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曰：国有贤士而不用，非士之过，有国者之耻。孔子大圣也，诸侯莫能用。当小位于鲁，三月，不令而行，不禁而止，沛若时雨之灌万物，莫不兴起也。况乎位天下之本朝，而施圣主之德音教泽乎？今公卿处尊位，执天下之要，十有余年，功德不施于天下，而勤劳于百姓。百姓贫陋困穷，而私家累万金。此君子所耻，而《伐檀》所刺也。昔者，商鞅相秦，后礼让，先贪鄙，尚首功，务进取，无德厚于民，而严刑罚于国，俗日坏而民滋怨，故惠王烹菹其身以谢天下。当此之时，亦不能论事矣。今执政患儒贫贱而多言，儒亦忧执事富贵而多患也。
大夫视文学，悒悒而不言也。
丞相史曰：夫辩国家之政事，论执政之得失，何不徐徐道理相喻，何至切切如此乎！大夫难罢盐、铁者，非有私也，忧国家之用，边境之费也。诸生訚訚争盐、铁，亦非为己也，欲反之于古而辅成仁义也。二者各有所宗，时世异务，又安可坚任古术而非今之理也。且夫《小雅》非人，必有以易之。诸生若有能安集国中，怀来远方，使边境无寇虏之灾，租税尽为诸生除之，何况盐、铁、均输乎？所以贵术儒者，贵其处谦推让，以道尽人。今辩讼愕愕然，无赤、赐之辞，而见鄙倍之色，非所闻也。大夫言过，而诸生亦如之，诸生不直谢大夫耳。
贤良、文学皆离席曰：鄙人固陋，希涉大庭，狂言多不称，以逆执事。夫药酒苦于口而利于病，忠言逆于耳而利于行。故愕愕者福也，者贼也。林中多疾风，富贵多谀言。万里之朝，日闻唯唯，而后闻诸生之愕愕，此乃公卿之良药针石。
大夫色稍宽，面文学而苏贤良曰：穷巷多曲辩，而寡见者难喻。文学守死溟涬之语，而终不移。夫往古之事，昔有之语，已可睹矣。今以近世观之，自以目有所见，耳有所闻，世殊而事异。文、景之际，建元之始，民朴而归本，吏廉而自重，殷殷屯屯，人衍而家富。今政非改而教非易也，何世之弥薄而俗之滋衰也！吏即少廉，民即寡耻，刑非诛恶，而奸犹不止。世人有言：“鄙儒不如都士。”文学皆出山东，希涉大论。子大夫论京师之日久，愿分明政治得失之事，故所以然者也。
贤良曰：夫山东天下之腹心，贤士之战场也。高皇帝龙飞凤举于宋、楚之间，山东子弟萧、曹、樊、郦、滕、灌之属为辅，虽即异世，亦既闳夭、太颠而已。禹出西羌，文王生北夷，然圣德高世，有万人之才，负迭群之任。出入都市，一旦不知返数，然后终于厮役而已。仆虽不生长京师，才驽下愚，不足与大议。窃以所闻闾里长老之言，往者，常民衣服温暖而不靡，器质朴牢而致用。衣足以蔽体，器足以便事，马足以易步，车足以自载，酒足以合欢而不湛，乐足以理心而不淫，入无宴乐之闻，出无佚游之观。行即负嬴，止则锄耘，用约而财饶，本修而民富。送死哀而不华，养生适而不奢。大臣正而无欲，执政宽而不苛。故黎民宁其性，百吏保其官。建元之始，崇文修德，天下乂安。其后邪臣各以伎艺，亏乱至治。外障山海，内兴诸利。杨可告缗，江充禁服，张大夫革令，杜周治狱，罚赎科适，微细并行，不可胜载。夏兰之属妄搏，王温舒之徒妄杀。残吏萌起，扰乱良民。当此之时，百姓不保其首领，豪富莫必其族姓。圣主觉焉，乃刑戮充等，诛灭残贼，以杀死罪之怨，塞天下之责，然居民肆然复安。然其祸累世不复，疮痍至今未息。故百官尚有残贼之政，而强宰尚有强夺之心。大臣擅权而击断，豪猾多党而侵陵。富贵奢侈，贫贱篡杀。女工难成而易弊，车器难就而易败。车不累期，器不终岁。一车千石，一衣十钟，常民文杯画案，机席缉，婢妾衣纨履丝，匹庶粺饭肉食。里有俗，党有场。康庄驰逐，穷巷蹋鞠。秉耒抱躬耕身织者寡，聚要敛容、傅白黛青者众。无而为有，贫而强夸。文表无里，纨裤枲装。生不养，死厚送。葬死殚家，遣女满车。富者欲过，贫者欲及。富者空减，贫者称贷。是以民年急而岁促，贫即寡耻，乏即少廉。此所以刑非诛恶，而奸犹不止也。故国有严急之征，即生散不足之疾矣。
“大意”
文学说：从前商鞅辅佐秦国时，不讲礼让，贪财卑鄙，一味蛮干，用严酷的刑法治理国家，终遭五马分尸之祸。现在的执政者讨厌我们贫贱的儒生多嘴多舌，我们也担忧你们当官的贪图富贵会带来很多灾难。
大夫看着文学闷闷不乐，也不说话。
丞相史说：讨论国家政事，可以心平气和，以理服人。大夫反对取消盐铁官营，并非有私心，贤良、文学严肃争执，也不是为了自己，而是想复古，按照仁义办事。现在时代不同了，又怎么能坚持古代的办法而反对今天的道理呢？况且儒生贵谦让，可你们却气势凶凶，难道不该向大夫道谦吗？
贤良、文学都离开自己的坐位说：现在听到我们的直言争辩，这正是公卿的良药好针啊。
大夫的脸色稍微缓和了一些，背着文学而面向贤良们说：文学都是从华山以东来的，很少参与过国家大事的讨论。贤良在国都谈论国家大事已经很久了，希望你们分析政治得失的原因。
贤良说：建元初年，尊重礼义，修养德政，天下太平。后来奸臣们用各种手段，破坏了好的治国方法，垄断山海，设立了各种收利措施，致使天下人都角逐利益，竞相奢华。所以国家有严重危机的征兆，这就是由于过分奢侈而造成了多方面的弊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