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大十八变。一九七五年，春叶虚岁已经二十一岁了。
为了妹妹和弟弟能安心在学校上学，春叶早早就担负起为爹妈分忧、为家里挣工分的重担了。几年的农村锻炼已经使她的身体结实硬朗了许多，不高也不低的个头，黑里透红的圆脸，厚实的手掌，高挺的胸脯，宽大的双脚丫子，齐耳的短发向后拢起，两侧用细细的发卡卡着，黑红格子外衣不肥不瘦，罩在身上很是得体，一双月牙状的眼睛里透着坚毅、朴实、和善。
东霞知道，大女儿春叶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她看着胸脯凸起的女儿，开始唠叨起来，说：“春叶，该找婆家了。”
春叶也总是“嗯”一句就过去了，好像没事一样。
初冬的一天晚上，春叶在家纳鞋底，听见妈和二姨西霞在院子里说话。二姨好久都没来家里了，这次突然来访，让她觉得有点儿新鲜。她一边纳着鞋底，一边竖起耳朵听妈和二姨说话。院子里只有二姨清脆的声音，妈的话很少，半天才回应一声“对，是呀”。她听出二姨的话里提到了自个儿，但她说到春叶时，声音就压得很低，让春叶隐隐约约听不清楚。
春叶知道二姨平时很少来家里，她是个急性子人，来去一阵风。其实，二姨经常回娘家，都要经过她家门口，却很少进她家的门，总是在门口喊一声“大姐”，或者在大门口喊一声“春叶，叫一下你妈”，多数情况下，会不打招呼一个人走过去。
春叶知道，二姨这几年日子过得很舒坦，当木匠的二姨夫很红火，经常给巷子里人家做家具，盖木料房，给年老体弱的老人做棺材。主家不但管饭，完了还要给钱，就是亲戚、自家人、朋友，也不会白请他于活，总是会好饭好菜招待，给钱二姨夫不好意思要，就给些烟酒食品之类的，拿回家给娃娃吃，这样比较下来，比给生产队下地干活挣得多，人也不太辛苦，用当地农村人的话说，这就叫“吃手艺饭”。二姨夫能挣到钱，二姨也就会打扮自己，新衣服一套一套的，整天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一点儿也看不出是乡下人。二姨的儿子智明比春叶小两岁，今年冬季刚刚到部队当了兵，当兵走的那天，春叶看到大队部门口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排了一百多米长的群众和学生夹道欢送。智明和十几个新兵身穿绿军装，胸戴大红花，在锣鼓声、鞭炮声和人们的欢呼声中，坐着绿色的解放汽车，徐徐离开了大队。那一刻，她看到二姨西霞心里既高兴又伤感，高兴的是儿子当了兵，全家人脸上都感到光荣，伤感的是唯一的儿子第一次要离开家、离开亲人了，她的眼眶里始终噙着两汪泪水。二姨的女儿秋菊比春花小一岁，也都上学了，眉眼长得与她像极了，瓜子脸，大眼睛，小嘴巴，脸上又白又光，就像瓷娃娃，也像她一样嘴巴甜，见谁都是一说一笑。难怪每年大年初二到娘家拜年，爹妈格外地偏爱她这个女儿，有好吃的总是先给秋菊，明显比对大姐家的春叶和春花好多了。春叶还听妈说过，其实二姨是个在家闲不住的人，没事总是朝外跑，不是揣着男人挣得好吃好喝的回外婆家孝敬外公外婆，就是到三姨家里串门子，一坐就是一天，有时还在三姨家熬夜。妈说：“你二姨呀，眼头高，看不上咱穷人，就爱高攀有钱人。你三姨夫在部队，年年给你三姨捎钱、捎东西，你二姨去了就想沾点光，到咱家里啥都沾不上，来干啥？”
西霞和大姐说了一会儿悄悄话，就进到小屋里。春叶看见二姨的一头黑发整整齐齐向后梳理，在电灯下闪闪发光。二姨穿着一件黑色条绒外罩，手里拿着一条蓝白相间的洋布手巾，进来的时候用洋布手巾擦着嘴，好像害怕被人看到她说话时嘴边泛起的唾沫星子。看到春叶在炕上做棉袄，二姨脸上泛着笑意说：“哎哟，看我春叶娃就是勤快，就知道替你妈干活，一刻也闲不下来。”声音如铃声般清脆。
春叶在二姨面前永远显得嘴笨，她叫了一声“二姨”，就不知道该说啥好，给二姨回应了一脸笑意，又低下头做起手中的针线活。她给爹做的棉袄已经网上一层厚厚的棉套，正穿上针线将用粗棉布做的棉袄缝起来。
东霞给西霞妹倒了一杯开水，对春叶说：“春叶，你二姨给你说了他们巷里一个男娃，问你愿意不愿意？”
西霞说：“好我的春叶娃哩，二姨给你说的这个婆家可是个财东家，人家院子里盖着双边房，家里就这一个男娃，上面两个姐姐都出嫁了，我春叶娃要是嫁过去，保管你以后过的是油彩采面的光景！”
东霞在一旁也给西霞妹帮着腔说：“春叶，依妈看，你二姨说这个对象不错呀，你也不小了，差不多就行了吧！”
“可不是吗？”西霞不等大姐说完，就插嘴说，“春叶呀，二姨为我娃的婚事把心都****了，把人家的门槛都快踢破了。二姨为你的事可没有少费口舌，把我春叶娃夸得像一朵花，好不容易把人家那头说通了。现在只要我娃点个头，这门婚事就成了。”
春叶一时也拿不定主意，她想了半天才说：“我妈说行就行，我听我妈的。”
西霞端起碗，刚要喝水，听到春叶终于给了话，放下碗说：“这就好，既然我娃应承了，二姨今晚就再跑个腿，去给人家回个话。”
说着，就站起身来要走。东霞正准备要给西霞做点好吃的，看到她这急急火火就要走，就对春叶说：“去，到灶火把竹笼里的几个鸡蛋拿给你二姨。”西霞一边推辞着说“不要不要”，临出门时还是接住了春叶用手巾包好的六个鸡蛋。
二姨走后，春叶再也没有心思做针线活了。虽然刚才她没有对妈和二姨说什么“不”字，但她在说“我听我妈的”时，心里还是犹豫了一番，因为她对二姨说的这个婆家是模糊的，最起码二姨应该介绍介绍给她说的对象长什么样，多大岁数了，德行咋样。据她所知，巷子里同龄女青年差不多都有对象了，比如秀芹就是自己谈的民兵排长战胜，红亚是在大队开青年会时与三队的高中毕业生高强谈好的，灵草、芝麻、爱英都是媒人介绍的，就剩下她春叶还没找到对象。也难怪，春叶不像人家女娃那么容易找到对象，她除了给生产队下地干活外，很少参加大队的集体活动，更不爱和那些男生说话，一见哪个男生看她，她就脸红。而那些女青年见到春叶，却偏要打听春叶看上谁了，是不是心里早就有相好的了，有没有媒人给她介绍对象。春叶只能羞着脸说：“去去去，谁有了？八字还没有一撇呢！”人家就劝她赶紧找对象，再不赶紧找，好的男青年就让别人挑完了。春叶之所以刚才答应二姨很痛快，就是心里有点急，怕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再不答应，以后找不到合适的了。但是，她对二姨的话还有点不大相信，她想：照二姨说的，对方家里这么有钱，为啥不找更好的，却偏偏看上了她？她春叶嘴笨、手笨、脚笨，人家到底看上她啥了？尽管二姨刚才说的那么好，但她却不在乎将来的婆家有钱没有钱，也不在乎将来的婆家盖了多少房，她只在乎将来做她男人的那个人长得不要太丑，人老实一点，不要太凶就行了，过日子就要和和气气的。她最怕像五队的会英嫂子身上整天都是让男人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疤。她听妈说过，五队的会英娃太，I§惶了，娘家兄弟不给撑腰，婆家就发凶了，女人呀，娘家人才是靠山，娘家人硬了，婆家就没人敢欺负。春叶开始关心起二姨说的那个将来要跟她过日子的男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个很关键的事刚才二姨却没有提起过，让春叶心里没有底，不踏实。
过了几天，二姨就叫妈领着春叶到她家里与对方见面。二姨来家里时叮咛春叶好好打扮一下，换上好一点的衣裳。春叶找遍了她的衣服袋子，也没有找到一件新一点的好看的衣服。二姨一看这样咋行呢，就借给她一件洋气的衣服。
春叶在二姨家终于见到了那个男的。春叶有点害羞，不敢抬起头盯着人家看，只是用眼睛余光瞥了一眼。站在她对面的男的身材不太高，和她差不多，黑脸，小眼睛，大鼻子，大嘴巴，脸上长满红疙瘩，看样子比她年龄大了好几岁。他看到梳着油黑发亮头发、穿着大翻领红白格子外衣、长着白里透红、光滑圆润脸蛋的春叶，张开露着参差不齐大板牙的大嘴，发出“嘿嘿”的笑声，瓮声瓮气问：“你叫春叶？”
春叶点了点头，低声回应道：“是。”然后又问，“你叫啥名字？多大了？”
“我叫赵进财，巷子里人都叫我财娃。听我妈说我属牛，二十六岁了。”赵进财赔着笑脸说，随后走近春叶，伸出一只手，摸了一下春叶的脸。春叶立马闪开了，觉得脸上像被一只钢刷子刷过一样难受。他走近自己身边时，嘴里呼出的气息里有一股口臭味。春叶稍稍抬起头，灯光下他那紫红色洋葱一样的鼻子让她觉得一阵恶心。她神经反射般向后退了几步，与他保持着两米多的距离。
春叶只看了一眼，就感到眼前这个人让她反胃口。她在心里埋怨二姨咋就给她介绍这样的丑八怪，这样的男人家里再有钱，她春叶也不想嫁给他。屋子里就她和丑八怪两人，二姨和妈早已经躲开了，给他俩留下单独见面谈话的机会。春叶心里冰凉，一句话也不想说，她装作去灶房帮二姨烧火，离开了小屋。在二姨家另一个屋子里，春叶透过窗户玻璃看到二姨在给妈清点一大堆花布、棉花，还有一沓红红绿绿的票子。她猜想这是人家给的彩礼，这么说就是订婚了。她一百个不情愿，她走进去，拉着妈的手就往外走，说：“妈，二姨，这事我不情愿，人家的东西退给人家吧！”
二姨一看慌了，脸色有点儿不好看了，说话的声音也多了点力气，说道：“我说春叶咋就这么不懂事，这么好的婆家你上哪里找？人家说媒的门槛都快让人踢破了，二姨我好不容易给你争下这门亲事，你咋说不情愿就不情愿了？好娃哩，那男娃哪一点配不上你，虽说长得有点粗笨，可人老实，再说了庄稼人要的是干活有力气，将来能过好日子就行了，将来老两口一过世，那一大家子的财产还不是你的？”
妈也被二姨说转了似的，也劝道：“春叶，你也不小了，合适的对象也难找，虽说那男的比你大几岁，长得不顺眼，可人还算老实，你二姨的眼光错不了。再说了，你二姨说的这婆家家底厚实，我娃以后嫁过去不会受穷，不会像妈这样受，M惶的。”
春叶向来听妈的话，她知道妈是过来人，经过的事也多了，妈说的话肯定是为她好。虽然她看不上那个大红鼻子、大嘴巴的赵进财，但她知道男人是用来过日子的，不是图脸蛋好看的。她就没再说什么，她想着二姨和妈说的话，有点儿动心了，不说行，也不说不行。
农历腊月十八，春叶就嫁到了那个被她称为“丑八怪”的赵进财的家。
那夭，天空中飘着小雪，雪花纷纷扬扬满世界晃悠，好像在为春叶大喜的日子舞蹈庆贺。赵进财穿着一件黑色棉袄，上罩着一件宽大的蓝色粗布罩衣，胸前别着一朵粉色纸做的红花，骑着一辆崭新的自行车来到家里接春叶。春叶简单收拾了一下自己，换上妈做的大红棉袄、蓝裤子，头上别着爹买的一朵梅花状塑料发卡，等贺喜的亲戚在家里吃过四菜一汤的席面后，就推上赵进财骑来的崭新的自行车，在巷子里几个姐妹的陪伴下，迎着飞舞的雪花，朝赵进财家里走去。
就要离开生她养她的家了，就要离开生她疼她的爹妈了，就要离开春花妹妹和宝根弟弟了，如果春草和宝成还在的话，她也就要离开他俩了。这时候，春叶才觉得家里的一切都是那样舍不得，好像这一走就再也不回来似的，她的眼眶里不知不觉潮湿了，热泪像泉水一样从眼窝里不断涌了出来。雪花迎面飘来，落在她别着梅花发卡的黑发上，也落在她大红色的棉袄上，仿佛给她点缀着冬天的花朵。春叶一步一回头离开了低矮围墙围起的家。渐渐地，家在她的视线中被泪水模糊了。她用新棉袄的衣袖擦着不断涌出的泪水，却怎么也擦不净，她干脆不擦了，任伤心的泪水尽情地流吧，这样她心里才感到更痛快点儿。
赵进财的家在西霞所在的赵家大队，离春叶的家有三四里路，其间隔着几道高高的沙梁。沙梁东面是杨家大队，西面就是赵家大队，这几道沙梁就是一条天然界限，把赵进财的家和春叶的家割裂开来。好在沙梁侧面被人们走出了一条小路，迎亲的队伍不需要从沙梁顶翻过。春叶在几个姐妹的相伴下，沿着这条蜿蜒小道，踩着松软的沙粒，推着自行车走向她的婆家。她不知道自己这一次走下去，后面的路是黑暗还是光明，是平坦还是崎岖，那个等待着她踏进去的家门是天堂还是牢狱？她甚至在心里感叹：有时候，一个人的命运真的不由自己，而是掌握在别人的手里，明明知道眼前是深坑，自己也会一时犯傻，不由自主地跳下去……
大姐春叶出嫁了，春花正好从学校初中毕业回到了家，本来正好可以接替姐姐春叶帮妈做家务，可是，春花的心思不在这里。虽然她上高中的愿望破灭了，但是她的梦想仍然在心中，她不相信自己的命运会这样暗淡下来，她要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和顽强奋斗，描绘自己似锦的前途和美好的未来。
高中落榜后，春花并没有就此认输，她不相信眼前的事实是真的。她几个晚上睡不着觉，仔细回忆了自己的考试答卷，经过与班上学习好的几个同学对答案，她估出自己的成绩最少能排在前十名。可是张榜公布的前二十名里竟然还没有她，这太不正常了。她给学校校长写过反映信，给大队党支部写过反映信，最终都没有了音信。天祥实在看不下去女儿这样的任性，跑到三弟金祥家里问金祥到底是怎么回事。金祥毕竟当过十几年的老师，学校的事情他一定能知道底细。
金祥自从被学校开除后回到农村已经半年多了，本不想再操心学校那些事了，当大哥把春花落榜的事情说了之后，他第一反应是春花肯定被冤枉了，确切地说是被人顶替了。在他执教的这些年里，这种事情曾经发生。有一年，他带的毕业班里就有一个平时学习很好的学生出人意料地没有考上高中，他仅仅从公布的中榜学生名单里就一眼看出来其中的奥秘。原来顶替这个落榜优等学生的正好是大队长的儿子，按照大队长的儿子以往的成绩肯定是考不上的。
金祥这么一说，天祥才恍然大悟，难道春花也是让大队干部的娃娃顶替了？真要是那样，那胳膊拧不过大腿呀，就凭着春花一个弱女子的力量能扳倒大队干部？简直是做梦！天祥回家给春花说了这一情况，春花仔细把考上高中的二十名同学一个一个过了一遍，才发觉三大说的一点儿没错，不用细想她都能猜得出是谁顶替了她的名额。可是让她弄不明自的是，十九个人里，为什么偏偏要顶替她杨春花，而不是别人？为什么考试时老师偏偏要把大队支书的女儿安排在她旁边，而不是别的同学？为什么那天她叫支书的女儿去学校看榜，她说啥也不去？春花一想起来这事，心里就怒火难平。她想直接找大队支书论理，被爹硬是挡住了。爹说：“好娃哩，你就不要逞能了，就凭你一个女娃娃，能把大队支书咋样？”
春花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她非要为自己讨个说法不可。晚上，春花躺在自己屋子里的炕上，双眼在黑暗中寻找着光明，她在脑子里谋划着伸张正义的途径。半夜，她掀开身上的被子，披着棉大衣，点亮煤油灯，在桌子前摊开白纸，给钢笔吸满墨水，按照三大说的意思，写下了一封揭露大队支书女儿顶替她上高中的举报信。举报信足足写了十多页，里面倾诉了自己刻苦学习为前程奋斗付出的辛苦，倾诉了自己被别人顶替上高中的冤屈，矛头直指大队支书，最后明确提出了自己要复查卷子的要求，恳求组织对这件事严查，恢复她上高中的权利。写好后，她把信装进一个信封里，她不想用邮寄的方式发出去，她要亲手送到公社党委书记的手中。第二天一大早，她就怀揣着这封举报信，骑着自行车翻过几道沙梁，沿着羊肠小路来到了公社，在公社党委书记的办公室P7口等，直到午饭时候才等到书记。她把举报信亲手交到了书记手中，说：“书记同志，我叫杨春花，是杨家大队的，我要举报我们大队书记，他用他女儿顶替了我上高中。我相信公社党委会还我一个公道。”春花哽咽地说着，委屈的眼泪就涌了出来。
公社书记接过信封，眉头一皱，脸色凝重，说：“春花同志，你反映的事情我们公社党委会认真调查的，只要属实，一定会公正处理的。你就放心回去吧！”
春花回到家后，一天天地等着公社的消息，等着大队党支部书记被查办的消息，甚至想象着自己要不了几天就可以去县城上高中了。然而，一周过去了，半个月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都没有等到一丁点儿的消息，哪怕是公社书记捎的口信也没有。大队党支部书记还照样在位主持开会，他的女儿照样在县城上高中，她的高中梦依然是一场梦……春花就这样一天天等着、盼着，想去公社，又没有信心。当希望一天天变得渺茫，最后成了绝望时，她只能躲在屋里用被子蒙着头呜呜哭上一阵子。但是，日子总不能整天在眼泪中度过，睁开眼还是要面对现实，自己的路还得自己选择着走下去。春花从来没想到自己会考不上高中，她以前的梦想都是在城市，在机关，在工厂，就是从来没想过还要回到农村面朝黄土背朝天，当一个土里土气的农民。
春花不像大姐那样会做针线活，她也不想学，也不会像大姐那样能蹲在地里一大晌地干活，她一到地里就会感到头晕、身上乏力。她仔细看了一下生产队和大队里比较洋气的女人，有当赤脚医生的，有当教师的，有在大队当妇女主任的，最低标准的也有在生产队当记工员的。她想自己能不能选择其中一个位子，在经过全面衡量之后，她还是觉得自己当个记工员比较合适，在学校她的数学学得很好，对那些阿拉伯数字头脑最清晰。
人生的路需要自己走，理想需要自己奋斗，与其趴在跌倒的地方哭泣、掉眼泪，还不如自己咬咬牙，擦干泪，勇敢地去闯一闯。人家能挤掉你，就不会同情你的。做人不需要别人同情和怜悯，要敢于扼住命运的喉咙，自己主宰自己的人生。有了这个想法，春花便开始付诸行动。她央求爹给生产队长说说，让她当记工员。她听说生产队的记工员生娃了，正由会计兼着，会计一个人也忙不过来。爹去见了生产队长，回来说这件事没有准信。春花一问才知道，爹原来是空着手去找生产队长的，便灵机一动，晚上从鸡窝里偷偷抓了妈养的一只下蛋的老母鸡，趁着夜色送到生产队长家里，见了队长和队长老婆，大叔、大婶叫得就像自己的亲爹亲妈一样亲。她把队长老婆叫到一旁，偷偷把老母鸡给了队长老婆，给队长老婆说了自己的想法。队长老婆开始还不好意思要，却经不住春花左一个好婶子，右一个好婶子的，只好把那支又肥又大的老母鸡收下了。
过了几天，春花就当上了生产队的记工员。从此，生产队的田间地头，经常可以看到春花穿着一件火红的翻领衣裳、骑着一辆永久牌自行车，车子后面夹着一个硬皮记工夹子，在下工前蹲在地头一个一个点名。春花的身影如同一把火，照亮了地里干活的社员的双眼。这把火，也成了社员们每天眼中的期盼。
金祥也为侄女春花当上生产队的记工员感到自豪。想想自己在学校教学那阵，春花从五年级到七年级的三年时间，有事没事总爱到他房间来，不是喝水，就是借书，他房间里珍藏的那些文学名著几乎都让她借遍了。他为春花这么爱看书高兴过，主动帮她修改作文，帮她改正语文试卷上的错误。春花本来是有希望再上一层楼的，要不是高中考试有人做手脚，她这一会儿肯定坐在了县城高中的教室里读书上课了。好在春花没有就此泄气，她能自己努力当上这个记工员，已经算是给杨家人撑了脸面。
金祥的女人秦玉玲这几天身体不太好，一干活就脸色苍白、气短、浑身发软，所以金祥就劝她不要干重活，在家里做做家务，给红卫和红莉做饭洗衣服就行了。可是，玉玲就是不听劝，她知道自己的男人从没有在农村下过苦，干地里活也是赶鸭子上架，就他那单薄的身子，咋能跟那些腰圆膀粗的汉子比，突然间从学校下放到农村干这苦力活，他是吃不消的。一家六口人老的老、小的小，病的病、弱的弱，自己再不下地干活、挣点工分，不再替他分点忧愁，这日子该咋过呀？她想，只要有一双勤劳的手，只要肯出力气，就不会饿着。尽管金祥再三叮咛玉玲不要下地干活，养好身子要紧，可玉玲还是听着铃声，坚持和那些妇女们一道去最远的地里干活，除草、打药、割麦子、拾棉花样样都干，虽然比别人干得慢点，但还是咬着牙子坚持到下工时候。
清明前后，种瓜点豆。开春后，人们在沙苑腹地的庄稼地里就开始忙碌起来。绿油油的冬小麦掀开冬眠的棉被，睁开惺松的双眼，伸着懒腰，在春雨的滋润下开始茁壮生长；整片整片的麦地里眨眼间成绿油油的一片；成片成片金黄的油菜花也随风飘香。河滩那平整的翻耕后的土地上人们也开始播种大豆、黄豆、豇豆，还有棉花，而空出来的沙地种的则是沙苑里特产的薄皮洋芋、红瓤西瓜、落花生。沙苑的庄稼人懂得人勤春早，他们把积攒了一个冬天的能量都释放了出来，撒在世世代代耕种的土地上，播种着春天的种子，期盼收获金秋的果实。
清明节后的一天下午，玉玲和一群妇女在生产队长的安排下，在沙苑南边的地里种花生。她和邻居胖嫂分在一组，一人用锄头在前面挖坑，一人在后面点种花生种子。胖嫂虽然身材肥胖胖，但干起活来蛮有力气的。她知道玉玲身体弱，就让她在后面种花生种子，自己挥舞锄头在前面挖坑。胖嫂连续在地里干了几个来回，浑身被汗水湿透了，头上冒着热气。玉玲有点儿不好意思，便夺过她手里的锄头，主动替换胖嫂挖起坑来。她弓着背，俯下头，挥舞锄头，在松软的黄沙地里挖着大小均匀的小坑。午后的阳光暖暖地晒在她身上，如同烤箱一样烤着她的头、她的脸、她的背，让她不一会儿工夫就感到了燥热。胖嫂一个劲儿地喊她歇歇，不要干得太紧，她反而越干越快，暗暗与旁边的春霞、东芝比赛起来。就在她快干到地头时，忽然感到一阵头晕目眩，浑身乏力，顿时觉得天旋地转，身子一软就倒在地里了。胖嫂和旁边的春霞、东芝赶紧过来扶起她，让她坐在地头的一棵杨树下，又是给她擦汗水，又是给她灌水喝，一阵忙活之后，玉玲终于清醒过来。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脸色由苍白渐渐泛红。眼看着这一片地就要种完了，胖嫂她们就让她先靠在树下歇歇，等下工后再送她去医院看看。
一会儿，春花骑着自行车来到地头。她看到三婶玉玲靠在地头杨树下歇着，就问：“三婶，你咋了？”
玉玲看了一眼春花，说：“我没事，歇一会儿就好。”
这时，生产队长正好赶了过来，检查这群种花生的妇女活干得咋样。他一看地里的活还没有完，就有人坐在了地头歇着，脸色一沉，说：“春花，你可要公事公办，给干活偷懒的人可不能记全工。”说完，催着地里那些妇女，“手脚都快点！”掉了自行车车头，转身走了。
春花一看队长这副脸色，吓得大气都不敢喘一下。她这一回没有像以前那样扬起清脆的嗓子点名，而是默默环视了一下地里的十几个妇女，就一一给她们记了一晌满工，唯独在三婶秦玉玲的名字后记下了半晌的工分。她记这个半晌的工分时，没有丝毫的犹豫，手下的钢笔“嚓嚓”两下就记完了。然后，她合上记工的夹子，看也没看三婶一眼，就骑上自行车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