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忠贤出身民家，目不识丁，却颇有胆略，又残忍无情，喜欢奉承，自以为是。年轻时与人赌博，输钱跑掉了，后来被人捉拿住，当时大受窘迫，一气之下，自行阉割。随后就投奔到掌管东厂的太监手下，通过阿谀取容、小心服侍，讨得了熹宗皇帝的欢心。又跟皇帝的奶妈客氏勾搭在一起，从而青云直上，气焰熏天，有人甚至称他“九千九百九十九岁”，和“万岁爷”只差一岁。他的权力之大，不仅能够随意迫害无辜臣民，而且竟然矫传圣旨，害死选侍赵氏、张裕妃、冯贵人等几位皇帝的嫔妃，甚至对皇后暗下毒手。
魏忠贤的阉党里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其中包括专门为他出谋划策的谋士，任职于厂、司，充当“鹰犬”的打手，还有一些外官和军队中丧尽天良的无耻之徒。此外，又从宫中选出三千名小太监，在禁中统一操练、习武，以备日后应急之用。
他们凭借魏阉的权势，狼狈为奸，用刑逼供，设阱陷人，暗杀对手，残酷镇压所有反对过魏阉的官员；并在东厂和锦衣卫，设立多种名目，实行种种酷刑。还别出心裁地发明一种所谓“全刑”——对被关押者施行笞杖、枷锁、脚镣、手钮、夹棍、拶指（把手指挤掉）、压膝以及断脊、刺心、剥皮等各种酷刑。东厂内外，惨叫哀号之声，日夜不绝于耳。一个个呼天抢地，痛不欲生，令人毛骨悚然。
魏阉依靠这些人，对所有得罪过他的人施行残酷的报复，既能使宫廷内外都感受到那种“顺我者生，逆我者亡”的豪强气派，为自己大树淫威；又为自己和同伙剪除了异己，报仇雪恨；而且，铲除异己之后，可以空余出许多官位，又能用来安插党羽、亲信，进而聚敛更多的财物，供其恣意挥霍，真是一举数得。
朝廷中各个衙门都要受到东厂和锦衣卫的监视。三法司会审大案要案时，必须有东厂人监审，叫做“听记”。每天各衙门发生了什么事，某官员干了些什么事，都有人向东厂报告。然后再把情报送进东华门，即使是深更半夜，提督太监也有办法送进内宫，到达皇帝手中。
东厂的一项重要使命，就是对反对魏忠贤的官员，一律施行残酷的镇压。
当时有两个“直声素着”的大臣——杨涟和左光斗，上疏皇帝，弹劾魏忠贤。魏阉立即指使他的党羽，诬陷杨、左等人接受辽东经略熊廷弼的贿赂（其时，熊廷弼正身陷狱中），必欲置之于死地。一时闹得沸反盈天，群情震恐。凡是过去与杨、左有过关系的，都在跟踪、盯梢之列。因为害怕受到牵连，有人终日闭户不出，有的竟被迫自杀。杨涟和左光斗在狱中受尽了折磨，最后被迫害致死。杨涟死时，土囊压身，铁钉贯耳，惨状令人不堪目睹。
魏忠贤的侦缉、诬陷，都是事先经过周密策划，一步步实施的。他会同党羽拟出了许多黑名单，然后照单缉捕，逐个捉拿归案。在这种特务政治的威慑下，朝廷中一大批没有骨气的官员，趋炎附势，百般献媚邀宠，以求得晋升。
内阁宰辅顾秉谦，《明史》本传中说他“庸尘无耻”，“曲奉忠贤，若奴役然”。一次，他带领小儿子到魏府去，给大阉叩头请安，说：“本欲拜依膝下，恐不喜此白须儿，故令稚子认孙。”魏阉含笑点头。当时，这还是个小孩子，就被授以尚宝丞的官职。内阁中另一宰辅魏广微，与魏阉同乡同姓，开头自称“宗弟”，后又觉得不妥，便自认是魏忠贤的侄儿，一切有关魏阉事由，无不曲意逢迎。
时人称这些宰相为“魏家阁老”。阁老既然属于魏家，其他六部九卿就更不在话下了。他们毫无廉耻地自称干儿，拜大阉为父，甚至自称义孙。有人曾写出《百子图演义》一书，以记其丑恶的“盛况”。从中可以看出明末官风士气败坏到何等程度。
宦官毒瘤无孔不入
明代，无疑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朝代。经济、科技的发展自不必说，单单说起人文荟萃、俊采风流来，我们的脑子里就会立刻浮现出许多令后人仰视、引以为骄傲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文艺家、科学家的名字，他们留下的宝贵的精神财富，至今还在润泽、滋养着我们。
然而，也毋庸讳言，这个朝代确实又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腐朽、没落、混乱的时代。翻开那二百七十六年的史页，特别是十六个皇帝的宫廷史，里面充满了上层统治集团内部的疯狂争夺、血腥搏斗。令人记起元代作家马东篱的散曲中所描绘的场景：“蛩吟罢一觉才宁贴，鸡鸣时万事无休歇。争名利何年是彻？看密匝匝蚁排兵，乱纷纷蜂酿蜜，闹嚷嚷蝇争血。”真是乱糟糟一团，剪不断理还乱，看得人脑涨头昏，眼花缭乱。
当然，也还有三条线索可供把握：皇位争夺、阁臣内讧、阉宦擅权。而无论是皇位争夺，还是阁臣内讧，都和阉宦的擅权和参与有着直接联系。三者紧紧地缠绕在一起，盘根错节，错综复杂。最高统治集团几乎把全部精力、大部分时间都花费在这上面，而使朝政日趋荒废，日益腐败，国势逐渐衰颓，直至灭亡。
这种荒政，这种朽局，这种颓势，似乎与虑远谋深、励精图治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没有干系。表面地、孤立地看，可以这样认为；但是，如果寻根溯源，就其发生发展的整体过程来考究，又不能不说，肇基于此——就是说，有明二百多年的祸患，在高皇帝那里，已经早早地埋下了根子。这一论断，似乎有点耸人听闻，实际上，却是确凿有据的不刊之论。
朱元璋本为淮西地区一介平民，在元末烽烟遍地、群雄并起的情势下，因时乘势，叱咤纵横，十数年间，便实现了宇内一统，成就了煌煌帝业。万几之暇，他总是手不释卷，认真披阅史籍，并礼遇儒臣，共同研索长治久安之策，特别是对于帝王统治权术和保证权归帝座不使旁落的经验尤为关注。概括起来，包括四个方面：
一是一切权力集中于皇帝，裁削相权；二是接受东汉末年和晚唐时期的沉痛教训，严防宦官干预朝政；三是惩戒历代的女宠之祸和外戚之乱，禁止母后临朝，不加封皇后本家；四是警惕藩镇叛乱，不预授武将兵权。
其中尤以一、二两项最为重要。
明初的国家机构，基本上沿袭元朝体制，中书省的丞相权力很大。朱元璋考虑到，这很容易导致相府专恣、帝权旁落，因而于洪武十五年毅然撤销了中书省，罢除丞相，并使之制度化、绝对化。《明太祖实录》记载，他曾宣布一道铁的命令：“以后嗣君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处以重刑。”丞相罢除后，设吏、户、礼、工、刑、兵六部，由皇帝统一管辖。这样，朱元璋便成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封建专制独裁者，擅权最甚、权力最大的帝王。
对于宦官干政，这位朱皇帝有着更为深远的忧虑。他起自民间，不仅耳闻目睹宦官为害之烈，而且从切身实践中认识到，“此曹（这类人）善者千百中不一二，恶者常千百，若用为耳目，即耳目蔽；用为心腹，即心腹病。驭之之道，在使之畏法，不可使有功。畏法则检束，有功则骄恣”。
但是，要防范“此曹”也有一定的难度。他说：“阉寺之人，朝夕在人君左右，出入起居之际，声音笑貌，日接乎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结君心。”所以，君主很容易对他们产生好感，对之依恋与信赖，最后为阉宦所迷惑，所包围，所愚弄，所左右。而阉宦之“便嬖专忍，其本态也。苟一为所惑而不之省，将必假威福，窃权势，以干预政事。及其久也，遂至于不可抑，由是而乱阶多矣”。
有鉴于此，朱元璋主张阉宦数量必须大大削减，越少越好。为防范其越位干政，他规定宦官只供洒扫侍奉，“不许读书识字”，“不得兼外臣文武衔”，敕令百官不得与宦者有文书往来。据史书记载，洪武十年，“有内侍以久事内廷，泛言及朝政，即日斥还乡，终身不齿”。到了洪武十五年，朱元璋更明确地宣布：“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还把它铸上铁牌，立于宫门前，使所有阉宦及文武百官一体周知，并垂戒于万世。
应该说，认识是够深刻的了，防范措施也不为不力。可是，结果却大谬而不然。大概这也是“知之非艰，行之维艰”的一个佐证吧。严酷的现实总是为设言者摆出一系列难于跨越的矛盾。朱元璋当然也不例外。
他说阉宦这种人不宜多，可是，骄奢淫逸、安富尊荣的宫廷享乐生活，繁杂琐屑的内廷事务，决定了对于“此曹”的实际需要，人员不多也得多，机构不设也得设。洪武初年，宦官不及百人，二十几年过去，他还在位的时候，内官机构就已大大增加了，设有十二监、四司、八局，总称“宦官二十四衙门”，人员也随之增长了数倍；到了宪宗成化年间，“监局内臣，数以万计”；及至明末崇祯时期，已经多达七万人。
就亲政、勤政情况而论，历史上的皇帝可分为几种类型：
像李后主、宋徽宗、明神宗那样，或者淫逸享乐，或者心有别骛，长期不理政事，算作一类；再一种是，主动过问朝政，也要有所作为，但毕竟比较超脱，所以暇豫也比较多；还有少数皇帝，像唐太宗、明太祖、清康熙帝那样，不仅勤于政事，宵衣旰食，同时还悉心读书，研讨治乱兴衰之道，当然是极为忙碌的。
尤其是朱元璋，他集各种大权于一身，即使有丞相帮助，也仍然难于应付；何况，中书省废除了，丞相没有了，事事要亲自过问，成为名副其实的“日理万机”，自然就叫苦不迭了。那么，靠谁来帮忙呢？对于才智双全的文官武将，总有些放心不下：最后，还是找到了身旁的“不识之无”的宦者。
开始时，他只是让他们帮助处理一些日常事务，而后，随着“声音笑貌，日接乎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结君心”，渐渐地又把一些属于政治活动的重要事项交付他们去办了。洪武之世，仅史书上记载的，就有派遣宦官赵成去河州以绫罗绮帛市马，让宦者吴诚到总兵官的行营里探观方略，甚至指令宦官随大臣出国访问等多起安排。只是由于当时管束甚严，尚未造成显着的危害罢了。
可是，一当他的儿子朱棣（明成祖）继承了帝统，情况便立刻发生了变化。
在“靖难之役”中，当时还称燕王的朱棣，就是通过勾结宫中太监而掌握了建文帝的动向，此后，在围攻南京时，又靠着与宫内的太监里应外合取得了胜利，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因此，朱棣夺位后，一方面抱着感恩心理，一方面又害怕得罪了宦官，会像建文帝那样被宦官出卖，故而不惜背叛祖训，曲意拉拢宦官。
《明史·刑法志》云：“初，成祖起北平，刺探宫中事，多以建文帝左右为耳目，故即位后专倚宦官，立东厂于东安门北，令嬖昵者提督之。”就是说，明成祖在建立特务机构的同时，专授宦官以权柄。这是一笔地地道道的政治交易。
此后，他对于阉宦一直格外倚重，视为心腹，派其镇守边方，或者以监军身份监视各地的守将；至于派遣三宝太监郑和统率浩浩荡荡的船队七下西洋，更是中外皆知的事。迨至宣宗、英宗之世，宦官权力得到进一步的扩张；到宪宗时，距离开国时间仅仅百年，就已经是“利源兵柄，尽以付之，犯法纵奸，一切容贷”；及至正德年间，太监刘瑾竟有“立皇帝”（明武宗是坐着的皇帝）的俗称：天启一朝的太监魏忠贤已经成了公认的“九千岁”（明熹宗是万岁爷），算是达到了权力的巅峰。明朝也因而成为历史上宦官专权最久、权势最盛的一个朝代。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同宵衣旰食、朝乾夕惕的开国帝王形成鲜明的对照，越到后来，其继承者便越是趋于因循怠惰、荒淫腐化，这是中国每一个朝代都反复上演的一部回环曲。继位者得来容易，坐享其成，当然体会不到其先祖创业的艰辛，遂享乐深宫，不问政事，权柄往往委之于最亲信的宦官。于是，宦官的权力便得到了不断地扩张。
宣德年间，明代的第五任皇帝宣宗设立“内书堂”，以提高宦官文化水准，意在培养他们能秉承旨意，做个帮手，所谓秉笔太监。由于他还注意对太监的批文进行审查，当时的秉笔太监尚未敢夹杂私货。但是到了后来，他的子孙们就没了这份细致，为了腾出更多的时间淫逸享乐，干脆就撒手不管，宦官“遂得以逞其志矣”。
武宗时的宦官刘瑾，遇一军人向其贿赂，他便批示：授某某官，转发兵部。
兵部在批示上盖上大印，就成了正式任命文书，武宗则完全蒙在鼓里。至于熹宗，更是历史上有名的“顽童皇帝”，走马、戏水、做木匠，无所不能，就是不理朝政，因此，魏忠贤才能肆无忌惮，为所欲为。
尽管当时宦官擅政还没有达到后来的严重程度，但已引起了朝野上下许多有识之士的深深忧虑。宪宗时，庶吉士邹智在谏疏中讲：
高皇帝（明太祖）制阍寺（指宦官），惟给扫除，不及以政。近者旧章日坏，邪径日开，人主大权尽出其手。内倚之为相，外倚之为将，藩方倚之为镇抚，伶人贱工倚之以作奇技淫巧，法王佛子倚之以恣出入宫禁，此岂高皇帝所许哉！
真是义正辞严，句句切中要害。无奈皇帝老倌儿根本不予理睬——高皇帝早已成了冢中枯骨，他“不许”又能怎的？
事态竟然发展到这个地步，当日高皇帝无论怎么头脑清醒，虑远谋深，恐怕也没有料到。对他而言，这真是一个绝大的讽刺。看来，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诚如民谚所说：“原本要跑向草原，结果却跌进了马厩。”事物的结局与初始的愿望恰相背反，这也是“文化悖论”中的一种表现形式吧？
根本问题在于没有法制作保证，法律、规章的制定完全取决于人主的个人意志，这是明代，也是历代宦官权力失控、擅政步步升级的根本原因。由于封建社会是人治而不是法治，统治者对制度、法律的确立与废除有很大的随意性，他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颁布新的律例，而不受包括祖训在内的一切制度的约束。
于是，历史就上演了这样一幕讽刺剧：朱元璋最怕宦官专权，但恰恰是这个明朝，成为中国历史上宦官最有权势的时代，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揭开宦官的真实面纱
宦官制度，并非中国所独有，在古代奴隶制的埃及、希腊、罗马、波斯等国家，都曾使用过宦官。所不同的是，它们没有中国那样体制完备，组织严密，人数众多，权限极大；时间也都不太长，不像中国持续了几千年。
宦官擅权乱政，长期为害国家，为害社会，为害人民，成为一大公害，这和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始终都以政治权力的加强与巩固为核心有直接关系。
中国的宦官起始于何时，已不易查考，大概殷周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周礼》一书中即有阉、寺、竖等称谓。当时，他们主要的职责是守门，做一些服侍皇帝和皇族的杂务，并没有实际权力，而且数量不多。后来，随着宫室的扩大，宫廷内务的增加，宦官队伍也在逐渐扩大。他们的来源，大体有四条渠道：
一是从战争中掳掠，把俘获的儿童阉割后送进宫廷；二是从籍没罪人的家属中找一些儿童，经过净身，作为宦者；三是由宦官回乡招选；四是受利益的驱动，有些自宫者主动送上门来。
台湾的作家兼学者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一书中指出，中国历史上有过三次“宦官的时代”：
第一次是在公元2世纪的东汉时期，特别是从汉和帝到汉灵帝那一阶段。由于宦官帮助皇帝扑灭了外戚的擅权，遂逐渐参与朝政，并掌管禁军，从而握有独揽朝纲的实力。从公元159年十三个宦官先后封侯，正式以高级政府官员身份出现，到189年士大夫与外戚联合，除掉朝中全部宦官，前后达三十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