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自从到法国之后，大家基本上都叫我老杨。六二年冬天，我出生在沈阳这座当时在全中国都响当当的重工业城市的中心——号称“中国鲁尔”的铁西区，我妈说生我那天虽然还没进“三九”呢，但是天特别冷，好像都能把下巴给冻掉了。那么冷的天出生的我，性格倒是挺热情的，从小就是谁家有什么事儿我都爱去凑个热闹，街坊邻居谁家盖个房子啥的，我肯定会跑过去帮着搬个砖、和个泥，跟着大人屁股后面跑跑颠颠。每年要入冬的时候，我们住平房的家家都要打煤坯子，我绝对算是我们那片儿的主力，帮这家干完再去帮那家。往往是干一天活儿，全身上下脏得跟泥猴儿似的，饿得跟狼似的，回到家了还得让我妈给我一顿骂：“老四，你咋这么败家呢？！干别人家的活儿吃自己家的粮！赶紧滚屋里去给衣服脱了！”一般这时候，已经坐在炕上喝酒的我爸肯定会说：“干就干呗，一个小孩儿，再能干能干多少，大伙儿都一左一右地住着，熟头巴脑的，能咋的！”借着我爸的话，我就会赶紧装着低着脑袋沮丧地往屋里进，其实我妈说的话我根本都没往心里去，因为我早就习惯了，这时候我就想赶紧吃饭。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也不是街坊四邻们抠门，看我干完活儿不留我吃口饭，那时候条件真是不允许，家家就那么点粮，还那么多孩子，谁都是有心无力。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铁西区，的的确确能够用烟囱林立来形容，那时候国家扶持，苏联老大哥帮忙，重工业在沈阳那算是突飞猛进地飞速发展了。我父母都是老和平厂的工人，老和平厂那时在东北，甚至整个中国那也算是响当当的大厂了，两根四十米高的大烟囱往那一戳，大老远就能看见，这就是老和平厂最著名的标志，最响亮的名头。全国唯一的超长车床就在老和平厂里，这车床日夜不停地生产一种特种产品，那就是大炮管子，所以老和平厂在全国的地位也像它生产的大炮管子一样——咣咣的。可想而知，我爸妈当时肯定对他们的工作特别骄傲，我当时有个愿望就是有一天让他们对我这个儿子也像对他们的工作一样骄傲，可是快五十年了，好像这个愿望一直也没有实现，而且也许永远也实现不了了。
我爸是典型的东北地区工人阶级严父形象，每天下了班，他从不会直接回家，而是还要在车间里跟同事们再天南海北地扯上一会儿。我妈管这叫“扯犊子，瞎胡擂”，她说：“天天看他们扯犊子，也没见厂里每月多发他们二斤白面！”，但是我妈从来没在我爸面前说过这话。跟同事聊了半晌之后，我爸才会骑着他那二八横梁的自行车慢慢悠悠地往家走，等到他到家的时候，我妈一般都会把饭菜做好了，酒也烫好了，在炕上支上了小桌子。他一进屋简单地擦擦脸，就盘腿上炕开始喝酒了，从来不问我们这些孩子白天在学校都干了些什么啊之类的话，好像我们都是别人家的孩子似的。印象中那些年的爸爸很少跟我们这些孩子说话，更很少对我们笑，跟我们以及我妈说话都是扯着脖子喊，我们这些孩子要是谁在外面惹了祸，那我爸根本就没有二话，上来就是一顿揍，揍完这事儿就算过去了，之后绝不会再提。偶尔家里来爸爸的同事朋友吃饭，正值当年的老爸也是酒杯碰得叮当响，筷子摔在桌上啪啪的，与人高谈阔论，推杯换盏，谈笑间也有点樯橹灰飞烟灭的感觉。一般这个时候，我们这些小一点的孩子——我二姐，我，还有我弟，都会趴在炕沿儿上眼睛溜溜地盯着谈话的他们。其实那时的我根本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东西，我只是希望我爸说高兴了，能给我夹口菜吃，哪怕是粒花生米。
我妈跟我爸正相反，我爸跟我们没啥话，不太爱搭理我们。而我妈则是整天在我们耳边絮絮叨叨，说这说那。也难怪，因为我妈掌管着这一大家子人的吃喝拉撒睡，事无巨细，全她一个人负责，她总是说我爸是“甩手掌柜”——狗屁也不管，啥也不干。我妈的心肠软，看谁都可怜，但是有时候我们给她惹急了，也会动手打我们，只不过没打两下子呢，她先哭得稀里哗啦的，弄得我们要是不哭都好像对不起她似的。只不过这些记忆都太久远了，一过了十五六岁，我长得比我妈都高出一个脑袋了，她再想打我，我一梗着脖子，她根本不能把我怎么样了，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我妈打我的记忆了。
我家里兄弟姐妹五个，我排行老四，上边两个姐姐一个哥哥，下边还有个弟弟。其实在我家这样一个传统的中国家庭当中，作为老四的我，上有哥哥姐姐下有弟弟，所以从小我就算是家里的一个边缘人物，换句话说就是家里有我没我都一个样，我大哥穿剩下的衣服我就接着穿，不合适的我妈也总能想出办法来给我改合适了。我穿完的衣服我弟弟再接着穿，估计那时候成千上万的中国家庭都是这样吧！那时候我特淘气，所以衣服不是今天刮个口子就是明天烫个窟窿的，因为这事儿可没少听我妈的数落：“全家就你穿衣服费，你大哥穿几年也没事儿，到你手里两天半就完蛋，咱家怎么出你这么个败家玩意儿！”每次说完我，她一定又会给我把衣服补上，往我脸上一摔，跟我说：“这回精细着点穿啊！”
我读书就读到初中毕业，说实在话，赶上那么个年代，再加上我自己也不是什么读书的材料，所以初中我都是勉强读完的。初中毕业之后，我顺理成章地进入到了老和平厂上班。可能我爸也知道我这好吃懒做的性格，所以我爸凭借着个人的关系，不知道给厂长和党委书记送了两瓶老龙口还是别的什么，反正结果就是我没下车间干活，而是让我跟着厂里的老司机学开车。那次，可能是我爸这辈子头一回送礼。
这车一开就是十五六年，什么拉废料的挂车，工程车，前前后后还真是开了不少。到了九十年代初，由于我从小热情的性格，以及不多说话，不乱说话，还挺会办事儿的这股子劲儿，所以我在老和平厂的车队里人缘混得还不错。当以前车队的刘队长调到厂办当副厂长的时候，他就直接把我也带到了厂办，在那组建了小车班，让我当班长。小车班班长可是个美差，一天事儿不多，你别看权利不大，但是一年下来从修理厂和加油发票上我拿到的好处也不少。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单从灰色收入这一项算，就顶得上小康往上的水平了。但是我当小车班班长的好景不长，直接提拔我上来的刘副厂长跟厂办于会计私设“小金库”的事儿东窗事发，直接被纪委给调查了。一朝天子一朝臣，作为刘副厂长的“嫡系部队”，我肯定也是刘副厂长死对头们的重点清查对象，再加上我自己问题也不少。况且多少人都看着小车班班长这位子眼红呢，所以厂里要上报，要走司法程序处理我。这时候，已经退休的我爸，再次为了他们家不争气的老四去找了厂里。正好厂里公安处的处长刚进厂时是我爸的徒弟，那个年代，师傅豁出去老脸来求情，徒弟怎么还是要讲些师徒情面的。所以三压两瞒，我的问题到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只不过小车班班长肯定是当不成了——我被调回原车队继续开车。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我回到车队没多长时间，东北地区的老重工业衰退大潮来袭，各大工厂开始减员增效忙着减员，情况再差点的工厂并厂的并厂，倒闭的倒闭。所谓“墙倒众人推，鼓破众人擂”，在这次下岗大潮之中，车队的下岗名额也就毫无疑问地落到了我的头上。
1997年6月20日，当全国上下沉浸在香港回归倒计时的喜悦中时，而我，却光荣地从工作了二十年的老和平厂下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