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惠王听得一头雾水，一定要墨翟把谜底揭开。墨翟说：“鲁班是想杀掉我。但是我的弟子禽滑厘等三百多人，早已拿着我设计制作的防御器械，在商丘城头等着大王的军队。他们不但精通攻守之道，而且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就算杀了我，你们也不可能攻下宋国。”
楚惠王听了，嚷了起来：“好啦好啦，寡人不要攻宋了！”
由此可见，墨者是具备很强的战斗力的军事团体。但是他们不以此为追求荣华富贵的手段，反而甘于清贫，过着苦行僧似的生活。而且他们受雇于人，严格限于帮助防御的一方，不参与任何进攻性的军事活动。
换句话说，他们的理想是消除战争，实现和平。这也许是天下百姓对春秋战国延绵数百年的战乱发出的共同呼吁吧。
墨翟的政治主张，浓缩起来只有四个字：兼爱，非攻。
兼爱本来是墨者组织内部提倡的一种精神，也就是所谓的“有福同享，有祸同当”，后来扩展到“天下”这个范围，认为天下每一个人都应该同等地、无差别地爱别的一切人。
非攻则是兼爱的必然要求。墨翟曾经这样说道：“仁人志士，应该致力于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当今之世，天下之害谁最大？不外乎大国进攻小国，大家欺凌小家，强者欺负弱者，狡诈之徒欺骗愚昧之人。兼爱天下，必须放弃使用武力来征服别人，这就是“非攻”。
从某种意义上讲，墨翟的兼爱，与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相通的，都是主张用一种仁爱之心对待这个世界。然而，墨家和儒家在历史上却是水火不容的两个学术派别。墨翟本人认为，儒家有四害。
第一，儒家不相信鬼神。儒家显然是过于早熟，头顶上从来没有一把高于人世权威的利剑，因此也无所畏惧，做事没有底线。
第二，儒家坚持厚葬，父母死后还要守孝三年，啥事都不干，把人民的财富和时间都浪费了。
第三，儒家爱好音乐，同样是浪费。
第四，儒家不信鬼神，却相信命运，造成人们的懒惰，不肯与命运抗争。
这样的批评，见仁见智。用现代哲学家冯友兰的话说，墨翟对儒家的批评，体现了儒墨社会背景的不同。儒家饱读诗书，通过学习和思考，放弃了对天帝鬼神的信仰。而墨家居于社会下层，对于鬼神的怀疑，总是要来得晚一些的。
《墨子》中记载了一个有趣的故事。墨翟得了病，有一个名叫“跌鼻”的人知道了，幸灾乐祸地说：“哎哟，您不是说鬼神赏善罚恶吗？如今您得了病，难道是因为您不善良，或者说鬼神不明是非？”墨翟回答：“我是得了病，但跟鬼神没关系。人得病有多种原因，有的是因为寒暑不适，有的是因为过于辛劳，得罪鬼神只是其中一种。这就好比你的房子有一百扇门，只关好了其中一扇，就想让盗贼无从进入？”
如此说来，鬼神不是不管事，只是不能全部都管。用西方逻辑学的话语，鬼神的惩罚，是一个人得病的充足原因，而不是必要原因。
墨翟死后，巨子由孟胜接任。孟胜和楚国的阳城君是至交，带领弟子一百八十人为阳城君守城。吴起之乱中，阳城君参与伏击吴起，涉嫌侮辱王尸，因此被追究责任。阳城君畏罪逃亡，楚国派兵接收阳城。孟胜坚守自己对阳城君的诺言，明知阳城乃弹丸之地，不可抗拒楚国大军，仍然拼死抵抗。孟胜和弟子最终全部战死。其中有两个人奉命逃出来，将象征巨子身份的令牌传给齐国的田襄，然后这两个人又返回了阳城为孟胜殉葬。
这一件事使得墨者名声大震，大小诸侯都以结交墨者为荣，希望墨者能够成为自己的支持者。而关于墨者的活动记载，却越来越少。只知道有一任巨子名叫腹，在秦惠王年间居住在秦国。腹的儿子杀人，按律当斩。秦惠王考虑到腹年事已高，又只有一个儿子，就想赦免他，但是腹坚决不同意，说：“杀人者死，伤人者受刑，这就是墨者的纪律，也是天下的大义，不能违反。”于是大义灭亲，把儿子给杀了。
到了战国晚期，受到名家思想的影响，墨家开始关注所谓的名实之辨，发展了知识论和逻辑学的理论，以对抗公孙龙式的诡辩，扞卫常识。
有人用“杀盗，杀人也”来向墨家挑战，意思是你们主张兼爱非攻，就不能杀人，可你们又主张杀盗，杀盗就是杀人，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对此，墨者回答：“白马是马，骑白马是骑马。黑马是马，骑黑马也是骑马。奴婢是人，爱奴婢是爱人。奴仆是人，爱奴仆也是爱人。可是，奴婢的双亲是人，奴婢侍奉他的双亲，不能等同于‘侍奉人’；奴婢的妹妹是美人，奴婢爱其妹妹，不能等同于‘爱美人’。车是木头做的，坐车不等于坐木头。同样道理，盗贼是人，‘盗贼多’却不等于‘人多’；没有盗贼，也不等于没有人。讨厌盗贼多，并不是讨厌人多；希望天下无贼，也不是希望天下无人，这就是世人公认的常识。搞清楚了这个道理，就不难明白，盗贼是人，但爱盗贼不是爱人，不爱盗贼并不意味着不爱人，杀盗贼也不是杀人，这难道不对吗？”
毫无疑问，墨家看到了日常语言在逻辑上的似是而非，通过一步一步的论证，剔除掉了语言的歧义，让正确的思想从诡辩中走出来。他们曾经这样写道：人们都说马有四蹄，意思很明确，就是一匹马有四个蹄子。可是名家之徒抓住语言的空子，说“那两匹马也是马，是不是也只有四个蹄子”，又有什么意义呢？
确实没什么意义。墨家对名家的抨击，那是相当的有力。可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一位思想更为犀利的人物很快出现，将墨家和名家的这些名实之辩统统归于谬论。
荀子：人性本恶
这位牛人名叫荀况，世称荀子。
荀况是赵国人，大约生于公元前300年前后，自幼学习儒术，五十多岁来到齐国的稷下学宫讲学。
当时是齐襄王当政，历史悠久的稷下学宫，在经历过齐闵王时代的低谷之后，一定程度上又恢复了往日的热闹。学宫中的着名人物，有善于谈天说地的邹衍、文采斐然的邹奭、油嘴滑舌的淳于髡，时称“谈天衍，雕龙奭，炙毂过髡”。齐襄王还恢复了齐宣王时期制订的政策，给予学者们一定的官爵待遇，让他们养尊处优，好潜心研究学问。
荀况到来之前，稷下学宫中年纪最大的学者名叫田骈，以讲授黄老之术而闻名。
所谓黄老之术，是道家学问的一个分支，尊黄帝和老子为先祖，将道家思想与法家思想结合，兼采儒家、阴阳家、墨家等诸家学问，主张通过法治来实现社会的和谐。
众所周知，道家原本是出世的，老子和庄子都不问世事，也不愿意出来做官。《战国策》记载，田骈亦以不屑于仕而自居，于是有人找到他说：“先生品德高尚，不愿意做官，我十分佩服，想到您门下当个仆人。”田骈很高兴，问：“你是怎么知道的？”那人说：“我是听邻居的女儿说的。她自小发誓不嫁人，现在快三十岁了，确实没有出嫁，可是已经生了七个孩子。先生不愿意做官，可是待遇很高，家里的奴仆就有一百多人，我也想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
由此不难看出，在稷下学宫当老师，日子过得还真是蛮惬意。荀况来到稷下学宫的时候，田骈已经去世，荀况作为学宫中年龄最大的学者，很快以其渊博的知识和雄辩的口才赢得了学子们的尊重，先后三次担任祭酒（学宫的祭祀官，非德高望重者不能担任）。
和当时大部分思想家一样，荀况也对公孙龙的“白马非马”产生了兴趣，并由此引发了他对名实之辩的思考。荀况的理论基础来自于孔丘的正名学说，也就是本书前面多次说到过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所谓正名，是要使得名与实相符，即君父要符合君父的规范，臣子要遵循臣子的准则。不难看出，这是一个政治伦理问题，但是到了荀况手里，便将正名作为语言逻辑学的一个命题提出来，用来对付名家和墨家的理论了。
荀况这样说道：“‘名’是用来指称‘实’的，上明贵贱，下辨同异。”意思是，名的作用对上是伦理的，对下是逻辑的。他认为，世间万物数不胜数，不能一一列举，所以统称为“物”，这就是“大共名”。大共名之下，还有小共名，如果要列举一部分事物，那就要用到“别名”，比如鸟兽就是一个比较大的别名。大别名之下还有小别名，小别名下还有更小的别名，直到不能再分为止。
荀况还认识到，一切名都是人造的，至于为什么要用这个名而不是用别的名，其实并无道理可讲。比如说，狗这种动物，如果当初不叫它狗，而叫它猫，那也没有任何问题。当然，如果一个名已经约定俗成地用于某一种事物，那就很难更改了，所以狗是狗，猫是猫，不能混淆。
以上述理论为基础，荀况对名家和墨家进行了批判。他指出，公孙龙之流的“白马非马”命题，实际上是用名称来扰乱事物，只要追本溯源，验证一下人们对名称的共同约定，把白马和马这两种别名的概念厘清，就没有什么好迷惑的了。至于杀盗贼并不是杀人，不过是用名称来扰乱名称，那就要分析一下为什么要有这种名称的原因，然后观察一下在现实生活中，哪一种道理行得通，问题也就解决了。
荀况还借题发挥说，之所以出现这些混乱，是由于当今天下没有“圣王”，人心无所维系。如果有了圣王，他就会用政治权威统一思想，引导人们走向正道，那就没有争辩的必要了。这自然是在贩卖他的儒家学说，但是不可否认，这也代表了生活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的人们对于结束战乱的渴望。
先秦儒家的三位重量级人物，前面已经介绍过两位，即孔丘和孟轲，荀况是第三位。
有意思的是，虽然同为儒家，荀况的思想几乎和孟轲针锋相对——孟轲最有名的观点是“性善论”，认为人性本善，只要加以充分发挥，就会形成仁、义、礼、智四端；而荀况则持“性恶论”，认为人的天性就是恶，必须依靠智慧和后天的学习，才能使人向善。
由此引发了一个问题：既然人性本恶，那么为什么还要宣扬道德呢？循着本性生活难道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吗？
荀况从两方面解答。首先他指出，人们要生活得更好，必须合作互助，形成社会组织。有了社会组织，必须要有行为准则，也就是所谓的“礼”。
荀况认识到，人是有欲望的。如果甲之所欲和乙之所欲不是同一物——比如说，有人喜欢征服别人，有人喜欢被征服——那就没有问题，可以和谐相处。或者说，人人所欲都不是稀缺之物，可以像空气一样自由呼吸，不用争夺，那也没有问题。又或者说人们可以孤立生活，互不相干，问题也会简单很多。可是世界并非如此，人们必须在同一片天空下生活，为了在一起生活而不用每天争斗，那就必须对自己的欲望进行约束。礼的功能就是确定这种约束。有了外在的礼，才会有内在的道德，这是从功利的角度来解释人为什么要向善。
荀况还从另一个角度，也就是非功利的角度来论证善的必要性。他认为，人之所以为人，不是因为能够直立行走而且无毛，而是因为“有辨”。禽兽虽然有父子却没有父子之情，畜牲虽然有雄雌却没有男女之别，就是因为无辨。
换句话说，动物有父子，有雄雌，这是自然。至于父子之情、男女之别，则是社会关系，是文明的体现。
后世有人这样认为，孟轲的性善论，代表了先秦儒家思想的左翼；荀况的性恶论，代表了先秦儒家思想的右翼。这种说法当然有些牵强，却形象地说明了二者之间的对立。事实上，荀况对于孟轲，是极其看不起的。
他曾经这样写道：“粗略地效法先王却不了解他们的纲领，一副志大才高、见多识广的样子，照搬古代的旧闻编造出新的学说，非常邪僻而不合礼法，晦涩而无法言说，闭塞而难以理解，却毫不脸红地说，‘这才是古代圣人的言论啊！’——这就是孟轲之流倡导的学问，世间那些愚昧的儒生跟着起哄，浑然不知他们的错误。”
性善论和性恶论的理论分歧不言而喻，在实践上又会产生何种区别？这也许是大多数人关心的问题。
简单地说，性善论往往导致人治，因为它将社会稳定的希望寄托在个人特别是领导者的品德上；性恶论一般导致法治，因为它认为人性一定要受到约束才有可能向善转变，国家要安定，社会要和谐，关键是人人守法，而不是期望出现什么包青天、康熙大帝这样的贤臣圣帝。
不难看出，荀况的学术主张，实际上已经滑向了法家。那个年代，实行法治最彻底的国家就是秦国。从《荀子》的记载中可以得知，荀况去过秦国，而且会见过秦昭王和范雎，就秦国的内政外交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荀况认为，秦国已经十分强大了，地理位置优越，百姓驯良，风俗简朴，下层官吏办事勤恳，上层官僚奉公守法，这都是由于推行了法治。但是秦国还有前进的余地。荀况理想中的政治是“王道”，其次是“霸道”。按照霸道的标准来说，秦国已经登峰造极，无可挑剔，但是离王道还有一定的距离。他劝秦国的当权者，武力的威力是有限的，使用武力一定要有节制，要回过头来重视文德，只有文治武功相结合，才能达到王道的理想境界。
在这里，荀况和孟轲的分歧又体现出来了。
孟轲也讲王道与霸道，他认为王道和霸道是完全对立的。荀况则认为，王道和霸道是一类东西，只不过王道比霸道更高一点、更彻底一点而已。
这种分歧也表现在他们对于齐桓公的评价上。
孟轲对于齐桓公是很轻视的，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仲尼的门人不提齐桓、晋文之事。为什么？因为齐桓公和晋文公都推行霸道，崇尚武力，和孔丘的政治主张格格不入。”
荀况则认为，齐桓公有天下大节。齐桓公任用管仲，大胆改革时弊，增强国家实力，提升军队素质，然后尊王攘夷，称霸难道不应该吗？
那么，从霸道到王道，需要如何完善呢？荀况指出，就是要“修礼”，包括文化、道德、意识形态等多方面齐头并进，达到“服人之心”的目的。可以这样说，霸道就是以力服人，王道就是以德服人。在荀况的思想里，以力服人是必要的手段，以德服人则是更高的追求。
荀况在齐国生活了很多年，后来由于有人在齐王面前说他的坏话，便离开齐国去了楚国。春申君对荀况很佩服，让他做了兰陵（今山东兰陵）县令，从此荀况便在兰陵定居下来，在那里开馆授徒，传播自己的学问。
荀况的弟子中，最有名的两位是李斯和韩非，这也是战国末期两个重量级的人物。关于他们的故事，本书很快会讲到。另外还有几位虽然不如李、韩二人出名，但也不是寻常之辈。
其中有一位张苍，师从荀况学习《左传》，秦国统一天下后，曾经担任秦朝御史，后来跟随刘邦打天下，汉文帝时期官至丞相。张苍的学生贾谊，是汉初着名文学家。
还有一位浮丘伯，是战国与秦汉之交有名的教育家，他的学生中有一位刘交，是刘邦的弟弟，在楚汉战争中立下过赫赫战功，汉朝建立后被封为楚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