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之前，安南已经趁元末动乱的时候，侵占了中国广西边境上的小城思明和其他一些地方。明成祖下令要他归还，胡一元虽当场满口答应，但是实际上非但没有归还土地，反而变本加厉。明成祖派遣官员前去质问，却从带回的安南人裴伯耆那里知道了一个秘密。裴伯耆告诉朱棣：公元1371年，安南国王陈日坚就被伯父陈叔明逼死，因惧怕明朝反对，陈叔明未敢篡位，于是立他的弟弟陈煓为国王，后来陈煓在入侵占城时战死，弟弟陈炜继位。此时陈朝政权已逐渐落入丞相黎季犁的控制之中，不久他杀掉陈炜，改立陈日焜为王。公元1399年，黎季犁又把陈日焜杀掉，改立其子陈颙，没多久，再杀陈颙。次年，黎季犁干脆灭掉陈朝，大杀陈氏宗族，并自立为帝，定国号为大虞，改元圣元，自己也改姓胡，名一元，与其子胡汉苍共理朝政。
而裴伯耆本人也是命运多舛：在胡一元篡位时，他的父母、家人同时遇害。
当时他正在东海领兵作战，得知变故，只好逃入深山避祸，后乔装为商人，辗转才来到明朝。裴伯耆的话虽然很感人，但是，朱棣并没有马上出兵安南，原因有二：
一是不能单凭裴伯耆的一面之词就贸然出兵；二是明成祖正准备北伐，无意在南方进行战争。因此明成祖只是赐给裴伯耆衣食，对帮他出兵复国一事却只字不提。
时隔不久，老挝又送来了一个名叫陈天平的年轻人。他对朱棣说，自己是前安南国王陈日焜之孙，当初在家国剧变时并未被杀，此后他曾一度招兵买马打算复仇，但很快被胡一元打败，随从四散。陈天平藏匿在一处谷中，才幸免于难。
后来转投老挝，但老挝亦无力助其复国，于是辗转来到到明朝。明成祖这才明白，原来在安南真的发生了一场政变，陈氏王朝被推翻，原来的国相黎季犁罢黜了安南原来的皇帝，立他的儿子为安南皇帝——这就是那个遣使祈求明成祖封王的人。
了解了事情的整个真相，朱棣对自己说：“一定要帮助陈天平复国。”这种微妙的心理，可能连他自己都未必能有很好的把握。安南是自己的属国，理应在自己的全权掌握之中。可是现任的安南国王阴谋篡位在先，欺骗自己在后，实在是罪大恶极。朱棣又心虚地想：自己的皇位，是通过靖难之役从侄子手中抢来的。如今自己的先例竟然被安南国王活学活用了，尽管也取得了成功，但是这种事情除了自己之外，本来就不应该有第二个例外。如果今天你来篡位，明天我来造反，那岂不天下大乱，自己作为皇帝的威信何在？
朱棣于是决定帮助陈天平恢复安南原先的陈氏王朝。他派遣使者去安南斥责胡汉苍，并告慰安南百姓说：你们毕竟都是我的臣民，除了黎季犁父子判处死刑外，其他人一律既往不咎。圣旨到的当天，胡汉苍就同意恭迎陈天平回安南，恢复安南的陈氏王朝，并答应将归还侵占的中国土地。朱棣对于这种不动干戈就可以化解纠纷的局面，感到很高兴，也很自豪。
公元1406年，明成祖派遣广西左右副将军黄中、吕毅带兵五千人送陈天平回国，但是在半路上遭到胡汉苍的伏击，陈天平被杀。明成祖大怒，随即派朱能、沐晟、张辅率领21.5万军队进攻安南。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10月2日，远征军统帅朱能突然病逝于龙州。三十七岁的朱能，正值年富力强，明成祖倚之甚重，不想此次竟“出师未捷身先死”。朱能御众有恩，他死后，军中一片哀哭。然而，远征军前锋已经出发，箭在弦上，容不得任何拖延。关键时刻，年仅三十一岁的右将军张辅临危受命，主动承担起指挥全军的重任。他一面飞章奏报明成祖，一面率军南进。六天后，远征军主力由广西凭祥经坡垒关，进入安南境内。
张辅，字文弼，是“靖难”名将张玉的长子。明成祖起兵时，他跟随父亲作战，所向无敌，很快升为指挥同知。张玉在东昌战死后，张辅世袭了父亲的爵位，随明成祖战夹河、藁城、彰德、灵璧，频频立功，受封为信安伯，食禄千石。永乐三年（1405年）晋封为新城侯，加禄三百石。
张辅进入安南境内后，命人先将胡一元父子的二十条罪状写成榜文，刻于木牌上，顺流放下。安南军民见到榜文后，不愿为胡氏父子卖命，人心离散。明军的具体作战计划是兵分两路，京畿兵及荆、湖、闽、浙、广西兵为一路，由张辅率领，出广西凭祥；另一路由蜀兵及建昌、云南、贵州兵组成，在沐晟率领下出云南蒙自。两路明军约期而发，斩关而进，勇往直前，在芹站附近大败安南伏兵，进占新福，于白鹤江胜利会师。胡氏父子料不到明军进展竟如此神速，大惊之下，倾全国之兵号称二百余万，依宣江、洮江、沱江、富良江四个天险，伐木筑寨，绵延九百余里，又沿江置木桩；并征发国内所有船只，排列在桩内，所有江口均置横木，以严防明军攻击。张辅大军进入富良江，先命指挥使朱荣进攻嘉林江口，再进至多邦隘；沐晟军也沿洮江北岸鼓行而进，与张辅呈南北夹击之势，互为声援。胡氏父子则在地形险要的多邦城厚集兵力，企图据险顽抗。
不料，明军趁夜攻城，都督佥事黄中率敢死队数千人，越过重濠，沿着城墙爬上去，指挥蔡福等人奋勇先登，大军万炬齐明，随后跟进。安南兵惊慌失措之下，连自己手里的弓箭都忘了用，纷纷逃走。明军攻入城中后，安南兵索性驱赶大象出战。幸亏张辅对安南兵的象阵早有防备，“以画狮蒙马冲之，翼以神机火器。象皆反走，贼大溃，斩其帅二人”。明军追至伞圆山，将沿江的木栅栏全部烧毁，终于攻克了坚固的多邦城。12月，明军乘胜前进，发起冬季攻势，又攻克安南东西二都。安南军民彻底崩溃了，各州县纷纷给明军捐款。张辅按明成祖的命令，安抚降兵，抚慰民众，另外派遣将领李彬、陈旭负责攻城略地，一时归降者无数。胡一元父子进退两难，只得焚毁宫室，亡命天涯，继续与明军为敌。
永乐五年（1407年），明军水陆并进，追歼剩余的敌人。清远伯王友等率军渡过自注江，攻破筹江、困枚、万劫、普赖等地，斩杀三万七千余人。安南将领胡杜聚集水师扼守天险盘滩江，张辅大胆起用降将陈封出战，大败胡杜，将安南的战船全数抢夺过来，解放了东潮、谅江等地。其后，明军主力追击至木丸江边，胡一元之子胡澄指挥三百艘战船来挑战，明军予以迎头痛击。安南兵被烧死和淹死的不计其数，连江水都被鲜血染红了。同年五月，明军追击至日南州奇罗海口，安南军队残部全军覆没，胡氏父子逃遁。明军在当地百姓协助下，擒获胡一元及其子胡澄，随后又擒获了胡汉苍和伪太子胡芮，全部押送京师。至此，安南全境解放。
但是，明成祖朱棣并没有在平定安南的喜悦中沉浸太久，因为一个难题很快摆在了他的面前：由于陈天平已经被杀，安南陈氏王朝已经没有了后继者，这样安南的继位问题就变得非常棘手了。也就是说安南战争顺利结束之后，安南由谁来执政实在是不好解决。没有陈氏王朝的后继者，就无法恢复安南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地位。按照当代历史学家黄仁宇的看法，这时，明成祖作出了一个“灾难性”的决定。他在安南设立了交趾布政司，也就是说，将安南并入了中国的版图，使之成为了中国的一个行政省。从今以后，明成祖和他的继任者将要面对的是一个越陷越深、难以自拔的泥潭，无论是在帝国的声誉上，还是在帝国的财政上。
1408年安南发生了叛乱，但是很快就被镇压了。1417年，因为太监马祺事件，又引起了更大的叛乱，局势严重恶化。叛乱首领黎利受到了安南人民的拥护，与明朝的军队展开了游击战，最终打败了明军。1428年，安南独立。当时，明朝宣宗皇帝朱瞻基决定，结束对安南为期二十年名义上的统治以及无底洞般的财力军事投入，从安南撤军。事实上，在他的撤兵诏令发出以前，驻安南的明军总司令征夷将军王通已经在1427年一场巨大的败仗之后与黎利停战，并放弃了安南，承认了黎利的胜利。回京后，他和其他将领都被皇帝关进了大牢，并判处了死刑，罪名是自作主张。
明朝耗时三十年，以极大代价进行的这场战争，光是调运粮食、保证当地人民生活一项，花费就超过了当时南北两京的需要。因此明宣宗最后撤兵罢战，尚不失为明智之举。
自从明朝在安南建立统治之后，安南人的叛乱就不断发生。这是因为，安南人只是希望自己的宗主国——明朝能够帮助他们推翻弑君篡朝的黎氏父子，似乎是暂时利用一下而已。但是，当明军胜利后，并没有恢复安南的陈氏王朝，而是自己接管了安南的统治权。此后，明朝政府就被看成是外来的侵略者了。明成祖建立起来的统治，也就没有了本应获得的正统地位。事实上，安南人民一定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大明王朝在安南确立自己的统治，并不是主动进行的，而是因为陈氏王朝惟一的法定继承人已经死于非命，这实际上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策略，只能类似于代管。何况，在利益上他们还获得了那么多实惠。
应该说，明成祖出兵的意图，至少从史书上来看是为了履行泱泱大国的义务，维护了属国国内的正统性和合法性。但是就战胜后的行为来看，却更像是在推行一种扩张的战略，违背了他的父亲朱元璋“怀柔远人”的政策，也违背了不伐安南的祖训。但是无论从哪个方面看，这都是一次失败的尝试，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对外武力扩张。
不过，朱棣也的确忽视了这样一个真理：任何不顾规律、不顺民意的做法，最后都会被人民亲手推翻。这一道理，古今皆同。
名家回眸
关于朱棣这位皇帝，张廷玉在《明史》中曾大加赞扬：“文皇少长习兵，据幽燕形胜之地，乘建文孱弱，长驱内向，奄有四海。即位以后，躬行节俭，水旱朝告夕振，无有壅蔽。知人善任，表里洞达，雄武之略，同符高祖。六师屡出，漠北尘清。至其季年，威德遐被，四方宾服，明命而入贡者殆三十国。幅员之广，远迈汉、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
张廷玉的这段话将朱棣的文治武功描写得详之又详，可谓淋漓尽致。永乐皇帝朱棣是北京紫禁城里的第一个皇帝，也是明代一位比较有作为的皇帝。他在位22年，在明代政治、军事、文化、外交等方面颇多作为，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为防止类似“靖难”事件再度发生，他解除了藩王兵权，甚至杀害了好几位藩王。巩固中央集权，重用宦官，设置东厂，加强了中央的情报控制，但也造成了宦官干政的先例。多次派兵打击蒙古贵族的势力，巩固北部边疆。曾派郑和出使南洋等地，远到东非，使中国与亚非各国在经济、文化上的交流得到促进，来到明朝并进贡的国家多达30多个。曾命解缙学士等编纂《永乐大典》，以保存大量古代文化典籍。
扰乱朝政的大毒瘤
太监成了名副其实的特务头子
北京的东厂胡同，今天已是一个人烟辐辏而又恬静安详的去处。披着温煦的阳光，人们很早就沿着一条条狭街曲巷进进出出：这里有欢跳着奔赴学校的儿童；有推着四轮车吆喝着卖菜的小伙子；有跨出房门，疾徐有致地遛弯儿的老伯伯；也有坐在台阶上，安闲地晒太阳、抽旱烟的老奶奶……“您早”，“走好”
大家互相亲切地打着招呼，人人都面带着笑容，充满了温馨。
可是，说来也许难以置信，几百年前，这里，正是这里，却是一个满布着腥风血雨、特务横行、缇骑塞路的暗无天日的所在。
明朝永乐皇帝登极的第四年，就下令筹建北京宫殿，并重新改造北京城。永乐十八年（1420年）工程全部告竣，北京正式成为明帝国的首都。同一年，在这里建立了“专门缉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的东厂——这是在锦衣卫镇抚司之外，专门设置的一个特务机关，厂、卫均由太监直接控制。就是说，太监成了名副其实的特务头子。
尔后，四百多年间，厂、卫、阉三位一体，祸国殃民，人们称之为“明朝三大害”，不知有多少人丧命其间，有多少人在这里惨遭酷刑，被剥皮、剜眼、油炸、寸磔。可以说，这里的每一个院落都留存着种种惨绝人寰的记忆，每一堵墙上都淋漓着斑斑的血迹，回荡着哀鸣惨叫的声波。主其事者，都是那些“不能人事”的擅权太监，在当时，下属称之为“厂公”。
《明史·刑法志三》记载，一天，四个朋友聚集在一个十分隐秘的去处吃酒闲谈，一人喝得有些过量，破口大骂权倾朝野的大宦官魏忠贤，其他三人吓得吐着舌头，不敢出声。这边的人喷着酒气还没骂完，那面已经闯进来几个特务，立刻把四个人抓走。带到东厂后，那个痛骂魏阉的人被活活剐死，而另外三人由于没有跟着骂街，受到了奖励。可是，他们早已吓得魂飞魄散、呆若木鸡。
还有一部名叫《幸存录》的明人笔记，亦有类似的记载：
忠贤凶恶异常，国史当备载之。余见一术士徐姓者，言游都下，五人共饮于逆旅，忽一人倡言忠贤之恶，不久当败。余四人或默或骇，讽以慎言。此人大言：
“忠贤虽横，必不能将我剥皮，我何畏？”至夜半熟睡，忽有人排门入，以火照其面，即擒去。旋拘四人，并入内地，见所擒之人，手足成钉门板上。忠贤语四人曰：“此人谓不能剥其皮，今姑试之。”即命取沥青浇其遍体，用椎敲之，未几，举体皆脱，其皮壳俨若一人。四人骇欲死，忠贤每人赏五金压惊，纵之出。
宦官干政，始于秦末赵高，人们所熟知的“指鹿为马”的故事，就发生在赵高身上。
秦始皇死后，宦官赵高与大臣李斯合谋，逼太子扶苏自杀，立胡亥为秦二世。自此，事无大小，都取决于赵高，赵高遂萌篡位之心。恐怕群臣不听命，便先行实验一番。他把一头鹿牵到二世面前，说：献给圣上一匹好马。二世笑曰：
丞相，你弄错了，怎么把鹿称为马呢？再问左右大臣，有的沉默不言，有的跟着说是马，以阿顺赵高，也有的直言确实是鹿，赵高暗中对直言者加以严厉的惩治。从此，群臣尽皆畏服。
但这不过是一个典型事例，宦官作为一个群体，真正成了“大气候”，还是在以后，东汉与晚唐始臻其盛，至明而集其大成。明代宦官擅政，特别是到了魏忠贤当权，可谓登峰造极，故而有“最大的太监帝国”之称。前代的宦官专权祸国，只限在宫廷之内，到了明代，宦官的威权已经无远弗届，由帝座宫门延伸到整个社会。他们威福自恣，无恶不作，笞辱朝臣，草菅人命，生灵涂炭，至于万劫不复之境。
当然，在明朝，这种阉宦政治的形成与发展，也有一个渐进的过程。立国伊始，太监并没有什么实权，发展到后来集军事、政治、人事、财经、外交权力于一体，大体上经历了上百年的时间。这期间，出了几个大阉——英宗时的王振，宪宗时的汪直，武宗时的刘瑾，熹宗时的魏忠贤。他们权势最大，威焰最烈，为害最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