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冯永芳的《游牧者的新村庄》中，体现着作者对牧民内心世界脉脉含情的包容与体贴：“对家园的迷恋，对草原的向往，是每个牧民的宿命，他们走得再远，也无法脱离草原的怀抱。在夜晚，在酒醉，在脆弱的时候，只有草原才能给他们抚慰，草原上的青草和牛粪气息是他们的‘精神迷药’，草原上的鸟鸣、牛哞和风吹过的声音，是他们心底的情歌，草原，是他们的母亲，也是他们的情人。他们对草原的爱，无以言说，又如何给一个外人说。”
对生命的爱和敬畏，只发生在主体性觉醒的人身上。真正懂得了自我生命的高贵，才会感觉到万物的高贵。一颗萎缩、卑鄙的灵魂，不可能看到生命的高贵与尊严。生活在混沌的集体意识中的人，生命就如草芥一样，自然也不会去尊重他人的感觉和体验。
个体的意义，在中国的传统思维中是负价值的东西。它不仅是丑陋的，而且是叛逆的。个人是一种虚无的存在，群体是神圣的——群体享有支配个人的自由，而个体却只有匍匐在地上的自由。正是这种传统思维，窒息了多少天才的创造力！虽然仍旧有很多伟大的文学家用不屈的抗争，从夹缝里成长出来，创造出不朽的作品，但是如果没有这种思维的桎梏，一定还会有更多的天才诞生！
第三个参照：文学超越论——文学的青春是超越
人的容颜总会老去。甚至人生的归宿最终都逃脱不了死亡。
时间对人是有限的，它使得生命对人具有一次性和不可重复性。在人的一生中，青春是短暂的，而且人的自然青春同样具有一次性和不可复制性。这种有限性，恰恰使人生、青春显得更为宝贵。
同样，与宇宙的浩大相比，人的活动空间也是有限的。在这个世界上，人是那么的渺小，而且随着人的认识空间的开拓，人就更加感到自己的渺小。所谓“愈求知，愈知己所不知”。
古往今来，古今中外的人们，为了延长自然青春和生命，付出了多少努力和探索，但是终究不得不接受残酷的事实：作为个体的生命，人终究会老去，终究会死亡。
因为有限，是超越的前提——没有限度，也就谈不上超越。
于是人们不得不去寻找新的路径——那就是转而追求“价值生命”的无限和不朽。
价值生命的真谛，就在于创造和超越。不朽的青春，源于永不停息的创造和超越。人的伟大，就表现在人对有限性和局限性的超越上。人获得伟大和不朽的惟一途径都在于创造。惟有创造才能扩张和延伸自己。惟有超越，才能使前人和我的创造得到延续。在创造和超越的过程中，人的生命不断超越有限，焕发青春。
冯永芳、陈颖、巴立等作者，都是已经为人妻、为人母的知识女性。她们在30多岁的人生转折点上，正面临着自然青春流逝的残酷现实，同时也在面临着人生的诸多挑战和压力。超越，已经成为她们重塑自我的人生课题。
我是谁？我到这世界上来做什么？我用什么证明自己？在这个充满是非善恶的人间，隐藏了多少秘密？在这个充满未知的世界上，我的未来又在哪里……当一个人真诚地、痛切地感到人生的神秘和荒谬、短暂和虚空，当他渴望超越人生的有限而得到一种持久的永恒价值时，实际上是在向着一个艺术家和哲学家靠近了。
活着本身不是目的，活着的意义在于个性的发挥，在于发现，在于超越，在于自由。对自由的崇拜必然导致对青春的崇拜，因为青年人处在最有朝气、最有血性、最有激情、最有个性、最有创造精神和超越勇气的阶段，青年人对自由的追求最不可遏止和不计代价——这种青春意识，在西方文化中渊源流长。
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却是最为稀缺的，这就使得很多年轻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被僵死的规则、潜规则压抑起来，早早磨平了棱角，丧失了豪气和血性，失去了青春，呈现出一种疲软的、无精打采的、黏糊糊的心理状态，在闲混和忙混中消磨着自己的生命。
但是，从这些青年人身上，我们看到了可喜的闪光：因为主体性的自觉，因为不懈求索，她们追求超越欲望是如此强烈！超越是非常不容易的。仅有超越的冲动和愿望，还仅仅是一个可能性。而要实现超越，就必须不断给自己寻求新的时代的“强刺激”，不断在新的“参照体系”中审视发现自己，不断给自己树立新的超越对象，使自己向通古今、贯东西、集大成的“大家”前进。
这是一个永无尽头的超越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的自然青春和生命才能实现更高层次的超越。须知，任何一个“大家”的造就，都不是随心所欲所能完成的，它需要超凡的理论素质、完整深厚的知识储备、宽广的历史视野、独特的观察视角和敏锐的洞察力、感悟力，以及敢于突破前人的超凡胆量，再加上长期不懈地开拓性探索和思考。
文学的世界里，只有求索，只有超越。不断超越是文学焕发青春的“荷尔蒙”。文学没有范式，范式不是文学。文学不是名词，而是动词。文学的指向不是过去，而是现在和未来。文学就是不断求索、不断自觉、不断超越，不断揭开人生新的秘密，不断为人的内心世界去蔽，不断用新的发现照亮人间的天空……
人只有站起来，环望四野，才能发现四周的苍茫。
在《马影远去》等作品中中，作者对“苍茫”有着深刻、精彩的体验。这是一种新的青春与活力的涌动——苍茫就是无限。苍茫就是生命。苍茫是有限生命与无限世界的合欢。生命生生不息，但生命又花开花落。苍茫是大虚无，故又是大实在。苍茫的背后是无边辽阔与高远。
灵魂脆弱的人会被苍茫吞噬。
而灵魂坚强的人可以吞噬苍茫。
7.3.4新闻历史论
在人类认识自然和利用、改造、保护、创造自然的过程中，同时从事着知识创造与物质创造两大创造活动。生存活动和认识活动，生存方式和认识方式是同步出现、共同发展的。因为生存活动是人类第一项活动，所以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不仅认识活动为生存活动服务，而生存活动的方式决定认识活动的方式。
在信息社会的互联网自媒体时代，职业新闻人和社会公众一起创造、记录、见证着时代，一起认知、表现和传播着新的事物、新的知识、新的思想、新的感悟、新的体验、新的活法、新的价值取向。
在这个具有超时空性质的“第四世界”，新闻和历史的断裂，已经被新的时代特征所联结。在这个崭新的世界，时空的界限已经被高速度和快节奏所消解。一分钟前还是新闻，一分钟后就变成了历史——新闻，因为即时传播而更加“易碎”，同时，新闻业因知识集成而实现“永恒”。
在这个时代，一个成功的职业记者为了完成社会和公众赋予的使命，他至少必须坚持以下新闻工作者的职业原则。
1）准确性原则。对事实的核实、再核实，确保报道的每一个实事都是准确的；用两个以上的信源、不用匿名信源；不发表传言、谣言，更不允许发表谎言。
2）公正性原则。新闻报道中，要发表新闻当事人双方的陈述。
3）通过采访发掘事实真相是新闻报道的中心环节。
4）每天都要主动出击，寻找新闻，无畏惧地寻求新闻的真相。
5）作为政府和公共部门的看家狗，积极寻求公共信息的公开和政府公共部门会议的开放。
6）努力为民众提供重要的公共信息。
7）真实、全面、公正、无偏见地报道国内外重大新闻事件。
8）具备坚实的新闻写作能力，对语言文字特别敏感。
9）对身外世界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好奇心。
10）具有广博的知识。
11）具有敏锐的观察力，特别是对细节的观察力。
12）充满了创造和创新精神。
13）把新闻的公正性奉为最高职业操守。
在互联网和3G时代的今天，这一切已经显得远远不够了。
记者已经不再是“记者”，而是时代新与变的认知者、表现者、传播者。
记者应当是一位智者、仁者，一位清醒的理性思考者。他应当更多地用心灵去写作，用人性去报道。一篇好新闻，绝不仅仅是靠漂亮的文字、敏锐的嗅觉和技巧的处理，最重要的是一种俯仰天地的境界、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一种大彻大悟的智慧。评判一篇新闻报道成功与否，不仅仅要看它所报道的内容是否“新”，还要看他所彰显的价值取向。
关于新闻与历史，新闻学者甘惜分早在20年前就提出：“今天的新闻，不要等到明天，就在今天，它就是历史了。凡是一切已经记载下来的新闻，包括口语广播出去已为广大听众所听到的新闻，或电视屏幕上显现的新闻，只要它们已经出现在报刊上、广播中或电视屏幕上，它们就已经是历史了，成为水洗不掉、刀砍不断的历史了。”
他认为，中国古代史是以帝王为中心，片面的、狭隘的，反映不出整个社会的重大变化和国家的面貌。但中国的历史却依靠这一代一代的史官基本上把中国几千年的重大事件记载下来，使我国有一套完整的历史记录。应当说，它们是历史，也是新闻，是实实在在的新闻，是当时已经发生，正在发展变化的新闻。那些史官也正是当时的新闻记者，尽管那时没有新闻记者这个名称，他们却是真正的新闻记者，它们那时所记载下来的新闻就成了不可改变的历史记录。
历史，仅仅是被记录下来的历史。新闻，也仅仅是进入公众视野的新闻。它们同是时代的冰山之一角，是人们认知世界的一个窗口——作为职业新闻人和职业史家，对此应当常怀清醒和自觉。
甘惜分曾经反思，当“******”十分猖狂的时候，我们如果想到秦始皇焚书坑儒，想到汉唐历代的宦官之乱，想到魏晋之际知识分子的遭遇，想到明朝的魏忠贤，想到清代的文字狱，想到袁世凯想当皇帝所使的种种手段，想到希特勒坑杀犹太人，想到法西斯的党卫队，想到延安整风运动后期康生搞的“抢救运动”，想到这一切种种，想到人类历史上用血的代价换来的历史教训，那么我们有些新闻工作者在奉“******”之命写文章的时候，是否就不至于那么发狂，想一想事情的后果呢？
“我们不要忘记，记者不是记录员，不是事无巨细，录之于书，便算恪尽了职责。记者是观察家，他要站在很高的历史角度来观察当前的社会现实，评价事件和人物。他要有历史感，他不要让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混在泥沙中随激流冲走流去，他要识别黄金和杂质，而把黄金留住。”（甘惜分著《甘惜分自选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第一版）
甘惜分说，在这方面，有些西方记者比我们中国同行要强一些，我们要承认不如他们之处，要向他们学习。
甘惜分引用司马迁有一句颇为自诩的话，并把它作为新闻人的座右铭：“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据甘惜分的理解，天人之际，无非是自然和社会发展的规律。古今之变，无非是历史和现代的联系。一家之言，无非是自己在历史研究领域内要有所创新。这几句话，是历史学家司马迁的夫子自道，也是值得我们今天的新闻工作者加以品味的。
信哉斯言。史家精神，应该是新闻记者的一个基本的精神取向——对于“我”的一种内在矛盾的历时态的考察，就是“我与历史”的关系。人是社会性的存在，这就意味着人是历史性的存在。
没有人的历史性，就构不成真正的人的社会性。每一个职业新闻人承担着史家的责任，现实中，有这种自觉的人实在是太少了。
什么是历史？历史就是人追求自己目的性活动的整个过程。
司马迁作《史记》，开创了史书的纪传体体裁，影响所及，直至明、清。按《史记》内容，除作者亲身调查所得，还取自前代的《尚书》《春秋左氏传》《国语》《世本》《战国策》《秦记》《楚汉春秋》等书。
《史记》的体裁也得自前人的启发，《史记》有十二本纪，本纪为编年体，取法于《春秋》；有十表，取法于《五帝系牒》《春秋历谱牒》等；有八书，为专门史，《世本》有《居篇》《作篇》，可能是专门史的****；有三十世家，基本上（主要指先秦诸侯国）也是编年体；有七十列传，为人物传记，刘知几以为此体乃司马迁所首创，而章学诚则认为“马、班以前，早有其文”。司马迁的真正创新在于他把许多传统的体裁加工并结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使之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司马迁所以能够如此，一方面是当时“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于太史公”，使他有了资料条件，另一方面是汉代建成大规模的皇朝，造成“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的时代特点，给了他以感染。他的《史记》的结构，跟汉代大皇朝的结构，于形于神，都有相通之处。司马迁撰《史记》的成功，既在于他善继前人，也在于他同时富有时代感。
有两句人们常常说到的古语：“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这两句话既能反映我国的人民重视历史传统，又表达了一种历史观点。人们都生活在现实的社会之中，可是不论哪一代人的现实社会都是前代社会的发展，都是以往历史的继续。每一代人生到人间的时候都加入了一个现成的现实社会，都享有了前人留下的成果，面临着前人留下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