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妖”，是指它的内容多男欢女爱；所谓“浮”，是指它的音调较雅乐正声为高，因此也就更凄婉动人。
吴声歌曲演唱的特点，是末尾有众人帮腔的“送声”。《乐府诗集》引《古今乐录》说：“凡歌曲终皆有送声。《子夜》以‘持子’送曲，《凤将雏》以‘泽雉’送曲。”《通典·乐典》说：“《阿子》《欢闻歌》者，晋穆帝升平初，童子辈或歌于道。歌毕，辄呼‘阿子汝闻否’，又呼‘欢闻否’，以为送声。后人演其声以为此二曲。”
吴声歌音韵悠扬柔美，它的伴奏，也以弦乐器为主。《乐府诗集》引《古今乐录》说：“吴声歌。旧器有篪、箜篌、琵琶，今有笙、筝。”
4.西曲歌例
西曲歌产生的时代较吴声稍晚，其地域在今湖南、湖北、四川及河南一带，所以又称“荆楚西声”。
据《古今乐录》载，西曲主要有“舞曲”和“倚歌”两大类，计三十四曲，一百四十多首。其中，著名的有《石城乐》《乌夜啼》《莫愁乐》《三洲》《采桑渡》《江陵乐》《安东平》《那呵滩》（以上舞曲歌），《青阳度》《女儿子》《夜度娘》《来罗》《平西乐》《寻阳乐》《白附鸠》《拔蒲》（以上倚歌），《孟珠》《翳乐》（以上舞曲兼倚歌），《杨叛儿》《西乌夜飞》《月节折杨柳歌》（以上普通歌）等。
舞曲歌主要产生在宋、齐、梁三代。它是与舞蹈紧密配合的舞词。据《古今乐录》载，旧舞均十六人，梁时改为八人。
倚歌是什么，古人没有明确的说明。《乐府诗集》卷四十九引《古今乐录》说：“凡倚歌，悉用铃鼓，无弦有吹。”可见倚歌是以管乐器和打击乐器中的铃和鼓伴奏的。也由此可以推知，它的音调较舞曲歌高亢，情绪较舞曲歌热烈。
西曲产生的主要地区荆、郢、樊、邓都是长江中游及汉水西岸的大城市，所以西曲的内容虽然仍有许多是描写男女爱情的，但却充满水边船上的情调。比如《石城乐》（五首之三）：
布帆百余幅，环环在江津。执手双泪落，何时见欢还。
又如《襄阳乐》（九首之一）：
朝发襄阳城，暮至大堤宿。大堤诸女儿，花艳惊郎目。
再如《那呵滩》（六首之四五）：
闻欢下扬州，相送江津湾。愿得篙橹折，交郎到头还。
篙折当更觅，橹折当更安。各自是官人，那得到头还。
《西曲歌》的内容很丰富，除了男女恋情之外，还有采桑采莲，养蚕织锦等普通人民的劳动生活描写，当然其中也往往穿插有爱情。有一些乐歌直接描写的就是民间歌舞的场面，我们可以根据它们推想其表演和娱乐的情况。
倚歌《翳乐》二首这样写道：
阳春二三月，相将舞翳乐。曲曲随时变，持许艳郎目。
人言扬州乐，扬州信自乐。总角诸少年，歌舞自相逐。
不独扬州如此，整个江南都是如此。
5.西曲歌的特点
西曲和吴声一样，也是促柱繁弦，音高而凄婉的。庾信《乌夜啼》诗说“促柱繁弦非《子夜》，歌声舞态异《前溪》”（《子夜》《前溪》都是吴声歌）。
舞曲歌有送声与和声。和吴声的短小而无意义，多由虚字衬腔的送声相比，舞曲歌的送声和声大都与歌曲有关，意思明确。如《乌夜啼》的和声“夜夜望郎来，笼窗窗不开”；《襄阳乐》的和声“襄阳来夜乐”；《襄阳蹋铜蹄》的和声“襄阳白铜蹄，圣德应乾来”；《那呵滩》的和声“郎去何当还”。有的和声很长，甚至有送有和。如《三洲歌》的和声“三洲断江口，水从窈窕河傍流。欢将乐，共来长相思”；《西乌夜飞》的和声“白日落西山，还去来”，送声“折翅乌，飞何处，被弹归”等。这也就是所谓“其声节送和，与吴声亦异”。
由于吴声、西曲的广泛流行，在当时已经有专门演唱的艺人出现。《西曲·青骢白马》说：“问君可怜六萌车，迎取窈窕西曲娘。”又《莫愁乐》说：“莫愁在何处，莫愁石城西。艇子打两桨，催送莫愁来。”《旧唐书·音乐志》说：“石城有女子名莫愁，善歌谣。”莫愁也许就是“西曲娘”一类的人。
北朝乐府民歌
北朝乐府民歌的特点
流行于北方的民歌，与吴声、西曲的风格迥然不同。北方民族性格粗犷直率，北方民歌也十分豪放。从语言、曲调和演唱风格上，原本和南方乐歌有很大的差别。《折杨柳枝歌辞》之四说：
遥看孟津河，杨柳郁婆娑。我是虏家儿，不解汉儿歌。
可见北方乐歌和南方乐歌差别是很大的。《乐府广题》记载：
北齐神武（高欢）攻周玉壁，士卒死者十四五，神武恚愤，疾发。周王下令曰：“高欢鼠子，亲犯玉壁，剑弩一发，元凶自毙。”神武闻之，勉坐以安士众，悉引诸贵，使斛律金唱《敕勒》，神武自和之。
斛律金演唱的这首《敕勒歌》是一首在北方流传很广的著名民歌，但是，据《乐府诗集》载，“其歌本鲜卑语，易为齐言，故其句长短不齐”。“易为齐言”，也就是翻译成汉语。翻译以后的《敕勒歌》是一首异常优美的民歌：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我们今在《乐府诗集》“梁鼓角横吹曲”中看到的北方乐歌，从形式上看，和南方民歌的差别不是很大，究其原因，一是因为北方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政权以后，很多都向比自己高明得多的中原汉民族文化学习。比如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就下令禁止使用鲜卑语和其他少数民族语言，只准使用汉语。另一个原因，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北方民歌，是南朝萧梁乐府所录，可能是经过整理的。
这些民歌中，著名的有《捉搦》《企喻歌》《琅琊王歌》《陇头歌》《雀劳利歌》《高阳乐人歌》《幽州马客歌》《地驱乐歌》《折杨柳枝歌》及《木兰诗》等。它们大多表现北方羌、氐、鲜卑、匈奴等民族的游牧生活及战争，表现他们开朗乐观，热情爽朗的性格。比如下面这几首北朝民歌：
折杨柳歌（五首之一）：
健儿须快马，快马须健儿。跋黄尘下，然后别雄雌。
琅琊王歌（八首之一）：
新买五尺刀，悬著中梁柱。一日三摩娑，剧于十五女。
北方民歌中也有不少表现婚姻爱情主题的，但是北方民族豪放直率的性格，使这些乐歌的风格与南方民歌迥然不同。
地驱乐歌（四首录二）：
驱羊入谷，自羊在前。老女不嫁，蹋地唤天。
侧侧力力，念君无极。枕郎左臂，随郎转侧。
折杨柳枝歌（四首之一）：
门前一株枣，岁岁不知老。阿婆不嫁女，那得孙儿抱。
这种大胆真率，热情泼辣的表露，在南方民歌中是绝对没有的。
东晋以后，虽然以长江为界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但是文化的交流却没有废止，一方面，北方乐歌在南方传播，并且被乐府机关采用;另一方面，南方乐歌更是大量传入北方，受到北朝朝野上下的一致喜爱。这种南北乐歌的差异与交融，促进了南北朝乐府民歌的繁荣，也为唐代诗歌的革新奠定了基础。
外国音乐的传入
1.西域各国音乐的传入
除了南北文化的广泛交流外，南北朝时期更是西域音乐与佛教音乐大量传入中国，并对中国音乐产生了深巨影响的时代。
自汉代张骞和班超通西域之后，中国与西域各国的经济文化交往一直没有间断，到南北朝时，往来更加频繁。西域诸国人来到中国，有些因为爱慕中国的山川风物、文化艺术，乃至长住不返，子孙逐步汉化。北魏时杨□之《洛阳伽蓝记》中记载：
永桥以南，圜丘以北，伊、洛之间，夹御道有四夷馆。道东有四馆，一名金陵，二名燕然，三名扶桑，四名崦嵫；道西有四里，一曰归正，二曰归德，三曰慕化，四曰慕义。……西夷来附者处崦嵫馆，赐宅慕义里。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古罗马帝国），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
西域各国与中国的交往，固然主要是商贸往来，但同时也促进了文化的交流。西域诸国如龟兹（今新疆库车）、安国（今中亚布哈拉）、康国（今中亚撒马尔罕）、疏勒（今新疆疏勒）、天竺（今印度）等地具有强烈异国情调的乐舞，很快受到中土人士的喜爱。《通典·乐典》载：
自宣武以后，始爱胡声。洎于迁都，屈茨琵琶、箜篌、胡、胡鼓、铜钹、打沙罗、胡舞，铿锵镗，洪心骇耳。抚筝新靡绝丽，歌音全似吟哭，听之者无不凄怆。琵琶及当路琴瑟殆绝音。皆初声颇复闲缓，度曲转急躁。按此音所由，源出西域诸天、诸佛韵调。娄罗胡语直置难解，况复被之土木，是以感其声音，莫不淫躁，竞举止轻大飙，或踊或跃，乍动乍息，脚弹指，撼头弄目，情发于中，不能自止。
这里所说的“胡乐”，已经不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的音乐，而是来自西域龟兹、安国、西凉、天竺、疏勒等国的音乐。所使用的乐器屈茨琵琶、胡、胡鼓、沙罗等也与中原旧有的“琵琶及当路琴瑟”不同。而“铿锵镗，洪心骇耳，抚筝新靡绝丽，歌音全似吟哭”的艺术风格也与中国旧有的音乐完全不同。至于所产生的使人“感其声音，莫不淫躁，竞举止轻飙，或踊或跃，乍动乍息，脚弹指，撼头弄目”的艺术效果，也与中原音乐以“中和”为主的宗旨大异其趣。
《隋书·音乐志》载：“苻坚之末，吕光出平西域，得胡戎之乐，因又改变，杂以秦声，所谓秦汉乐也。”就明确指出“胡戎之乐”是出自西域的。又载：“杂乐有西凉、鼙舞、清乐、龟兹等，然吹笛、弹琵琶、五弦及歌舞之伎，自文襄以来皆所爱好。至河清以后，传习尤盛。（陈）后主唯赏胡戎乐，耽爱无已，于是繁手淫声，争新哀怨，故曹妙达、安未弱、安马驹之徒，至有封王开府者，遂服簪缨而为伶人之事。”所谓“繁手淫声”，是指旋律更加复杂多变，乐器的演奏也变得更加繁复。所谓“争新哀怨”，是指乐曲的结构和风格都与前不同，表现的情绪也更加丰富。而乐工的地位也大大提高，以至于有“封王开府”者。
北朝统治者经常娶北狄、突厥女子为后，随陪送而来的人中，有大量的乐人，成为西域音乐传入中国的一条重要渠道。公元568年，北周武帝娶突厥阿史那氏为后，龟兹、疏勒、安国、康国等从媵，带来了这些国家的音乐。《旧唐书·音乐志》说：
周武帝聘虏女为后，西域诸国来媵，于是龟兹、疏勒、安国、康国之乐大聚长安。
对中原音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些外国音乐中，对我国音乐影响最大的有龟兹乐、西凉乐、天竺乐、康国乐、疏勒乐、安国乐、高丽乐等。其中，又以龟兹乐的影响为最大。
2.龟兹音乐的影响
西域各国的音乐水平都很高，而“屈支国（即龟兹）……管弦伎乐，特善诸国”（唐玄奘《大唐西域记》语）。大约在公元四世纪末，后凉吕光与龟兹交战，获胜，带回了一个完整的龟兹乐队和许多龟兹乐曲。吕氏灭亡后，又为后魏所得，并传入中原，立刻受到人们的喜爱。《隋书·音乐志》载：
龟兹者，起自吕光灭龟兹，因得其声。吕氏亡，其乐分散，后魏平中原，复获之。其声后多变易。至隋有“西国龟兹”、“齐朝龟兹”、“土龟兹”等，凡三部。开皇中（581-600）其器大盛于闾。时有曹妙达、王长通、李士衡、郭金乐、安进贵等，皆妙绝弦管，新声奇变，朝改暮易，持其音技，估炫公王之间，举时争相慕尚。
据《隋书·音乐志》所载，一部完整的龟兹乐队，“其乐器有竖箜篌、琵琶、五弦、笙、笛、箫、筚篥、毛员鼓、都昙鼓、答腊鼓、腰鼓、羯鼓、鸡娄鼓、铜钹、贝等十五种”。“工二十人”。从使用的乐器来看，与中原音乐确实有很大的不同。其乐曲有歌曲《善善摩尼》、解曲《婆伽儿》、舞曲《小天》《疏勒盐》等。
3.西凉乐的影响
吕光把龟兹音乐带到凉州，与凉州地区流传的中国旧曲相结合，变为一种新声，称为“秦汉伎”，后来改为“西凉乐”。《隋书·音乐志》载：
西凉者，起苻氏之末，吕光、沮渠蒙逊等据有凉州，变龟兹之声为之，号为秦汉伎。魏太武既平河西得之，谓之“西凉乐”。至魏、周之际，遂谓之“国伎”。今曲项琵琶、竖头箜篌之徒，并出自西域，非华夏旧器。《扬泽新声》《神白马》之类，生于胡戎。胡戎歌非汉、魏遗曲，故其乐器声调，悉与书史不同。其歌曲有《永世乐》，解曲有《万世丰》，舞曲有《于阗佛曲》。其乐器有钟、磬、弹筝、筝、卧箜篌、竖箜篌、琵琶、五弦、笙、箫、大筚篥、长笛、小筚篥、横笛、腰鼓、齐鼓、担鼓、铜钹、贝等十九种，为一部。工二十七人。
西凉音乐对中原音乐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北魏乐府所奏基本上是西凉乐，据《旧唐书·音乐志》说：“自周、隋以来，管弦杂曲将数百曲，多用西凉乐。”
至于天竺、康国、高昌（今新疆吐鲁番）、疏勒、安国、高丽（今朝鲜）等国的音乐也很发达，到隋代，同被列入“七部乐”和“九部乐”中。
4.西域来的音乐家
西域音乐的传入，并对中原本土音乐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是和一大批来到中原的西域音乐家分不开的。
前面提到的曹妙达，本是曹国（今撒马尔罕东北）人，其家族人都善弹胡琵琶。《旧唐书·音乐志》载：“后魏有曹婆罗门，受龟兹琵琶于商人，世传其业。至孙妙达尤为北齐高洋所重，常自击胡鼓以相之。”后来唐代琵琶妙手多以曹姓，如曹保、曹善才、曹刚等，大概都是这一族的后裔。
这些西域音乐家中，对中原音乐影响和贡献最大的是苏婆。
《隋书·音乐志》载：
周武帝时有龟兹人曰苏婆，从突厥皇后入国，善胡琵琶。听其所奏，一均之中，间有七声。因而问之，答云：“父在西域，称为知音。代相传习，调有七种。” 其七调，勘校七声，冥若合符。
隋朝时音乐理论家郑绎受其启发，重新提出七宫、十二律旋相为宫以成八十四调的理论，对西域音乐与中国音乐的融合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佛教音乐的巨大影响
1.佛教传入中国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以后，对中国的哲学思想和文学艺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佛教音乐对中国音乐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佛教虽然是东汉时传入中国的，但是受到上自皇帝百官，下至士庶妇孺的崇信而得以广泛流传，却是在南北朝时期。北方的后赵、前秦、后秦、北凉、北魏、西魏等国都大力提倡佛教。前秦苻坚甚至发兵攻破襄阳，以迎取高僧道安。道安在长安时，曾领僧众数千人之多。后秦姚兴迎请名僧鸠摩罗什到长安，四方前来长安的义学沙门达三千多人。北魏时，天下佛寺多至三万有余，天下僧尼有二百万之众。仅洛阳一地，最盛时“寺有一千三百六十七所。天平元年，迁都邺城，洛阳余寺四百二十一所”（杨□之《洛阳伽蓝记》）。
南朝统治者也大都崇信三宝，大力提倡佛教，尤其是梁武帝。他曾多次舍身同泰寺，让群臣出资将他赎回，借此为寺院敛财。在他的大力提倡下，南朝佛教最盛时佛寺多达二千八百四十六所，僧尼八万二千七百余人。
2.佛教音乐与中国音乐的交融
随着佛教的兴盛，佛教音乐也得以在中国流行。
佛教在举行宗教仪式时歌咏赞叹，以颂诸佛菩萨，以及宣传教义经文，都可依一定曲调歌唱，称为“梵呗”。梁释慧皎《高僧传》卷十五《经师篇·论》说：
天竺方俗，凡是歌咏法言皆称为呗。至于此土，咏经则称为转读，歌赞则号为梵呗。昔诸天（指五天竺）赞呗，皆以韵入弦管。五众（指我国佛教徒）既与俗（指天竺方俗）违，故宜以声曲为妙。
这种传自西域的“梵呗”，与中国的歌谣一样，也是一种配合金石管弦的歌唱形式。《高僧传·经师篇·论》又说：
东国（指中国）之歌也，则结韵而成咏；西方（指天竺）之赞也，则作偈以和声。虽复歌、赞为殊，而并以协谐钟律，符靡宫商，方乃奥妙。故奏歌于金石，则谓之以乐；赞法于管弦，则称之以呗。
也就是说“乐”和“呗”仅仅是歌唱的内容不同而已。
由于梵文和汉语的差异，直接用天竺传来的佛曲演唱汉译的偈颂，会产生“声繁而倡促”之弊，即曲调长而曲折，文字少，一字一音难与相配的毛病。《高僧传·经师篇·论》说：
自大教（指佛教）东流，乃译文者众，而传声盖寡。良由梵音重复，汉语单奇，若用梵音以咏汉语，则声繁而倡促；若用汉曲以咏梵文，则韵短而辞长。是故金言有译，梵响无授。
这种原因，造成了佛教音乐与中国音乐的交融。中国僧人在歌唱汉译的经文偈赞时，在天竺佛曲的基础上融入了大量中国民间音乐，这种新的佛曲演唱形式，被附会到曹植身上，称为“鱼山梵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