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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4章 北京的风很大

影片档案

出品:壕沟电影小组

年代:1999年

片长:50分钟

导演:睢安奇

导演简介

睢安奇,1975年出生于新疆乌鲁木齐,1999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12岁开始写诗,17岁开始拍摄影视广告和短片作品。1998年在校期间发起“壕沟电影工作小组”。1999年独立完成电影《北京的风很大》。主要作品还有:《网》(1998)、《邮包》(1999)、《被子》(2003)、《我的旅行》(2004,该剧本曾获得荷兰鹿特丹国际电影节HUBERT BALS FUND奖)。

内容简介

1999年的北京,独立制作者睢安奇手持话筒在大街上、在广场上、在居民楼里、在学校、在饭店、在美发厅……突然截住过往的人们,非常突兀地提问:“你觉得北京的风大吗?”面对突如其来的提问,人们的反应各不相同,有的人下意识地回答,有的人拒绝回答,有的人反问他们是干什么的,有的干脆骂他们神经病,甚至还扯到了安全感的问题。就是这么简单的问题几乎贯穿影片始终。直到影片接近尾声,当导演睢安奇和摄像刘勇宏在街上遇见一对失声痛哭的夫妇,并得知他们的儿子患了白血病,之前那种侵入式的提问才戛然而止。

《北京的风很大》是睢安奇一次意欲突破传统束缚的实验创作。本片2000年入围第50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青年论坛单元。在柏林国际电影节论坛上,著名电影史家、论坛主席乌利希·格雷格尔评价:《北京的风很大》是一部非常实验而又极具文献价值的纪录片;法国《世界报》说这是对传统纪录片制作方式进行了一次绝妙的颠覆。

影片分析

一、“北京的风大吗?”

也许看过这部影片的人不禁要问:导演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题目?“北京的风很大”到底要说明什么、表达什么呢?

影片的第一个画面是全屏字幕:《现代汉语词典》对“什么是风”的各种解释;第二个画面仍是全屏字幕:《新汉英词典》对“什么是风”的各种解释;导演似乎非常想让人们知道现实生活中的“风”是怎样的,因为,在睢安奇的记忆中,“北京的风很大,从童年第一次到北京,记忆中就存在这个声音。风是什么?那种不确定的、像人生一样飘忽不定的东西。你或许什么也拍不到,或许你拍到的每个镜头都是风传达的讯息。这让我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有了绝对的自由。我依靠的是自己的判断,这让我兴奋,我找到了一个支点,让我得以考验我的判断和我对现实的理解。”(睢安奇语)

正是这种深埋于记忆中的、飘忽不定的“风”,给了睢安奇灵感和冲动,帮助他完成了一次非常规的、实验性的创作。“你觉得北京的风大吗?”成为这部影片中最强烈的声音符号,在不同时间、不同空间反复出现,强烈地刺激着观众的视听觉。全片虽然没有一句解说词,却在不间断提问(同期声采访)的贯穿和引导下,再现了1999年的北京:巍然屹立于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马路上市民打着“大哥大”、民工抡着大捶拆迁房屋,街上有些混乱:推婴儿车的老人、捡破烂的流浪者、准备接新娘的婚车、羞涩的外地民工、横过马路的残疾人、纪律严明的武警战士、匆忙的上班族,以及穿着前卫的时尚青年……摄像机随意地抓拍,呈现出一幅幅日常生活的场景,看似“飘忽不定”,实际每天都在发生,睢安奇以他对生活的独特感受和表达方式,为人们呈现了这部《北京的风很大》。无论是身在现场,还是作为观众,人们在不间断提问的强迫下,不自觉地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甚至是影像和声音背后隐含的寓意。

二、“真实电影”的美学风格

真实(理)电影的实践始于上个世纪60年代,它继承和发扬了新现实主义的美学风格。1961年,巴黎上映了由让·鲁什和埃德加·莫兰联合导演的《夏日纪事》。影片拍摄过程中,不仅把摄像机搬到了大街上,而且实行了同步录音。巴黎的街道上,行色匆匆的人们被突然出现的麦克风拦住:“你认为自己幸福吗?”随后,镜头接二连三地对准了一对住在公寓里的小资产阶级夫妇,一名工人,一个女大学生,一个曾经进过集中营的犹太妇女,一个小职员,一位艺术家,一家杂志的封面女郎……他们有人对这样的问题置之不理,有人驻足沉思,也有人百感交集,甚至流下了眼泪。这种不同以往的叙事方式既是“真实(理)电影的一次经验”,也使观众惊叹。而让·鲁什和埃德加·莫兰拍摄此片的目的却是想对“住在巴黎的不可思议的人种”进行“人类学研究”。

40年后,在北京,睢安奇以同样的方式对人类自身的生存提问。《北京的风很大》中,除了“北京的风大吗”这个中心问题之外,雎安奇也间或走进饭店,问正在吃饭的顾客:“我可以和你们一起吃吗?”或是掏出香烟递给陌生的路人:“我可以请你抽烟吗?”或是见到警察:“警察叔叔,我捡到一分钱”。然而,当睢安奇在街上追问一对对男女“你们幸福吗”之时,不禁令人想起让·鲁什的《夏日纪事》。实际上,“你们幸福吗”是对人类关注自身生存的终极提问,也是《北京的风很大》不可缺失的一部分。

《夏日纪事》和《北京的风很大》在整体结构上十分相似。作为编导,让·鲁什和埃德加·莫兰带有尝试性的行为是他们几次出现在影片中,从影片开始直到结束,而且他们还把被采访者,以及其他参与者邀请到试映室观看这些现场纪录,共同探讨相关话题。影片的结尾是让·鲁什和埃德加·莫兰一边走,一边仍然就拍片实践进行交谈,他们的背影渐行渐远,直到片尾字幕出现。《北京的风很大》的最后一个镜头是导演睢安奇和摄像刘勇宏自拍的合影,这也是他们在影片中唯一的一次露面。

埃德加·莫兰曾说:“我们打算摒弃虚构而接近生活。”

睢安奇也曾说:他对中国当时纪录片形式上的单调、空洞、乏味感到厌倦,很想“拍点有意思的东西,好玩一点,有趣一点的,和普通的纪录片不太一样的片子。同时,也希望在拍摄纪录片的过程中找到一些新的方法和视角。”《北京的风很大》的确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纪录片经历了初期繁荣、又沉寂了一段时间之后,再次掀起了一个新的创作高潮,并对后来的独立制作产生重要影响。

三、粗糙的画面与声音

在这部长达50分钟的影片中,经常出现画面曝光过度或曝光不足、虚焦点、粗颗粒、开机关机的光学闪动,以及中间大段大段的黑场:只有声音(拍摄者与被拍摄者之间的问答),没有图像。街道上,不绝于耳的各种嘈杂声,更有突然切入的电锯的尖叫声,让人听了发抖,还有那简易的话筒被“北京的大风”吹得呼呼的响声。

如此粗糙的画面和声音,是因为当时极其简陋的拍摄条件所致。为了将这次实验创作进行到底,睢安奇和刘勇宏用学生证低价租来一架老式阿莱摄影机,和13本每本只有2分多钟的过期胶片,用电视天线改造成有伸缩性能的挑杆话筒,再加上两辆自行车和一辆三轮车,就这样在北京城里转了三天。“在街上看到某个人我会直接死拍下去!生活中的任何细节都是一个故事。”(睢安奇语)影片的后期是雎安奇在家里用两台录像机编了两个月,所有素材都用进了影片,一点都没有剪去,片比是1比1。

尽管简陋的设备使影片难免粗糙,却并没有影响睢安奇表达的欲望。细读画面就会发现:对有限的素材,他还是做了精心的剪辑,如,前一个镜头是民工在街道上伐树,接下来的是墙上的宣传标语“做文明市民,建文明城市”;还有,前一个镜头是民工们拚命地挤着上公交车,接下来的是墙上宣传画中“戴安全帽”的字样,似乎在提醒大家要注意“安全”;再如,前一个镜头是收垃圾的车辆,和“居民们,现在开始倒垃圾了”的同期声,接下来的是墙上的宣传标语“让文明城市整洁起来”……这些随机拍摄的画面,组接之后产生的意义不言而喻。

睢安奇知道自己想拍什么,想表达什么,但是,能够拍到什么却是不可预知的,因为总有一些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就像影片结尾那对夫妇和他们的孩子的出现,为整部影片较直接的、暴力的、侵入式的表现,增添了一点儿关爱,一点儿温情。也许正是在这种粗糙,甚至近乎粗鲁的“实验”中,《北京的风很大》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王更新)

参考书目

《影视纪录片创作》,林旭东著,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年版。

《独立纪录——对话中国新锐导演》,朱日坤、万小刚主编,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05年版。

《感受经典——中外纪录片文本赏析》,侯洪等著,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