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艺术中国音乐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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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音乐(2)

所谓“妖”,是指它的内容多男欢女爱;所谓“浮”,是指它的音调较雅乐正声为高,因此也就更凄婉动人。

吴声歌曲演唱的特点,是末尾有众人帮腔的“送声”。《乐府诗集》引《古今乐录》说:“凡歌曲终皆有送声。《子夜》以‘持子’送曲,《凤将雏》以‘泽雉’送曲。”《通典·乐典》说:“《阿子》《欢闻歌》者,晋穆帝升平初,童子辈或歌于道。歌毕,辄呼‘阿子汝闻否’,又呼‘欢闻否’,以为送声。后人演其声以为此二曲。”

吴声歌音韵悠扬柔美,它的伴奏,也以弦乐器为主。《乐府诗集》引《古今乐录》说:“吴声歌。旧器有篪、箜篌、琵琶,今有笙、筝。”

4.西曲歌例

西曲歌产生的时代较吴声稍晚,其地域在今湖南、湖北、四川及河南一带,所以又称“荆楚西声”。

据《古今乐录》载,西曲主要有“舞曲”和“倚歌”两大类,计三十四曲,一百四十多首。其中,著名的有《石城乐》《乌夜啼》《莫愁乐》《三洲》《采桑渡》《江陵乐》《安东平》《那呵滩》(以上舞曲歌),《青阳度》《女儿子》《夜度娘》《来罗》《平西乐》《寻阳乐》《白附鸠》《拔蒲》(以上倚歌),《孟珠》《翳乐》(以上舞曲兼倚歌),《杨叛儿》《西乌夜飞》《月节折杨柳歌》(以上普通歌)等。

舞曲歌主要产生在宋、齐、梁三代。它是与舞蹈紧密配合的舞词。据《古今乐录》载,旧舞均十六人,梁时改为八人。

倚歌是什么,古人没有明确的说明。《乐府诗集》卷四十九引《古今乐录》说:“凡倚歌,悉用铃鼓,无弦有吹。”可见倚歌是以管乐器和打击乐器中的铃和鼓伴奏的。也由此可以推知,它的音调较舞曲歌高亢,情绪较舞曲歌热烈。

西曲产生的主要地区荆、郢、樊、邓都是长江中游及汉水西岸的大城市,所以西曲的内容虽然仍有许多是描写男女爱情的,但却充满水边船上的情调。比如《石城乐》(五首之三):

布帆百余幅,环环在江津。执手双泪落,何时见欢还。

又如《襄阳乐》(九首之一):

朝发襄阳城,暮至大堤宿。大堤诸女儿,花艳惊郎目。

再如《那呵滩》(六首之四五):

闻欢下扬州,相送江津湾。愿得篙橹折,交郎到头还。

篙折当更觅,橹折当更安。各自是官人,那得到头还。

《西曲歌》的内容很丰富,除了男女恋情之外,还有采桑采莲,养蚕织锦等普通人民的劳动生活描写,当然其中也往往穿插有爱情。有一些乐歌直接描写的就是民间歌舞的场面,我们可以根据它们推想其表演和娱乐的情况。

倚歌《翳乐》二首这样写道:

阳春二三月,相将舞翳乐。曲曲随时变,持许艳郎目。

人言扬州乐,扬州信自乐。总角诸少年,歌舞自相逐。

不独扬州如此,整个江南都是如此。

5.西曲歌的特点

西曲和吴声一样,也是促柱繁弦,音高而凄婉的。庾信《乌夜啼》诗说“促柱繁弦非《子夜》,歌声舞态异《前溪》”(《子夜》《前溪》都是吴声歌)。

舞曲歌有送声与和声。和吴声的短小而无意义,多由虚字衬腔的送声相比,舞曲歌的送声和声大都与歌曲有关,意思明确。如《乌夜啼》的和声“夜夜望郎来,笼窗窗不开”;《襄阳乐》的和声“襄阳来夜乐”;《襄阳蹋铜蹄》的和声“襄阳白铜蹄,圣德应乾来”;《那呵滩》的和声“郎去何当还”。有的和声很长,甚至有送有和。如《三洲歌》的和声“三洲断江口,水从窈窕河傍流。欢将乐,共来长相思”;《西乌夜飞》的和声“白日落西山,还去来”,送声“折翅乌,飞何处,被弹归”等。这也就是所谓“其声节送和,与吴声亦异”。

由于吴声、西曲的广泛流行,在当时已经有专门演唱的艺人出现。《西曲·青骢白马》说:“问君可怜六萌车,迎取窈窕西曲娘。”又《莫愁乐》说:“莫愁在何处,莫愁石城西。艇子打两桨,催送莫愁来。”《旧唐书·音乐志》说:“石城有女子名莫愁,善歌谣。”莫愁也许就是“西曲娘”一类的人。

北朝乐府民歌

北朝乐府民歌的特点

流行于北方的民歌,与吴声、西曲的风格迥然不同。北方民族性格粗犷直率,北方民歌也十分豪放。从语言、曲调和演唱风格上,原本和南方乐歌有很大的差别。《折杨柳枝歌辞》之四说:

遥看孟津河,杨柳郁婆娑。我是虏家儿,不解汉儿歌。

可见北方乐歌和南方乐歌差别是很大的。《乐府广题》记载:

北齐神武(高欢)攻周玉壁,士卒死者十四五,神武恚愤,疾发。周王下令曰:“高欢鼠子,亲犯玉壁,剑弩一发,元凶自毙。”神武闻之,勉坐以安士众,悉引诸贵,使斛律金唱《敕勒》,神武自和之。

斛律金演唱的这首《敕勒歌》是一首在北方流传很广的著名民歌,但是,据《乐府诗集》载,“其歌本鲜卑语,易为齐言,故其句长短不齐”。“易为齐言”,也就是翻译成汉语。翻译以后的《敕勒歌》是一首异常优美的民歌: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我们今在《乐府诗集》“梁鼓角横吹曲”中看到的北方乐歌,从形式上看,和南方民歌的差别不是很大,究其原因,一是因为北方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政权以后,很多都向比自己高明得多的中原汉民族文化学习。比如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就下令禁止使用鲜卑语和其他少数民族语言,只准使用汉语。另一个原因,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北方民歌,是南朝萧梁乐府所录,可能是经过整理的。

这些民歌中,著名的有《捉搦》《企喻歌》《琅琊王歌》《陇头歌》《雀劳利歌》《高阳乐人歌》《幽州马客歌》《地驱乐歌》《折杨柳枝歌》及《木兰诗》等。它们大多表现北方羌、氐、鲜卑、匈奴等民族的游牧生活及战争,表现他们开朗乐观,热情爽朗的性格。比如下面这几首北朝民歌:

折杨柳歌(五首之一):

健儿须快马,快马须健儿。跋黄尘下,然后别雄雌。

琅琊王歌(八首之一):

新买五尺刀,悬著中梁柱。一日三摩娑,剧于十五女。

北方民歌中也有不少表现婚姻爱情主题的,但是北方民族豪放直率的性格,使这些乐歌的风格与南方民歌迥然不同。

地驱乐歌(四首录二):

驱羊入谷,自羊在前。老女不嫁,蹋地唤天。

侧侧力力,念君无极。枕郎左臂,随郎转侧。

折杨柳枝歌(四首之一):

门前一株枣,岁岁不知老。阿婆不嫁女,那得孙儿抱。

这种大胆真率,热情泼辣的表露,在南方民歌中是绝对没有的。

东晋以后,虽然以长江为界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但是文化的交流却没有废止,一方面,北方乐歌在南方传播,并且被乐府机关采用;另一方面,南方乐歌更是大量传入北方,受到北朝朝野上下的一致喜爱。这种南北乐歌的差异与交融,促进了南北朝乐府民歌的繁荣,也为唐代诗歌的革新奠定了基础。

外国音乐的传入

1.西域各国音乐的传入

除了南北文化的广泛交流外,南北朝时期更是西域音乐与佛教音乐大量传入中国,并对中国音乐产生了深巨影响的时代。

自汉代张骞和班超通西域之后,中国与西域各国的经济文化交往一直没有间断,到南北朝时,往来更加频繁。西域诸国人来到中国,有些因为爱慕中国的山川风物、文化艺术,乃至长住不返,子孙逐步汉化。北魏时杨□之《洛阳伽蓝记》中记载:

永桥以南,圜丘以北,伊、洛之间,夹御道有四夷馆。道东有四馆,一名金陵,二名燕然,三名扶桑,四名崦嵫;道西有四里,一曰归正,二曰归德,三曰慕化,四曰慕义。……西夷来附者处崦嵫馆,赐宅慕义里。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古罗马帝国),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

西域各国与中国的交往,固然主要是商贸往来,但同时也促进了文化的交流。西域诸国如龟兹(今新疆库车)、安国(今中亚布哈拉)、康国(今中亚撒马尔罕)、疏勒(今新疆疏勒)、天竺(今印度)等地具有强烈异国情调的乐舞,很快受到中土人士的喜爱。《通典·乐典》载:

自宣武以后,始爱胡声。洎于迁都,屈茨琵琶、箜篌、胡、胡鼓、铜钹、打沙罗、胡舞,铿锵镗,洪心骇耳。抚筝新靡绝丽,歌音全似吟哭,听之者无不凄怆。琵琶及当路琴瑟殆绝音。皆初声颇复闲缓,度曲转急躁。按此音所由,源出西域诸天、诸佛韵调。娄罗胡语直置难解,况复被之土木,是以感其声音,莫不淫躁,竞举止轻大飙,或踊或跃,乍动乍息,脚弹指,撼头弄目,情发于中,不能自止。

这里所说的“胡乐”,已经不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的音乐,而是来自西域龟兹、安国、西凉、天竺、疏勒等国的音乐。所使用的乐器屈茨琵琶、胡、胡鼓、沙罗等也与中原旧有的“琵琶及当路琴瑟”不同。而“铿锵镗,洪心骇耳,抚筝新靡绝丽,歌音全似吟哭”的艺术风格也与中国旧有的音乐完全不同。至于所产生的使人“感其声音,莫不淫躁,竞举止轻飙,或踊或跃,乍动乍息,脚弹指,撼头弄目”的艺术效果,也与中原音乐以“中和”为主的宗旨大异其趣。

《隋书·音乐志》载:“苻坚之末,吕光出平西域,得胡戎之乐,因又改变,杂以秦声,所谓秦汉乐也。”就明确指出“胡戎之乐”是出自西域的。又载:“杂乐有西凉、鼙舞、清乐、龟兹等,然吹笛、弹琵琶、五弦及歌舞之伎,自文襄以来皆所爱好。至河清以后,传习尤盛。(陈)后主唯赏胡戎乐,耽爱无已,于是繁手淫声,争新哀怨,故曹妙达、安未弱、安马驹之徒,至有封王开府者,遂服簪缨而为伶人之事。”所谓“繁手淫声”,是指旋律更加复杂多变,乐器的演奏也变得更加繁复。所谓“争新哀怨”,是指乐曲的结构和风格都与前不同,表现的情绪也更加丰富。而乐工的地位也大大提高,以至于有“封王开府”者。

北朝统治者经常娶北狄、突厥女子为后,随陪送而来的人中,有大量的乐人,成为西域音乐传入中国的一条重要渠道。公元568年,北周武帝娶突厥阿史那氏为后,龟兹、疏勒、安国、康国等从媵,带来了这些国家的音乐。《旧唐书·音乐志》说:

周武帝聘虏女为后,西域诸国来媵,于是龟兹、疏勒、安国、康国之乐大聚长安。

对中原音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些外国音乐中,对我国音乐影响最大的有龟兹乐、西凉乐、天竺乐、康国乐、疏勒乐、安国乐、高丽乐等。其中,又以龟兹乐的影响为最大。

2.龟兹音乐的影响

西域各国的音乐水平都很高,而“屈支国(即龟兹)……管弦伎乐,特善诸国”(唐玄奘《大唐西域记》语)。大约在公元四世纪末,后凉吕光与龟兹交战,获胜,带回了一个完整的龟兹乐队和许多龟兹乐曲。吕氏灭亡后,又为后魏所得,并传入中原,立刻受到人们的喜爱。《隋书·音乐志》载:

龟兹者,起自吕光灭龟兹,因得其声。吕氏亡,其乐分散,后魏平中原,复获之。其声后多变易。至隋有“西国龟兹”、“齐朝龟兹”、“土龟兹”等,凡三部。开皇中(581-600)其器大盛于闾。时有曹妙达、王长通、李士衡、郭金乐、安进贵等,皆妙绝弦管,新声奇变,朝改暮易,持其音技,估炫公王之间,举时争相慕尚。

据《隋书·音乐志》所载,一部完整的龟兹乐队,“其乐器有竖箜篌、琵琶、五弦、笙、笛、箫、筚篥、毛员鼓、都昙鼓、答腊鼓、腰鼓、羯鼓、鸡娄鼓、铜钹、贝等十五种”。“工二十人”。从使用的乐器来看,与中原音乐确实有很大的不同。其乐曲有歌曲《善善摩尼》、解曲《婆伽儿》、舞曲《小天》《疏勒盐》等。

3.西凉乐的影响

吕光把龟兹音乐带到凉州,与凉州地区流传的中国旧曲相结合,变为一种新声,称为“秦汉伎”,后来改为“西凉乐”。《隋书·音乐志》载:

西凉者,起苻氏之末,吕光、沮渠蒙逊等据有凉州,变龟兹之声为之,号为秦汉伎。魏太武既平河西得之,谓之“西凉乐”。至魏、周之际,遂谓之“国伎”。今曲项琵琶、竖头箜篌之徒,并出自西域,非华夏旧器。《扬泽新声》《神白马》之类,生于胡戎。胡戎歌非汉、魏遗曲,故其乐器声调,悉与书史不同。其歌曲有《永世乐》,解曲有《万世丰》,舞曲有《于阗佛曲》。其乐器有钟、磬、弹筝、筝、卧箜篌、竖箜篌、琵琶、五弦、笙、箫、大筚篥、长笛、小筚篥、横笛、腰鼓、齐鼓、担鼓、铜钹、贝等十九种,为一部。工二十七人。

西凉音乐对中原音乐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北魏乐府所奏基本上是西凉乐,据《旧唐书·音乐志》说:“自周、隋以来,管弦杂曲将数百曲,多用西凉乐。”

至于天竺、康国、高昌(今新疆吐鲁番)、疏勒、安国、高丽(今朝鲜)等国的音乐也很发达,到隋代,同被列入“七部乐”和“九部乐”中。

4.西域来的音乐家

西域音乐的传入,并对中原本土音乐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是和一大批来到中原的西域音乐家分不开的。

前面提到的曹妙达,本是曹国(今撒马尔罕东北)人,其家族人都善弹胡琵琶。《旧唐书·音乐志》载:“后魏有曹婆罗门,受龟兹琵琶于商人,世传其业。至孙妙达尤为北齐高洋所重,常自击胡鼓以相之。”后来唐代琵琶妙手多以曹姓,如曹保、曹善才、曹刚等,大概都是这一族的后裔。

这些西域音乐家中,对中原音乐影响和贡献最大的是苏婆。

《隋书·音乐志》载:

周武帝时有龟兹人曰苏婆,从突厥皇后入国,善胡琵琶。听其所奏,一均之中,间有七声。因而问之,答云:“父在西域,称为知音。代相传习,调有七种。” 其七调,勘校七声,冥若合符。

隋朝时音乐理论家郑绎受其启发,重新提出七宫、十二律旋相为宫以成八十四调的理论,对西域音乐与中国音乐的融合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佛教音乐的巨大影响

1.佛教传入中国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以后,对中国的哲学思想和文学艺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佛教音乐对中国音乐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佛教虽然是东汉时传入中国的,但是受到上自皇帝百官,下至士庶妇孺的崇信而得以广泛流传,却是在南北朝时期。北方的后赵、前秦、后秦、北凉、北魏、西魏等国都大力提倡佛教。前秦苻坚甚至发兵攻破襄阳,以迎取高僧道安。道安在长安时,曾领僧众数千人之多。后秦姚兴迎请名僧鸠摩罗什到长安,四方前来长安的义学沙门达三千多人。北魏时,天下佛寺多至三万有余,天下僧尼有二百万之众。仅洛阳一地,最盛时“寺有一千三百六十七所。天平元年,迁都邺城,洛阳余寺四百二十一所”(杨□之《洛阳伽蓝记》)。

南朝统治者也大都崇信三宝,大力提倡佛教,尤其是梁武帝。他曾多次舍身同泰寺,让群臣出资将他赎回,借此为寺院敛财。在他的大力提倡下,南朝佛教最盛时佛寺多达二千八百四十六所,僧尼八万二千七百余人。

2.佛教音乐与中国音乐的交融

随着佛教的兴盛,佛教音乐也得以在中国流行。

佛教在举行宗教仪式时歌咏赞叹,以颂诸佛菩萨,以及宣传教义经文,都可依一定曲调歌唱,称为“梵呗”。梁释慧皎《高僧传》卷十五《经师篇·论》说:

天竺方俗,凡是歌咏法言皆称为呗。至于此土,咏经则称为转读,歌赞则号为梵呗。昔诸天(指五天竺)赞呗,皆以韵入弦管。五众(指我国佛教徒)既与俗(指天竺方俗)违,故宜以声曲为妙。

这种传自西域的“梵呗”,与中国的歌谣一样,也是一种配合金石管弦的歌唱形式。《高僧传·经师篇·论》又说:

东国(指中国)之歌也,则结韵而成咏;西方(指天竺)之赞也,则作偈以和声。虽复歌、赞为殊,而并以协谐钟律,符靡宫商,方乃奥妙。故奏歌于金石,则谓之以乐;赞法于管弦,则称之以呗。

也就是说“乐”和“呗”仅仅是歌唱的内容不同而已。

由于梵文和汉语的差异,直接用天竺传来的佛曲演唱汉译的偈颂,会产生“声繁而倡促”之弊,即曲调长而曲折,文字少,一字一音难与相配的毛病。《高僧传·经师篇·论》说:

自大教(指佛教)东流,乃译文者众,而传声盖寡。良由梵音重复,汉语单奇,若用梵音以咏汉语,则声繁而倡促;若用汉曲以咏梵文,则韵短而辞长。是故金言有译,梵响无授。

这种原因,造成了佛教音乐与中国音乐的交融。中国僧人在歌唱汉译的经文偈赞时,在天竺佛曲的基础上融入了大量中国民间音乐,这种新的佛曲演唱形式,被附会到曹植身上,称为“鱼山梵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