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布尼兹对定义做过许多阐述。他说：“本质归根到底不过是人们所提出的东西的可能性。被人们认为可能的东西是用定义来表示的。当这种定义不能同时表明可能性时，它就只是名义上的，因为那时人们就可以怀疑这种定义是否表明某种实在的东西，也就是说可能的东西，除非那个事物在世界上现实地存在时我们借经验之助后天地认识了这种实在性。”（莱布尼茨《人类理智新论》，商务印书馆，2982年版，第318页）
概念的意义是实在的，它本身已经包含本质的知识。莱布尼兹将本质和定义区别开来，并认为名义定义只能触及事物的可感性质，而实在定义则要触及事物的本质和内部构造。本质只有一个，定义则可以有多个，就像同一结构或同一城市可以从不同角度或用不同景色的画面去表现一样。
莱布尼兹还提出了“因果定义”和“本质定义”的概念，以便对实在定义进行补充说明，并区分实在定义的不同情形。当被定义的概念的可能性仅由经验来证实时，这种定义就只是单纯的实在定义，当我们可以先天地证明其可能性时，这个定义既是实在定义又是因果定义；当定义可以使我们揭示最原始的概念，而又不需要先天地证明其可能性时，这种定义就是本质定义，在所有定义中，这是最完满的定义。
认知论的新闻定义，明确了新闻是人对新事物的认知、表现与传播。在这里有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对“人”的重新认识。
认知，必然是在一定时空之中的认识，必然是在一定世界观和认识论主导下的认知。
在大量搜寻资料的过程中，我在网上的下载了《读书》杂志1994年的集合。其中，有一篇文章题为《性而上的迷失》，作者不详。文章中有一些令我非常敬佩的观点，我将它拿来。
“对理论常常不能太认真。一个现代女子找到了一个她感兴趣的男人，如果对方婉言拒绝她，这个女子就可能断言对方在压抑自己。你怎么活得这么虚伪呢？你太理智了，我觉得理智是最可恶的东西，是最压抑人性和情感的东西。人生能有几时醉？……
这个女子开导完了，出门碰到一个使她极其恶心的男人，被对方纠缠不休，她就可能说出另外一些理论：你怎么这样不克制自己呢？怎么这样缺乏理智呢？你只能让我恶心，我从没有见过像你这样无耻的人……
这个女子的理智论和反理智论兼备，只是随时根据具体情况各派其用，各得其所。
你能说她是“理智派”还是“感情派”？同样，如果她心爱的丈夫另有新欢，要抛弃她了，她可能要大谈婚姻的神圣性；时隔不久如果她找到了更可心的人，对方是人家的丈夫，她就可能要大谈婚姻的荒谬性。你能说她是卫道士还是第三者乱党？如此等等。”
理论、观念、概念之类，一到实际中总是为利欲所用。尤其在最虚无又最实用的现代，在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中间，理论通常只是某种利欲格局的体现，标示出理论者在这个格局中的方位和行动态势。一般来说，每一个人在这个利欲格局中都是强者又都是弱者——只是相对于不同的方面而言。因此每一个人都万法皆备于我，都是潜在的理论全息体，从原则上说，是可以接受任何理论的，是需要任何理论的。用这一种而不用那一种，基本上取决于利欲的牵引。但这绝不妨碍对付格局中的其他方面的时候，或者在整个格局发生变化的时候，人们及时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理论面目。比如一个大街上的革新派，完全可能是家里的保守派；一个下级面前的集权派，完全可能是上级面前的民主派。
理论神圣化——这是深深扎根于我们的意识形态之中的一个微妙而顽固的存在。“理论”的真理性，常常不是取决于理论本身，而取决于理论的创造者的身份——说必引孔孟、言必称马列，就是一个集中体现。这是一种“理论能力的自卑”。当人们不敢自己去思考问题并形成对权威的依赖，也就真得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
还有一本电子书，是王小东的《信息时代的世界地图》，文中也不乏让我怦然心动的真知灼见。
信息技术正在引起人类社会的巨大变革，这一点是几乎所有的人都感受得到的。但是，它究竟在哪些方面引起变化，发生了哪些变化，将要发生哪些变化，没有一个人可以说得清楚。用一些专家的话说，关于信息社会的讨论，“大家都是在盲人摸象”。
信息技术所带来的变化实在太快了，一个人会在短短的十几年中就看到过去的时代中也许要几代人才能看到的变化。变化太快，以至于我们根本无法把握这些变化。
尘埃落定之后，你也许会发现，我们今天所说的话百分之五十是错的，另外百分之五十是蒙对的。即使如此，我们今天的探索也仍旧是有意义的：力图了解自己周围的环境，在不可知的海洋上为自己导航，仍是人类即时生存之必须，其间或能瞥见一丝真理的毫光，则可传之后人。我对于信息时代的把握，当然也是盲人摸象一流，但我迫切感到，即使仅仅是左摸一把，右摸一把的感觉，到了今天，也有必要把它们用思考联结起来，绘成一张大致成形的图，呈献给世人。这肯定是有意义的，因为我们要在不可知的海洋上为自己导航。（王小东著《信息时代的世界地图》，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
1994年美国出版了一本非常著名，亦极具争议的书《钟形曲线：美国生活中的智能和阶级结构》。它之所以引起极大的争议是因为它声称，在不同种族之间存在着先天的智力差异，黑人的智能先天地低于白人和东亚人。但是，抛开遗传学问题和政治情绪不谈，这本书以详尽的资料分析了美国生活中的智能和阶级结构，想要真正了解当今社会的结构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的人们不可不知。（王小东著《信息时代的世界地图》，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
在这本书中，作者提出了一个“认知精英”（cognitive elite）的概念。作者认为，真正的智商测验的只是语文、数学和空间想像三项能力。所谓“认知精英”就是指上述三项能力特别强，我们平常称之为“智商高”的人。作者认为，20世纪初以来的世界基本上是按金钱、权力和地位划分阶级的，古代的世袭门第越来越不重要，而财富、文凭和才智则越来越重要；21世纪将开始一个以认知能力为决定性力量划分阶级的世界；现代技术社会对认知精英的需要越来越大；金钱和权力将越来越多地转移到认知精英身上；技术的进步使得现代社会从各个角落中筛选和抽取认知精英的能力越来越强；聪明人本来就与社会其他部分高度隔绝，而以后只能是更加隔绝而不可能逆转，政府对此将回天乏术。
卡尔·雅斯贝尔斯《当今哲学的任务》（1953年）指出，哲学思想若想在当今世界上发挥作用，就必须让大多数人读得懂，因为今日的状况是，普通大众能够阅读和写作，但是他们却并没有接受完整和广博的西方教育。然而，他们也是共同求知者，是共同思考者和共同作为者。只有更加广泛地获取高深的人生智慧，并进而提高自己的辨别能力，他们才能更多地利用这些新的机会。因此，使用尽可能通晓易懂而又不失其思想深度的方式表达重要的思想，对于使所有的人都能参与思考世界和人生是非常必要的。
黄文贵《“存在”的启示——萨特及其作品》（海南出版社出版1993年12月第一版）一书，对萨特的评价，也给了我不少启发。
存在主义大师萨特告诉我们：人是一种自由选择的存在物。人只能自己规定自己的本质，自己创造自己的价值。更通俗地说，人只能自己把握住自己的命运，而不是把自己交给自身以外的力量来安排。所以萨特有一句名言叫，“懦夫自己造成了懦弱，英雄是自己造成的英雄”。这就是说，懦夫也好，英雄也罢，都不是一开始就是懦夫或英雄的，只是通过自己的选择，自我创造，最后，他成了懦夫或英雄。
萨特的哲学可说是一种“介入”的哲学，也就是一种行动的哲学。换句话说，是一种积极入世的哲学，是一种对现实人生积极关注的哲学，绝不是远离现实人生的抽象思辨。与他的哲学思想相联系，萨特的文学也是一种“介入”的文学，他主张文学应该“介入”现实生活。所谓“介入”，简单地说来，就是要热切地关心现实人生，积极关注现实人生的种种问题，萨特曾写过《争取倾向性文学》和《什么是文学》等重要文章，阐明了他的文学主张。
德斯坦说，“萨特的去世使我感到人类智慧的一盏明灯熄灭了。”我认为，萨特这盏人类智慧的明灯永远不会熄灭——他活在他的作品与思想之中，他活在他曾经的存在当中。
萨特是时代的见证人，是法国一代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他一生追求自由和正义，他酷爱自由，鄙视一切权威。创造、超越、追求真理是他一生奋斗的动力。他揭示世界的荒谬性、不合理性，同时鼓励人们面对荒谬，正视现实，进行自由选择，自我创造，从而获得自己的本质，自己的价值，从而也改造这个混沌的世界。萨特的一生证明，他是一个挺身而出、捍卫人的尊严和自由的战士，是一个永不安于现状的真理的追求者。他的思想一度成为西方世界的精神支柱，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存在主义的一代宗师这个称号对萨特来说是当之无愧的。（黄文贵《“存在”的启示——萨特及其作品》，海南出版社，1993年12月第一版）
在萨特看来，人之初是个无，也就是说，人并不是一开始就获得自己的本质，人只有通过不断的自由选择和自主创造，最后才能获得自己的本质。
人的本质是在人的自我创造过程中实现的。你的本质的最后确定，你将成为什么样的人，是由你自己决定的，任何环境不能决定你。换句话说，命运始终掌握在你自己手里，命运只能由你自己来安排，自身以外的任何力量都不能决定你的命运。如果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别人，消极被动地听从别人的力量的支配，那么你就永远不能获得自己的本质，永远不能获得自己的价值，永远不能得救，你的存在也不是真正的人的存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是自由的，懦夫使自己懦弱，英雄使自己成了英雄。”
萨特给我们的启示是：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在发现相对论之后，曾经说过一段话：
这已经够了。牛顿啊，请原谅我；你所发现的道路，在你那个年代，是一位具有最高思维能力和创造力的人所能发现的唯一的道路。你所创造的概念，甚至今天仍然指导着我们的物理学思想，虽然我们现在知道，如果要更加深入地理解各种联系，那就必须用另外一些离直接经验领域较远的概念来代替这些概念。（爱因斯坦《伊萨克·牛顿》一文，为纪念牛顿诞辰300年而写）
他的这段话，曾经给了我极大的勇气，让我面对诸多传统的新闻概念时，敢于去说“请原谅我”。
在中国大师、学者们当中，陈寅恪是一位令人尊敬的思想者。他80多年前写下的《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至今读之令人心潮澎湃。
海甯王静安先生自沈後二年，清华研究院同仁咸怀思不能自已。其弟子受先生之陶冶煦育者有年，尤思有以永其念。佥曰，宜铭之贞珉，以昭示於无竟。因以刻石之词命寅恪，数辞不获已，谨举先生之志事，以普告天下後世。其词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於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於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第一版，第246页，原载清华大学消夏週刊1929年第一期）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十个字，重如泰山。
甘惜分是一位正统的马列主义新闻学者，在读他晚年出版的《甘惜分自选集》时，我将下面这句话摘录了下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需要独立与自由。一个人，一个学者，也需要独立与自由。没有独立与自由，就没有称得上学术的学术。这是我几十年用汗水和泪水换来的教训。”
信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