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喜欢真善美，反对假丑恶，从道理上讲，是这样的。可事实上，讲假话的人颇多，喜欢听假话的人更多。在社会上，各级各类的大小官员，上至历史上的皇帝，下至今时的科股长，没有几个人能听得进去真话的。
唐太宗李世民算得上是个开明皇帝吧，可他有几次差一点就杀了耿直的谏官魏征；康熙皇帝爱新觉罗？玄烨，明知在对台策略上姚启圣是对的，可就是恨他太直了，有时甚至恨得咬牙切齿。对于那些喜欢听假话，经常被人忽悠的昏庸皇帝就更不用提了。
大得不能再大的人物喜欢听一些顺耳的假话，小得不能再小的人物也是不大愿意听一些逆耳忠言的。夫妻之间本是最能讲真话的，可是有些做妻子的，总希望自己的丈夫把她说得比西施还要美丽、比撒切尔夫人还要能干、比黛安娜还有社交能力。可事实又如何呢？丈夫却总是埋怨她没有张家的媳妇贤惠、没有李家的媳妇温柔，他的妻子一听，自然是怒气冲天了。她的第一反映是：既然别的女人那么好，那你去把她娶回家来好了。她没有往深处想，没有问一问为什么她的丈夫不娶那些女人呢？她并不明白丈夫的深意是：别人女人虽然在某些方面比妻子好，但综合素质是绝对没有自己的妻子高，要不，他为何要弃高就低，舍美而求次呢？夫妻之间的交流要坦诚相待，要讲实话，而讲实话又不免会伤及对方。因此，即使是夫妻之间也不能无所顾及，有些非原则性的问题并不一定要较真，也不一定要分出胜负来。要像如来佛那样：大肚能容，当容世上难容之事；笑口常开，堪笑天下可笑之人。
真的假不了，假的也不必当真。有个小县城里的一家银行行长，这个人大概是一生下来就只会讲假话。他在必须讲假话的场合讲假话，在不必讲假话的场合也讲假话；当着领导的面讲假话，当着职工的面也讲假话；就是回到家里也忘不了讲假话。有一天，他在单位赶着写一份汇报材料，虽然全篇大部分都是假话，但他也要编得像模像样的。因此，一直到很晚才回家。他的妻子和孩子等他回家吃饭，等了一会儿没等着，就先吃了。他一回到家里，妻子就很关心地问：“还没有吃饭吧？”可能是贯性作用吧，他随口答道：“吃了。”说完之后，他马上就后悔了。可是在妻子面前，他仍然要保持着男人的尊严。他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给妻子认错，说是自己说了假话，让妻子做饭给他吃的。他马上又去穿刚刚换下的鞋子，说是还有点事必须马上出去一趟。他妻子以为他有外遇，既没有阻拦他，也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只是悄悄地跟在他的后面，看他到底要出去做什么，谁知他来到一个面摊前，叫了一碗炸酱面，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他的妻子事后问他，为什么不在家里吃饭，而要到外面去吃。这时，他才不得不承认自己说假话说得多了，有时候该讲真话的时候也讲出了假话。他的妻子问他活得累不累，他还振振有词地说：“这是工作的需要。”难道干工作就一定要说假话么？难道人与人之间就不能多一些真诚么？难道讲假话能给自己带来愉悦和快乐么？不！真诚才是人间最美好的东西。真诚才是真爱的起跑线。夫妻之间的真话哪怕带着炮火的硝烟，那也是爱情撞击的火花，值得人们好好地去珍惜，比相互之间的虚情假意强上一万倍。
都说忠言逆耳。不尽然。有没有什么办法让我们既能说真话，又不必得罪别人呢？我们不妨来看看季羡林先生是怎么说的。
季羡林先生临终对后人推心置腹地说：“要说真话，不说假话。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就是不一定把所有的话都说出来，但说出来的话一定是真话。”
“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充满哲理，精彩至极。前半句讲如何诚实做人，后半句讲如何谨慎说话。这句话是季先生的座右铭，也是世人难得的智慧。他之所以能成为著名的研究语言学的大家，与他的渊博知识和修德慎行有很大关系。
说假话风险不大，说真话风险太大，如果不想说假话，也不想说真话怎么办呢？鲁迅在《野草集》的《立论》中给我们提供了不错的示例：
我梦见自己在小学校的讲堂上预备作文，向老师请教立论的方法。“难”！老师从眼镜圈外斜射出眼光来，看着我说。我告诉你一件事——一家人生了一个男孩，合家高兴透顶了。满月的时候，抱出来给人看，大概自然是想得到一点好兆头。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发财的。”他于是得到一番感谢。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做官的。”他于是收到几句恭维。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死的。”他于是得到一顿大家合力的痛打。“说要死的必然，说富贵的许谎。但说谎的得到好报，说必然的遭打。”“我愿意既不谎人，也不遭打。那么，老师，我得怎么说呢？”“那么，你得说：‘啊呀！这孩子啊，您瞧！多么……啊唷！哈哈！……’”
鲁迅先生对时弊的针贬，既让你感受到讲真话后脊梁骨透着的凉气，也让你感受到讲真话所带来的烦恼和所付出的代价。
我们既不想说假话，又不想遭到大家痛打，鲁迅先生所言不失为一种好办法。
“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这是人与人交流的经典之言，有很深奥的哲理，细想起来，受益匪浅。
人们崇尚真善美，就要有明辨真假、善恶、美丑的能力，就要有承受不顺耳的真话的能力，就要着力去改造那些假的、丑的、恶的东西。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扬起真诚的风帆，到达和谐的港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