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六年8月22日，大概慈禧尚在去西安的途中，孙中山自日本横滨秘密乘轮前往上海，此行目的是，“利用时机，联络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康有为等，推容闳为首领，以江苏、两广等南方六省为基础，建立共和政体，渐次向北方发展，推翻清朝政府”（杨天石《晚清史事》）。但孙中山看错了人。李这帮人也是不会理会孙这帮人的。
康有为在这方面好像比孙清醒得多。他虽然与李他们有过来往，有过合作，然而他意识到这些人是靠不住的。但他也虚妄得很。
11月14日，大约就在慈禧一行好不容易到达六朝古都西安安顿下来后，康有为已经组建了国外“中华帝国改良军”，他应新加坡总督之邀，从美国移驾新加坡的槟榔岛，并在那里向英、日等国分别致函，此函在日本档案馆有原件，据历史学家杨天石《晚清史事》记载：
阁下：
在排外阴谋中，西太后和她的谋臣端王、庆王、荣禄、刚毅、董福祥、赵舒翘和马玉昆狼狈为奸，巨大的灾难已经降临我国。您现在充分意识到卑鄙的义和团和清朝反动军队犯罪而造成的全部破坏。
我感到欣慰，在北京的外国人能坚持不屈，直到被救。所有懂得国际公法的中国人都真诚地哀悼德国公使的被杀。
现在和平在望，联军已经打败了黜废我国合法君主的卖国贼部队。
我请求您注意某些建议，我相信，如能实行，将保证：（1）公正地惩罚真正的罪犯；（2）对遭受非法攻击的各国人民和代表实行赔偿；（3）永久和解我国的国际关系。
首先，盟国决不应承认西太后和我已经提到的谋臣们有资格进行和平谈判。他们全都必将受到有盟国强大援助的皇帝陛下的应有惩罚。
其次，光绪皇帝，外国人的伟大的朋友，应该恢复皇位。
1898年10月，皇帝陛下以密诏命臣恳求外国的保护和帮助。这以后，我将皇帝的处境告知了代表贵国的公使。
我还指出，西太后是西方文明的敌人。在致贵国公使的备忘录里，我报说，我们的光绪皇帝渴望采用可行的西方文明原则。在这样的时刻，如果听取我的呼吁，如果外国政府帮助皇上复位，动乱可以不再发生。
由于皇帝陛下已经实际上命令我寻求办法，使他能从卑鄙的敌人手中解救出来，因此，我感到，代表皇帝陛下致函于您是我的责任。
为了永久的和平，为了正当地惩罚使我的可爱的国家沦入巨大灾难的真祸首，我恳求，您能友好地考虑我的建议：
使光绪皇帝复位。
逮捕所有的反动官员。
仔细地观察所谓“东南互保”的总督们。
除非荣禄、端王和其他人受到严肃的处理，他们将告诉中国人，外国人无力反对他们。一旦他们收集到足够的人员、武装和金钱时，他们将会再次攻击外国人。
至于互保的总督们，我不愿多说，只请求阁下在把他们当做进步分子的国人的朋友之前，充分注意他们的行动，当他们和领事们签订了和平协议时，他们不向西太后输送人员、金钱和武器吗？他们实际上是西太后的忠顺仆人。阁下应该当心他们，这是重要的。
我希望，光绪陛下将能恢复皇位。那时，整个帝国将会欢庆。帝党由这片土地上最开明的人士组成。这些人士友好地对待外国人，也希望将他们国家古老的文化和西方文明结合起来。
您将受到亿万人民的感激。根据上述条件奠定和平，贵国将从世界贸易和我的可爱的国家的不幸人民方面取得巨大的利益。
作为阁下谦卑而顺从的仆人，不胜荣幸！
康有为
海峡殖民地
1900年11月14日
在康有为的信函中，虽说没有打出“中华帝国改良军”的旗号，但从字里行间也确有不仅代表皇帝，同时也代表“改良军”，在发表“吊民伐罪”的誓词。可惜，这也是他引狼入室的政治上的一相情愿而已。
当时有位权威人士叫严复的给康有为一个评语：“上负欺君，下累其友；书生误国，庸医杀人。”这固然对康有为抱有成见之说，但也切中了康有为的从政之疏狂。
我不知道慈禧太后是否通过驻日公使看过康有为写的这份影印件？按理，她是有条件看到的，设定她看过的话，那么，她是不会立宪的，哪怕是君主立宪。因为像康有为这种看似温和的改良派领袖尚且如此，更何况大张旗鼓搞暴力革命的人？
慈禧太了解康有为。康有为也太了解慈禧。
彼此的了解，足以引起彼此的憎恨。
康有为与梁启超等，都从心里瞧不起慈禧，把她看作是武则天。
唐骆宾王在《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称：“伪临朝武氏者，人非温顺，地实寒微”，“入门见嫉，娥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
康有为在1899年3月，也就是慈禧太后打算废光绪立溥儒为“大阿哥”时，写给日本犬养毅的亲信柏原文太郎（号东亩，东京专门学校舍长、东亚同文会会员）的信上也称：“今伪临朝之篡废”，“若坐令寡君忧死，而伪临朝拥帝而擅权”。
在信中还讲到“以我两国自有经义可引，所以深得敝国人心者，亦在此经义也”。希望日本出兵干涉。但犬养毅没有这个能力，或许他更倾向于孙中山的革命。
对于康的鄙视慈禧和讲到“经义”问题，梁启超在《论戊戌八月之变乃废立而非训》上加以解释唱和：“中国之政，向来奉圣经为准则，故六经即为中国之宪法也。《书》言‘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礼》言‘夫死从子’，又言‘妇人不与外事’；《春秋》因文姜之淫，而不与庄公之念母。然则母后临朝，为经义所不容，有明证矣。《论语》：‘君薨听冢宰’寻常幼帝之立，母后临朝，犹为六经所不取，况今日之实为篡逆乎？”
康有为在写给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的书札上也讲道：“（慈禧太后）定正月立新主，续穆宗皇帝后”，“今于大国，有齐鲁之亲，即于明公有夷吾之望。哀我寡君，哀此中国，惟明公深明之。虽不在位，沐浴请讨，不能不望明公”，“此吾两邦之特形，不积以西欧公法论也”，“即不尔，亦望令矢野君力争于我朝，正色危言以相挟，或可慑权奸之胆，动牝晨之心，俾寡君少延旦夕，以待他救，惟明公衷怜之”。
至此，康有为从“围园杀后”到“伪临朝”及其“动牝晨之心”，皆有不把太后当一回事，为阻止慈禧废立一事，请求外国政府出兵，恢复光绪的皇位，已一目了然。凡此这些，想必慈禧也了然于心。
慈禧并不是不同意变法，她只是认为康有为的变法是“乱法”，如她在逃亡途中（1901年1月29日）以光绪皇帝名义发布的新政上谕来看，更比维新变法激进，并对康有为作了再次的批判：“惩前事之失，乃可作后世之师。自丁戊以还，伪辨纵横，妄分新旧。康逆之祸，殆更甚于红巾。迄今海外逋逃，尚以富贵为等票诱人谋逆，更借保皇保种之奸谋，为离间宫廷之计。殊不知康逆之讲新法，乃乱法也，非变法也。”可见慈禧对康有为“离间”两宫帝后的事，至今耿耿于怀，结怨之深，也未能因时过境迁而释怀。故在康梁也站出来呼喊立宪时，她感到事态陡然严重，好像自己不期而然地又转回到康梁套路上去了，而“康逆”极具“谮谋不轨”的幽暗心理，她是领教过的，这也正是她心有余悸的。所以，在我们看来，无论什么样的宪政，召开什么的国会，只要有康、梁的出现、搅和，慈禧就不会当真。这也是康有为等再也成不了大气候的原因。
光绪与慈禧，被时人看作是清朝最走霉运的人物，康梁归罪于慈禧是司晨的母鸡，只能乱政，当这只“母鸡”不再叫的时候，清朝及其康梁们梦寐以求的君主立宪也就结束了。这不单是辛亥革命发生了的问题。至于他们母子“霉运”关系着国运，似乎是有着不可抗的天灾人祸，以及洋务运动带来的失误，却是一步一步地走向晚清下课的光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