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敏
50多年前，17岁的我并没有意识到“支边”这个词的分量，没有意识到顶着父母反对的压力而选择的命运将会如何，将需要我为之付出多少努力，面对多少艰难与坎坷。而今，时间的长河冲洗掉生活的泥沙，却将我当年激情岁月的真情和真诚，沉淀在记忆的河底，成为我一生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直到今天，我最喜欢的歌仍然是《我们新疆好地方》。1969年7月，我就是在老家县城大街上的高音喇叭播放的《我们新疆好地方》的歌声中报名支边的。另一首歌《打起背包走天下》，那时也响遍了安徽省怀远县城。正在读高二的我本来就喜欢音乐、戏曲，很快就学会唱：“打起背包走天下，我们要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哪里就是我的家。”“我们新疆好地方，天山南北好牧场，戈壁沙滩变良田，冰雪融化灌农庄。”满大街都贴着“好男儿志在四方”“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大字标语，到处都是锣鼓喧天，支边青年的名字都写在大红喜报上。和许多青年一样，一腔热血的我瞒着父母，偷偷报了名，离别了心爱的校园，不顾父母伤心的泪水，挤上了开往新疆的大卡车。
经过半个多月的颠簸，我们来到新疆呼图壁县芳草湖农场。芳草湖农场当时还是叫正反湖公社，一开始我就被分配在幼儿园当幼儿教师，尽管环境的艰苦超过了我的想象，但处处感到新鲜。
比环境更艰苦的是饮水问题。由于交通不便，当时全县许多地方面临吃水困难。我们刚到时，喝水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打。这还算好的，许多地方只能喝到雪水。在老家时，我家住在颍河旁边，每天都能看到清亮的河水，两下对比，我真正感到生活的艰辛。
不久，政府为了解决全县人民的饮水困难问题，决定修一条从红旗公社到芳草湖的大水渠，将水引入呼图壁县水渠系统中，并命名为青年红旗渠。政府除了在勘测设计方面投入了资金，整个水渠的深挖、修筑，不但用当地的劳动力，还抽调了芳草湖地区全部支边青年，记得还有一部分转业军人加入。我所在的七班，有28个支边青年，其中7名团员。修渠是义务劳动，大家群情激昂，都想大干一场。很快，我们就意识到这是一场异常艰苦的任务，我们用的工具是坎土曼和镐头。新疆的十月底，已经开始下大雪，冰冻三尺，戈壁滩上的土冻得硬似钢铁，一镐下去，常常只能凿出一个小白点，每砸一下，手都被震得发麻。在老家、在学校，我从未干过如此艰难困苦的活，脚也冻得生痛，很快就红肿起来。
有了那段经历，我才知道举步维艰的滋味。衣食住行，一切都简化到了极致。我们住的是干打垒的房子，当然吃不上家乡的口味，有时甚至一连几天全靠土豆当饭吃，连咸菜都吃不上。不过，大家的心情是愉快的。中午休息加吃饭一共一个小时，但我们仍然会挤出时间休整一下，一支接一支地唱歌，虽然手脚都磨出了泡，磨出了茧子，一脸汗水一身泥，但我们觉得有追求，有激情。“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就是这样！”还有一种愉悦是学会了劳动技能。简短的劳动，技能的长进，比如怎样用锹、用镐、抬东西时怎样才省力等等，哪怕点点滴滴，给我们带来的都是喜悦与亢奋。那时干活不分男女，女知青和男知青干一样的活，从挖石头，到运石头、砌墙，每一个环节都困难重重，可我们硬是一点一点“啃”下石头，挖开了一条深2米多的长沟。沟挖好后，我们又到河床内去拉石头，先挖出石头，再用抬把子从河床内抬出石头，几块大石头放在上面，抬起来非常吃力，再加上地面上冰雪泥泞，一步一滑，走起来相当费劲。记得一位叫“小石头”的男孩，只有十五岁，一次他被冻哭了，大家劝他休息一会，可是他怕拖了大家的后腿，硬是咬着牙坚持下来。累得太狠时，或许每个人都有想哭一哭的心情，会特别特别想家，想父母。不过，全班28个支边青年，总算全都坚持了下来。经过近3个月的修渠大战，在1965年元旦前，水渠终于胜利完工。这条水渠现在仍然“健在”并正常使用。岁月虽然久远，但记忆仍然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终生难忘。有时候，我很想再到那里看一看，用手再摸一摸自己和伙伴们一起修起来的水渠的沟沿和石坎。
我们的青春是战斗中的青春，从来没有哪一代的青年人能够像知青一样成为时代的主流。支边青年在青年群体中是非常艰苦的一支。我们在付出青春的同时，也获得了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影响着我的一生。
50年的时光流逝中，我从一个安徽人变成了一个真正的新疆人，我的青春没有虚度，当年的同学现都已经年过六旬，分布在全疆各地，相信他们也不会忘记这段艰难的岁月。
我们的青春献给了新疆，那是一段无悔的青春。
（汪敏，1946年9月生，安徽省怀远县人。1964年7月来疆，曾在呼图壁县芳草湖农场幼儿园和独山子幼儿园任教，在独山子炼油厂劳动服务公司工会任宣传干事。1996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