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即位以后，为了天下的利益勤苦劳累，日夜都得不到休息。他治理水患，疏淘大江大河，凿开壅塞水道的龙门山，把洪水导入河流，疏通了大江五湖，使洪水流入东海，老百姓因此能够安居乐业。于是，禹就叫皋陶创作了《夏》，这个乐舞共有九段，用它来表明禹的功业。
以上这些传说，见于《吕氏春秋·古乐》。当然可信的成分不多，经过后人的整理，被作为信史保留下来。《周礼·春官·大司乐》说：“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即《咸池》）《大》（即《韶》）《大夏》《大》《大武》。”郑玄注说：“此周所存六代之乐。黄帝曰《云门大卷》……；《大咸》，《咸池》，尧乐也……；《大》，舜乐也……；《大夏》，禹乐也；《大》，汤乐也……；《大武》，武王乐也。”这个记载，与其他典籍不完全相同，如郑玄注《礼记·乐记》，就以《大章》为尧乐，与《吕氏春秋》同。
这些乐舞，经过加工整理后，在周代甚至在周以后，确实用作宫廷雅乐表演，在许多典籍中都还有这些乐舞表演的情况。
3.《韶》
这些乐舞中最有名的是《韶》。据说这是歌颂舜能够继承尧之德行的。《礼记·乐记》郑玄注说：“《韶》之言绍也，言舜能继绍尧之德。”它的伴奏乐器很多，箫是其中之一，所以它有时又称《箫韶》。它的音乐十分优美，据说把它连续演奏九遍，连凤凰都会飞来，其他的鸟兽用不着奏九遍就会闻声而至。这就是《尚书·益稷》所说的“《箫韶》九成，凤皇来仪”。伪孔安国《传》说：“乐九奏而至凤皇，则余鸟兽不待九而率舞。”据《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公子季札入鲁国观礼，听了鲁国的乐工演奏的《韶》乐后赞叹说：“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后来孔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论语·述而》）并且称赞说：“《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论语·八佾》）
《大夏》和《大武》也是著名的乐舞。
《大夏》是歌颂大禹治水胜利的乐舞。据说表演这个舞蹈时，舞者头戴皮帽，身穿白裙，裸露着上身，就是《礼记·明堂位》所说的“皮弁素积，裼而舞《大夏》”。
《大武》是歌颂周武王伐纣，推翻殷商的统治，建立起周朝的“吊民伐罪”行动的乐舞。它有“六成”，舞蹈热烈而雄壮。
上面所介绍的有关原始乐歌的情况，基本上是北方文化系统的传说，而在南方文化系统（主要是指楚文化系统）中，则有另外一些与北方文化系统完全不同的传说。但是相对地说，南方文化系统的东西散佚更为严重些，也由于秦汉以后在南北文化的融合中，北方文化居于主导地位而使南方文化系统中的许多东西被融入北方文化系统之中，所以，我们今天能看到的有关南方文化的传说相对要少得多。
4.南方的古老乐歌
南方古老的乐歌，有《九辩》《九歌》《涉江》《采菱》《劳商》《白雪》《阳春》等。
《九辩》和《九歌》据说是天帝之乐，被夏后启带到人间，用于放荡享乐的生活。《山海经·大荒西经》说：“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曰夏后开（即夏后启）。开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九歌》以下。”据郭璞注，夏后开献了三位美女给天帝，于是从天上窃得《九辩》《九歌》，带到人间来享用。屈原《离骚》说：“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天问》说：“启棘宾商，《九辩》《九歌》。”这个传说显然带有浓厚的南方文化色彩，它们对后来楚地的音乐和诗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带有南方文化特色的传说，还有与大禹治水有关的《候人歌》。《吕氏春秋·音初》载：“禹行功，见涂山氏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这首只有四个字的《候人歌》，有实际意义的仅“候人”两个字，“兮猗”二字仅是衬词，但是它的曼声长吟，却传达出了涂山氏对禹的思念盼归之情。后来以“兮”字的使用为特色的“楚辞”，也确实与它有一脉相承的联系。
5.音乐审美性和抒情性加强
音乐的发展，加强了它的认识功能，使它成为对劳动生产过程的再现和生产经验的总结，它已经不单是为配合劳动而歌，而具有了一定的教育作用。比如《弹歌》和伊耆氏的《蜡辞》，前者是人们对从砍伐竹子，制作弓箭，然后用它来打猎的全过程的完整描写；后者则反映了人们在进入农耕社会以后对保持水土，防治虫害等一系列生产情况的认识。
音乐的逐渐成熟，使它的审美作用和抒情性大大增强，而它的减轻劳动强度，加快劳动节奏，再现劳动场面，传授劳动技能的功利性作用大大减弱。在艺术上，则更注重情感的表现和艺术表现形式上的完美，从乐律的发现、乐器的进步、结构的逐渐复杂等方面都可以看出来。我们可以把《尚书·益稷》所载的“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和《大夏》《大武》等乐舞比较一下，前者无论从表现内容到表现形式都要简单得多，甚至根本就没有一套固定的表演程式，更多的是自娱自乐的成分，而后者不仅规模宏大，而且结构完整，表演形式相对稳定。
夏商时期的音乐
1.音乐的享乐和娱神作用
禹死以后，他的儿子启继承了他的职位，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夏朝。这也是我国进入奴隶制社会的开始。夏朝的最末一个君主桀暴虐荒淫，导致了商汤的革命，推翻夏朝的统治，建立了商朝。
夏、商时期，生产力较前大为提高，统治者也开始追求声色犬马的享受，使音乐艺术得到很大的发展。我们在前面提到过的传说从天上偷来天帝的《九辩》与《九歌》的夏朝第一位君主启，就把音乐作为狂欢的工具。屈原《离骚》说：“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墨子·非乐》强调：
启乃淫溢康乐，野于饮食。将将铪铪，管磬以方。湛浊于酒，渝食于野。万舞翼翼，章闻于天，天用弗式。
夏启骄奢淫逸，安于享乐，经常在野外饮宴，并且让人在一旁演奏笙管钟磬，歌舞之声上闻于天。
《管子·轻重甲》记载夏朝最末一个王夏桀的骄奢淫逸说：“昔者桀之时，女乐三万人，晨噪于端门，乐闻于三衢。”专门从事歌舞音乐表演的音乐女奴隶就有三万人之多，每天一大早就开始娱乐，奏乐歌唱的声音响彻好几条街。
《史记·殷本纪》记载商朝最末一个王商纣时说：“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正像《吕氏春秋·侈乐》批评他们所说：“夏桀殷纣，作为侈乐，大鼓、钟、磬、管、箫之音，以钜为美，以众为观，诡殊瑰，耳所未尝闻，目所未尝见，务以相过，不用度量。”终于导致了他们的灭亡。但是却也表明当时的音乐舞蹈已有较高的水平。
除了把音乐作为统治者享乐的工具以外，夏、商人还把音乐作为娱神祈福的工具。夏朝的情况，由于资料的匮乏，很多已不得而知。但是商朝的情况却由于甲骨卜辞的发现和对《周易》的研究而清楚得多。总的来说，殷商时的人相信鬼神，《礼记·表记》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由于信神，所以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取决于卜筮。甚至在王的意见和神（卜筮的结果）的意旨不统一的时候，要按神的意旨办。在当时，被认为能够沟通人与神之间的关系的是巫和觋。《国语·楚语》载：
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以女曰巫。
韦昭《注》说：“觋，见鬼者也，《周礼》：男亦曰巫。”《说文》说：“巫，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象人两袖舞形。”《说文》所说的“事无形”，“见鬼”，就是沟通人神之间的关系。而沟通的办法，是“以舞降神”，也就是通过歌舞表演，把人的祈求告诉神，把神的意旨传给人。这种祭祀乐歌，这种巫风巫舞，在当时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礼记·郊特牲》说：“殷人尚声，臭味未成，涤荡其声。乐三阕，然后出迎牲。声音之号，诏告于天地之间也。”意思是说，殷商时候的人重视音乐，祭祀之前，先要唱清扬的歌。乐歌三遍，才出去迎接祭祀用的牺牲。之所以要唱歌，是用歌声把人的意旨诏告于天地。
2.《大》
传说商汤时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乐舞，名叫《大》，它是歌颂商汤伐桀，推翻夏朝而建立商朝的功勋的。《吕氏春秋·古乐》载：
殷汤即位，夏为无道，暴虐万民，侵削诸侯，不用轨度，天下患之。汤于是率六州以讨桀罪，功名大成，黔首安宁。汤乃命伊尹作为《大》（按：“”当做“”），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见其善。
殷汤即位的时候，正是夏桀无道之时。夏桀残暴地虐待老百姓，侵犯掠夺诸侯，胡作非为，没有规矩法度，天下都痛恨他。于是，汤就率领六州的诸侯讨伐夏桀，成就了功名，老百姓也因此得到安宁。于是汤就叫伊尹创作了《大》，又修订了《九招》《六列》等先王之乐，使之更加完善。
3.夏商时期的舞蹈
在甲骨卜辞中，已经有了“舞”字和专门用于求雨的舞蹈“舞雩”的专字“”。这种祈年求雨的舞蹈，又称做“隶舞”。甲骨文中，“隶”字作“”、“”，是用双手或单手持牛尾状。甲骨卜辞中，有很多用“隶舞”贞神祈雨的记载，如：
庚寅卜，辛卯隶舞，雨，吉？（《殷墟文字甲编》3069号）
庚寅卜，癸巳隶舞，雨？（同上）
庚寅卜，甲午隶舞，雨？（同上）
囗午卜，献贞：王隶，兹年？（《殷墟文字乙编》上辑2327号）
内容都是卜问哪一天适合隶舞求雨或祈年。
还有手持鸟羽的“羽舞”，甲骨卜辞中有“戊子贞：王其羽舞，吉”的记载。这个舞蹈后来成为周代的“六舞”之一。
万舞是用干戚（盾牌和斧）做道具的武舞。它的表演人数多，动作刚猛激昂。一说它产生于夏启时，《墨子·非乐》说：“启乃淫溢康乐……万舞翼翼。”一说它产生于汤武时，《韵会》说：“汤武以万人得天下，故干舞称万舞。”
据说殷天子祭祀自然神的歌舞叫“桑林舞”。桑林，本来是殷商时祭祀诸神的地方，商汤就曾经因为天下大旱，五年没有收成，而“以身祷于桑林”（见《吕氏春秋·顺民》）。杜预注《左传》，说“桑林，殷天子之乐名”。庄子在《养生主》中，称赞庖丁解牛的技艺，就说他“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
还有“般乐”，甲骨卜辞中有“丙寅卜，□贞：呼象般乐”（《殷墟文字乙编》上辑906号）和“王作般乐”（《殷墟书契》前编四·一六）等记载。这个舞蹈在周代被用来祭祀山海之神。蔡邕《独断》说：“般，巡狩祀四岳神之所歌也。”
4.殷商时期的颂歌
殷商时期的颂歌，有五篇被保留在周人的诗歌总集《诗经》中，这五篇就是《诗经·商颂》中的《那》《烈祖》《玄鸟》《长发》和《殷武》。其中第一篇《那》是殷人的迎神曲。
下面，我将原文直译如下：
猗与那与！ 咿呀那呜！
置我鼓。 安放好我们的鼓。
奏鼓简简， 鼓声简简，
我烈祖。 娱乐成汤——我们显烈的先祖。
汤孙奏假， 成汤的子孙奏起音乐，
绥我思成。 求先祖保佑我们心想事成。
鼓渊渊， 鼓声渊渊，
管声， 管声，
既和且平， 音调流畅而平和，
依我磬声。 配合着清清的磬声。
于赫汤孙， 成汤的子孙多么显赫，
穆穆厥声。 悠扬的乐声多么醉人。
镛鼓有， 撞钟击鼓乐转盛，
万舞有奕。 手执干戚舞翩跹。
我有嘉客， 四方的嘉宾都来助祭，
亦不夷怿！ 观舞观乐乐陶然。
自古在昔， 自远古，在昔时，
先民有作。 嘉宾助祭曾有例在先。
温恭朝夕， 温良恭敬无论早与晚，
执事有恪， 诚诚恳恳拜祭上天。
顾于尝， 请光临秋尝冬，
汤孙之将。 享用成汤子孙献上的祭奠。
这首颂歌，在周人整理编辑《诗经》的时候，肯定已经被人作过改编了，但是，它所描写的殷商时的情况应该说还是比较可靠的。从诗中我们可以看到殷商时期祭祀先祖的热闹场面。成汤的子孙和四方来参加祭祀仪式的宾客聚集在一起，乐师们敲钟击鼓，管之声合着玉磬，是那么悠扬肃穆。随着铿锵的钟鼓，庞大的舞队跳起了雄壮激昂的《万舞》，舞者手执干戚，模仿着进退击刺的战斗场面，把祭祀活动推向了高潮。
夏商时期的乐器
夏、商时期音乐的发达，还表现在乐器的进步上。从出土的文物和甲骨卜辞等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出，原始社会的乐器得到改善，新的乐器在不断出现。
钟、鼓、磬是最古老的乐器之一。
原始社会的钟是陶制的，在陕西长安县客省庄龙山文化遗址就出土过这样的陶钟。由于冶炼技术的出现，夏、商时期的钟已经是青铜铸造，它的音色当然是陶钟所不能比拟的。还有一种大钟叫“镛”，我们上面引的《商颂·那》中所说的“镛鼓有”，就是指的它。
原始社会的土鼓，也发展成木腔，并有多种形制，甲骨文中的鼓字作“”，是鼓的正面形象，上面是羽毛一类的饰物，中间是鼓身，下面是鼓架。磬的制作更加精美。
这个时期打击乐最重要的进步是编钟、编磬的出现。出土的商代编钟一般以三枚为一套，近年在殷妣辛墓出土了一套五枚的编钟。出土的编磬一般也是三枚一套。近年在河南等地也发现了五枚一套的编磬。编钟、编磬的出现，说明当时的音乐旋律性已经很强。
弦乐器在这一时期是否出现尚不得而知。吹管乐器中，除了前面介绍过的埙、骨哨以外，可能已经出现了、笙、竽等。
，在甲骨卜辞中作“”，像编管吹奏乐器，可能是排箫的前身。
笙，甲骨卜辞中有“和”（）字，也是编管吹奏乐器的形状。据《尔雅·释乐》：“（笙）小者谓之和。”
仅从这些已知的乐器，我们也可以看出夏、商时期的音乐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