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完名美节不宜独任，分些与人可以远害全身；辱行污名，不宜全推，引些归己可以韬光养德。
“译文”
不论如何完美的名分和节操，都不要一个人自己独占，必须分一些给旁人，只有如此，才不会惹起他人的怨恨而招来灾害，从而保全生命的安全；不论如何耻辱的行为和名声，也不可完全推到他人身上，自己一定要承担几分，只有如此，才能掩藏自己的智能而多一些修养。
“解说”
追求完美的名节，是为了实现人生的价值，肯定自我的存在意义，而不是去专门享受获得名誉时的喜悦，若是这样的话，也就存在私心而没有真的看重生命。当然，人也有享受这种喜悦的必要，因为人有成就需要的这种欲望，它促使人去努力工作，也同时激发了人体各机能的潜能，从而促进生命的活力。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如果将它看得较重的话，它可能导致人走向反面。完美名节的实际意义在于远离那些危害生命的事物。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人完美名节只是养育自身生命的一种手段。将自己成功的喜悦和名誉分给别人同享，本身就是一种完美的行为，这与养生的目的并不矛盾。
把承受污秽或不好的名声作为养心修德的一条途径。古人认为养心要抓住机缘，“借助事情，锻炼心力。”由于“心不得炼，则乱欲不除”，不除去心中私欲就不能达到养生的目的。养生者可以借助令人“厚行污名”的事来锻炼自己的心力。心力必须稳定，才能保持心理活动的平衡，若是五心不定，就生淫欲，精摇神盲。而“辱行污名”的事情正是炼就心的定力的好场地。一个人不避污名，更可以冷静地反思自己所不足之处，以便及时加以改正。况且，污名使心性不致只偏向好的一面，若是偏向于好的一面，同样造成心理的偏执，它导致心志过于留恋自我，而拒绝那些参照体，也就排斥了人体本可获得的信息；这种排斥是危险的，它消磨掉了人体判断信息的敏锐感觉。从某种意义上说，生命总是渴望获得新的信息，再好的东西也都会变旧，而成为生命所排斥的东西，并出现新的矛盾。
“例解”
齐宣王行仁政治国
齐宣王到社山邑打猎，社山地区十三位父老都来慰问齐宣王。齐宣王见到他们很高兴地说：“你们辛苦了。”并且吩咐左右侍从：“为赏赐各位父老，免去他们的田地税赋。”
父老们很感激地拜谢宣王，只有一个叫闾立先生的却站立不拜。齐宣王以为父老中有不满足的意思，就问：“是不是少了些？”
父老感激不尽，再次拜谢齐宣王。闾立先生依然不谢。齐宣王说：“拜谢的人可以离开，不谢的人请他上前。”众人离去，只留闾立先生。齐宣王问他：“今天我来巡视，众位父老辛苦而来，为慰劳他们而免交税赋，父老皆知拜谢。唯你不谢，我以为赏赐不足，所以加赐免去徭役，父老们再次拜谢，先生仍不谢。现在众人已去，请先生告诉我，本王莫不是有什么差错？”
闾立先生回答说：“我们听君主来巡视很高兴，并都来慰劳，希望能从君主这儿获取长寿、富足和显贵的。”
齐宣王说：“人的生死由天安排，这非我力所能及而予以的，我无法为先生增寿，国家粮仓虽很充实，它用于防灾的，非我所能给予先生而致富；大官实缺都有定限，卑微细官其地位不足道，我也无法使先生显贵。”
闾立先生说道：“君主你讲错了。你讲的不是我的企求，我只希望大王以家有教养、德有修行的人为官吏，由他们按法行事，使地方少受折腾，这样我们可以多活些时日。春夏秋冬，四时按季放赈，不要为此攘扰地方。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稍有富裕。大王明令教化，请青少年敬重长者，让长者敬重老者。如此的话，我等就显得有点尊贵。今天有幸得到大王的免租赏赐，然免租会使仓库空虚；又有幸得到免除徭役赏赐，然它会让国家的公益无从着落。这些原不是臣民企望的。”
齐宣王说：“你说得对，我愿请先生做我国的相国大夫。”
行仁政治国，要从根本上做起，要有实质性的内容，而不是流于形式，在表面上做文章。
阳朱受教老聃
阳朱到南面的沛地去，恰巧老聃到西秦漫游，阳朱估计能在沛地郊外遇上老聃，然而中途未遇，一直到梁城才见面。两人相见在途，老聃仰头朝天感叹地说：“起初我以为你是一个能够接受教育的人，如今看来你不是我所想象的人。”
阳朱听老聃这样讲，一句话也不讲，只是随着老聃一同找客栈。落实住宿以后，阳朱手捧盥洗用具走到老聃房门口，脱下鞋子进室跪在老聃面前说：“适才路上见到您老，本想请先生开导，只是想到先生旅途劳顿，不敢唐突启齿。现在您老有空，并已安顿下来，但愿先生继续指出我的错误。”
老聃说：“你平素昂头傲然，谁愿与你交往和相处？你大概没有意识到：过于洁身自好的人，总觉得会被玷污：自以为德行高尚的人，生怕有不足之处。不知你？？”
老聃未讲完，阳朱大惭，无地自容地说：“弟子知过了。”
当初阳朱刚进客栈，旅舍的主人亲自为他安排铺床，女当家的捧毛巾、梳子侍候他盥洗，店里所有的客人都为他让座位，即使一旁烤火取暖的人，见了也走得远远的。他听了老聃的教诲以后，一切都变了。待他临要离店的时候，旅店内的主人、客人已和他非常友善，甚至无拘束地同他争座位。
远离污秽而孤芳自赏，自以为能够保全自己的德行，但是，这种行为恰恰是一种败坏德操的行为。一个人修行道德，他所针对社会，离开了接受道德的对象，那么，他那所谓的德行就没有什么意义的了。道德虽能使一个人保全性命，而行德时又顾及自己的利益，他就会受到社会的孤立。可见，行德的人首先就要消解自己身上那些有为的因素。
瞒天而过海 含而不露功
19世纪初，奥地利有一位著名政治家梅特涅，其人城府极深。
1806年，梅特涅被任命为奥地利驻巴黎大使。为了接近拿破仑，一方面梅特涅以其高超的调情艺术博得了拿破仑的妹妹卡罗琳的欢心，使她不久就成为自己的情妇，并通过她的美言，使拿破仑放松对自己的提防。另一方面，梅特涅对自己绝不说什么，他知道如何才不使男人讨厌。他冷眼观世，含而不露，在拿破仑面前表现出一副谦恭的样子。拿破仑在1808年告诉他说：“你在这里相当成功，这是因为你不多讲话，人家抓不到你的什么把柄。”梅特涅的深含不露使他在政治上赢得了许多好处，并且也为他的国家争得了些许利益。
秘本兵法《三十六计》中称“宁伪作不知不为，不伪作假知妄为。静不露机、云雷屯也。”是为忌传，梅特涅之所为也。
掩饰真相，不泄天机，换言之，不过早或过份在外喧张，一直深为中外智者所看重。朱元璋打天下，谋士朱升提出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堪称妙策，妙就妙在藏锋不露，避免树大招风，四面受敌。西方中世纪的宗教法庭不仅极其残酷，而且也极为注意保密。无论是它的工作人员也好，异端者也好，一旦泄露出法庭的有关活动，都将受到严厉的惩罚。这倒不是宗教卫道士们害怕暴露自己的罪行，相反，他们相信自己干的是上帝于尘世的代理人和世俗政权委托给他们的神圣事业，相信自己是信仰的卫士。有好几任教皇都当过宗教裁判员，更不用说那些红衣主教了。宗教裁判员们之所以对“神圣”法庭的活动严守秘密，一是担心他们使用的方法一旦泄露，就会削弱效果，使异端者易于防范，隐迹匿踪，改进秘密组织和活动，以逃脱“神圣”法庭无所不在的罗网，二是保持宗教裁判所的神秘性，最大限度地加强它对异端者的心理威慑力量，增加他们的恐怖感，异端者对“神圣”法庭的活动了解越少，就越是防不胜防，对自己的命运就越是惴惴不安，因而就越容易揭露、捕捉，并迫使他们“认罪”和“服从”教会。
马屁拍得好 君王错也对
西汉元帝即位不久，对许多奏章的用语不甚明晰。石显就钻了这一空子，隐而不言，既“敬重”了皇帝的错误，又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西汉元帝时的太监石显，十分善于博取元帝欢心。元帝也认为他在朝中无亲无故，非党非派，不会结帮拉伙，危害朝廷，所以对他十分放心，许多事情都交给他办。其实石显是个报复心极强的人，凡是得罪过他的人，他都不放过，而且能寻出所谓的法律依据，让人有苦说不出。结果弄得朝廷上下都视石显若虎豹，不敢与之争锋。
反对宦官专权的正直大臣萧望之是石显想方设法对付的重要目标。
萧望之是汉元帝当太子时的老师，其正直与学问才干在当时都是名冠一时的，况且他还是宣帝指定的辅佐汉元帝的辅政大臣，他在朝廷的地位和元帝对他的依重是可想而知的。
汉元帝即位后，萧望之以为自己的这位学生要大展宏图了，可没想到宦官专权起来。于是他愤然上书说：“管理朝廷的机要是个十分重要的职务，本该由贤明的人来担任，可如今元帝在宫廷里享乐，把这一职务交给了太监，这不是我们汉朝的制度。况且古人讲：‘受过刑的人是不宜在君主身边的’，现在应当改变这一情况了。”石显看到了这奏章，自然把萧望之视为仇人，从此挖空心思地陷害萧望之。
萧望之的正直还引起了外戚的反感。有个叫郑朋的儒生，为了从萧望之这里弄个官做，就投其所好，上表攻击许、史两家外戚专权，萧望之召见了郑朋，给了他一个待诏的小官，后来却发现郑朋不是个正人君子，很讨厌他，也就不再理他。等考评升降官员的时候，与郑朋同是待诏的李官被提升为黄门侍郎，郑朋却原地未动。一怒之下，郑朋反去投靠了与萧望之不和的史、许两家外戚。他编造谎言说：“我是关东人，怎知你们两家外戚的事呢？以前我上书劾奏你们，全是萧望之一伙人策划的。”郑朋心怀机诈，到处扬言说：“车骑将军史高、侍中许章接见了我，我当众向他们揭发了萧望之的过失，其中有五处小过，一处大罪。如果不信，就去问中书令石显，当时他也在场。”
其实这是郑朋的圈套，他想借此交结石显。果然，萧望之去向石显打听，石显正想鸡蛋里挑骨头，此次萧望之上门，恰是正中下怀。
石显首先找来郑朋，又找了一个与萧望之素有嫌隙的待诏，叫他们俩向皇上劾奏萧望之“搞阴谋，离间皇帝与外戚的关系，要撤车骑将军史高的职”。然后，又趁萧望之休假之机，叫郑朋等上奏章。奏章交到元帝手上，元帝就叫太监弘恭去处理。弘恭正是石显的同伙，本来就参与了陷害萧望之的阴谋，这么一来，正好逞计。
弘恭立刻把萧望之找来询问，萧望之十分老实地据实回答，他说：“外戚当权多有横行不法之处，扰乱朝廷。影响了国家的威望，我弹劾外戚，无非是想整顿朝廷，决非搞阴谋，更不是离间皇上和外戚。”他承认了想整治外戚的事实。
对这事实怎么理解，却是宦官们的事了。弘恭、石显在向元帝报告时说：“萧望之、周堪、刘更生三人结党营私，相互标榜吹捧，串通起来多次进讦朝廷掌权的大臣，其目的是想打倒别人，树立自己，独揽大权，这样做，做为臣子是不忠的，污辱轻视皇上更是大逆不道，请皇上允许我们派人把他送到廷尉那里去（“谒者召致廷尉”）”。当时，元帝即位不久，看到奏章上“谒者召致廷尉”几个字，也不甚明白，就批准了这道奏章。
其实，“谒者召致廷尉”就是逮捕入狱。等过了很久，元帝见不到萧望之、刘更生、周堪等人，就问大臣们他们到哪里去了。听说这些人已被逮捕，元帝大吃一惊，急召弘恭、石显追问，二人叩头请罪。元帝十分生气，但此事毕竟是由自己批准，也不好责备处置，只是让他们快放了这三人，恢复萧望之等人的职务。石显一听计划要吹，急忙去找车骑将军史高。史高也很着慌，他知道，如果整不倒萧望之这个人，自己的日子会越来越难过，就急忙晋见元帝，告诉他说：“您刚即位，老师和几个大臣就入了狱，大家以为肯定有充分的理由，现在您若把他们无故释放且恢复官职，那就等于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这会极大地影响您的威信。”汉元帝年轻识浅，被史高这么一说，也觉得有道理，于是只下诏释放萧望之等三人，但革职为民，不予任何官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