我很想自己去莫斯科一次,亲谒斯大林元帅,凭三寸不烂之舌,扮一出哭秦庭申包胥呢。”①这也可谓狂人自有狂想。值得一说的是,柳亚子是自知其狂,并且也常常自知其谬的。但这种“自知之明”却又并不足以阻拦他那些气冲霄汉的狂语。读柳亚子诗,你会觉得他时时有一种说豪语、放狂话的冲动。这回,梦醒之后,他虽也感到了自己的滑稽,但仍要写下这样的诗:“轰炸千机毁帝京,红军百万定辽宁。男儿愧负仪秦舌,寰宇何年见太平?”他自以为有张仪、苏秦之才,为不能真的去面谏斯大林而遗憾,且大有“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之叹。

柳亚子在1949年3月到北平,此后的一段时间,几次自称“狂奴”。“狂奴故态今犹昔,国策方针定岂摇。”(《三月二十一日夜听罗迈部长报告时事问题有作,君即渝沪时代之李维汉也》);“狂奴肝胆吾轻剖,琐事眠餐汝总成。”(《赠邓子平》);“自笑狂奴藐馀子,天生名德护微功。”(《叠韵和徐冰两首》)。“狂奴故态”云云,也是典出严光。严光与光武帝刘秀本是同学,他敢于对当了皇帝的刘秀不敬,被刘秀称作“狂奴故态”。而严光之所以能做到并不因为刘秀当了皇帝而改变对他的态度,是因为他决不想在刘秀一朝走上仕途,甚至刘秀再三邀请,也不改初衷。这可谓是“无欲则狂”。而柳亚子却对从政无比热心,对官位有很高的期待,所以以严光自况,其实是拟于不伦。既想仕途得意,又不改“狂奴故态”,就只能走向“末路”了。

①柳亚子:《八年回忆》,载《自传·年谱·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版。

“毛先生也不见得比我高明多少”

柳亚子的狂态,当然在与毛泽东的应对中,表现得最醒目。

柳亚子与毛泽东于1926年四五月间,相识于广州。其时,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召开,柳亚子以中央监察委员之身份出席大会。在这期间,他对蒋介石的反感达到极点。在与共产党人恽代英会面时,他力劝共产党采用暗杀手段,除掉蒋介石。恽代英不同意这种做法,理由是:“北伐大业未成,我们还需要留着他打仗呢!”①柳亚子与毛泽东在珠江畔一座茶楼相见。虽与毛泽东是初相识,柳亚子也向他同样提出了刺蒋的建议。毛泽东的回答与恽代英如出一辙。②1947年,郭沫若提出民主党派要当共产党的“尾巴”。柳亚子写了一篇题为《从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谈起》的长文,表示不同意郭沫若提出的“尾巴主义”。在这篇文章中,他对1926年的刺蒋谋略十分自傲:

①柳亚子:《在毛主席的旗帜下奋勇前进》,见《磨剑室文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②陈迩冬:《一代风骚》,载《人民日报》1987年5月28日。

……对于尾巴主义,我还有保留。我是四十年来无条件亲苏亲共的人,对苏是另一问题,现在不谈。对于中共呢?做他的朋友,我举双手赞成,但要我做他的尾巴,我是不来的。老实讲,我是中国第一流政治家,毛先生也不见得比我高明多少,何况其他?举一个例吧: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的那一年五月,我到了广州……去看亡友恽代英烈士,陈说了一番奇谋秘计,代英笑而不答,最后追问他,他说:“你的计划,我们不能赞同。人家叫我们共产党是过激党,我看,你老兄倒是‘过过激’,因为你比我们还要激烈呢!”我听了他这样油腔滑调的话,很不高兴……要是当时听了我小区区的话,‘日中必彗,操刀必割’,又何致于弄成十年内战、十年抗战的局面呢?当然,当时中共的领导者是亡友陈仲甫,他应该负错误的责任,不能把它写在毛先生的账上。然而,‘缚虎容易放虎难’,连秦桧的老婆都懂得的事情,而毛先生却不懂,那么,西安事变,养痈遗患的,又是哪一位呢?毛先生是我的好朋友,我并非存心攻击他,‘人非圣人,谁能无过?’,他只是太忠厚一点罢了。但,举此两例来证明,可见中共也并非天神天将,至少有些地方,不见得比小区区高明吧?所以,郭先生的尾巴论,老实讲,我是不赞成的。①

①柳亚子:《从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谈起》,见《磨剑室文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从柳亚子此番呓语般的言论,我们庶几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

第一,柳亚子的政治眼光非但不是什么“第一流”,甚至根本就不入流。他据以证明自己比毛泽东和共产党还要高明的,是共产党有过两次可杀蒋介石之机而未杀。广州那次共产党方面未采纳他的建议,尤其令他耿耿于怀。其实,在1926年的广州,要共产党以暗杀蒋介石的方式来“搞定”大局,无异于天方夜谭。对此,恽代英们除了“油腔滑调”,还能说什么呢?柳亚子非但没有自知之明,也没有知人之智。至少在政治上,柳亚子终其一生都有着一种孩童式思维。

第二,柳亚子之所以不甘于做中共的“尾巴”,并非因为有什么不同的政治信念和政治准则,而是觉得自己的政治才能并不逊于中共方面的任何人。连“毛先生”都未必比自己高明,连“毛先生”都有眼光远不如自己的时候,其他人就更不足论了。既如此,要他当共产党的“尾巴”,岂能甘心?不甘于像郭沫若那样当“尾巴”,是柳亚子后来不能如郭那般春风得意而只能牢骚满腹的一个原因;而不甘于当“尾巴”,并非因为别有怀抱,而仅仅因为目无余子的“狂”,又是他后来终究还受到相当礼遇的原因。

但《从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谈起》,也的确有些“过分”了,突破了某种“界限”。不知道柳亚子写此文时是否喝了不止二两,反正此文在柳亚子生前并未公开发表,对毛泽东和共产党的轻视与鄙夷,他人并不知晓。否则,柳亚子后来的牢骚,会更“盛”的吧。

这篇文章虽未公开发表,但柳亚子其他的一些言行,也足以给毛泽东留下深刻的印象。

柳亚子与毛泽东在广州别后,天各一方,音讯隔绝。1937年6月,延安的毛泽东收到何香凝寄赠的画集和廖仲恺的《双清词草》等物品后,致信何香凝,其中这样提及柳亚子:“看了柳亚子先生题画,如见其人,便时乞为致意。像这样有骨气的旧文人,可惜太少,得一二个拿句老话讲叫做人中麟凤,只不知他现时的政治意见如何?”①1937年6月,对于中共来说,是十分关键的时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是极其必要的策略。当毛泽东从何香凝寄赠的画集上看到柳亚子题诗时,一定想起了十一年前在广州的见面,想起了柳亚子那时的必欲除蒋而后快。这样的人,现在当然是非常有必要团结的。不过,毕竟已过十一年,柳亚子还像当初那样反蒋吗?毛泽东也需要探询一下。

1940年11月,柳亚子从香港写了《寄毛润之延安,兼柬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董必武、张曙时诸公》,其中有“云天倘许同忧国,粤海难忘共饮茶”两句,回忆的是与毛泽东的相识。此后,林、徐、董均有诗作应和。1944年11月21日,毛泽东致信在重庆的柳亚子:“广州别后,十八年中,你的灾难也受得够了,但是没有把你压倒,还是屹然独立的,为你并为中国人民庆贺!‘云天倘许同忧国,粤海难忘共饮茶’,这是你几年前为我写的诗,我却至今做不出半句来回答你。看见照片,样子老一些,精神还好罢,没有病罢?很想有见面的机会,不知能如愿否?”①这口气之亲切,或许今天还令一些人感动。

①见《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