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我会闲得像吃饱喝足的野狗一样在街上随意溜达。路过麦当劳甜品站的时候，就像那些身上挂满韩流饰件的漂亮女孩，买一支巧克力甜筒，一边走一边吃。前面是一家稻草人专卖店，专卖台湾衣服。门口一位小姐示意我吃掉甜筒再进去，我抱歉我的疏忽，掉头走向前面一家店名叫上岛的咖啡馆。咖啡小姐没把我拦在门外，所以我能够感受到这里的幽雅气氛。见一个矮个中年男人，手里拿一支麦当劳甜筒，一个人来咖啡馆，咖啡小姐照样笑容可掬，见怪不怪。
突然有人吵起来。一连串“****的，****的”骂街声音从门外传进来。这声音一声比一声沙哑，一声比一声凶恶。我看到坐窗边那张桌子的漂亮女人皱起眉头，坐她对面的那个男人则面露难色，好像在这儿听到这样的脏话是他的错。
我对任何城市的任何地方，都有本能的好奇。我走进这家咖啡馆，是想看看这儿的房屋结构，比如哪儿有洗手间啦，哪儿有边门啦，哪张桌子离吧台最远啦，我喜欢注意这些事情，喝不喝咖啡倒无所谓。
那对衣冠楚楚的年轻男女起身往外走。我跟在他们后面也走了出去。那个年轻女人快步走过嘴里还在骂粗话的一个安徽老汉。仿佛那老汉的骂街声音里有非典病毒，得赶快逃之夭夭才行。
挨骂的是一个也衣冠楚楚的中年人。他一面拿手机打电话，一面挽着一个也年轻也漂亮的女人。那老汉的手指快指到他的鼻子上了，可他仍是不惊不怒，一副斯文大度的绅士模样。大概那老汉只会骂那句脏话，而且声音越来越沙哑，越来越弱，有气无力，不少行人朝这边瞥一眼就走开了。警察过来的时候，不知是嗓子骂哑了说不出话来，还是怕警察指控他当街寻衅滋事，突然连连咳嗽，对警察的询问一概闭口不答。待那对男女挽着胳膊走入咖啡馆时，包括我在内的几个围观者也作鸟兽散，一个个都走了。
我会拿四川话说锤子，拿兰州话说卖勾子，拿乌鲁木齐话说捣杆子，有时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会说多少种方言。就在这个春光明媚的上午，就在这座到处绿树成阴的江南城市，在铺了红绿彩砖的人行道上，我慢慢跟上那个沿街拾易拉罐的安徽老汉，跟他拿淮河上游的阜阳口音闲聊起来。
我问他为啥骂那个有钱人，他说那****的欠我工钱给赖掉了。
老汉突然扔下背在身上的黑塑料袋，这只袋子很大，装得下一个人。袋子哐啷落地时，里面的几个易拉罐给摔得生疼叫起来。老汉显然把我当他的安徽老乡了，一屁股坐在花坛上，神色沮丧地给我讲起他的倒霉事来。
“没跟他打官司？”我递去一根烟，老汉两手捧住，手指脏得像木炭一样黑。
“打了，打过了，打输了。”
“法院是怎么说的？”
“不是法院，是叫啥劳动……啥……”
“劳动仲裁委员会。”
“对，是这个劳动……啥。”老汉凑着我的打火机吸烟。“那场官司是俺侄儿替俺打的，俺侄儿也不会说话，没说两句就没话好说了。”
“人家给你啥说法？”
“人家说俺来晚了，晚了十天，叫啥时……时间……啥……俺年纪大了，记不清了。”
“过了诉讼时效？”
“对，是这个词儿。人家说这种事情只有三个月有效期，俺晚了十天，所以再有道理也不管用。”
“没上法院？”
“法院说，那个啥劳动……啥……不管，他们也管不了。”
“后来就看到他骂他？”
“骂两句解解气。”老汉凄然一笑。他说半年前一怒之下，从地上捡起一块半截砖头，砸了那人的车子，结果给公安局拘留半个月，没想到没叫人家吃官司，自己倒进了号子里。“……骂骂心里舒服些，不然气得慌，对身体不好。”
临别前我说我能替他讨回他的工钱，叫他明天这时候来这儿等我。老汉听了扑嗵跪在我面前，连马路对面的人都朝我们这边看。
我再次走进那家绿色基调的咖啡馆时，那个绅士模样的中年男子，仍坐在那儿陪女人闲聊没走。我坐里面的一个桌位，要了一份黑山咖啡。那人显然已经完全忘了刚才的不愉快，脸上是一副从容自在的笑容。他眼睛看着对面的那个年轻女人，认真听她讲她的事。
过了半个多钟头，我拿开手里的报纸，招呼咖啡小姐过来。我问她能不能请那个穿西服的男人到我这儿来一下。后来我看到那人犹豫了片刻，才起身走过来。
“请坐，孙先生。”我客气道，“抽不抽烟？”顺手把一盒中华烟从桌上推过去。
“我们不认识。”
“我父亲认识你。”我说。
“你父亲是谁？”
“刚才骂你粗话的那个阜阳老头。”
“据我所知那个乡下人没有儿子。”
“我认他为义父，是他的义子。”
“你在说笑话。”这个姓孙的突然笑起来。“刚才我看到你了，你手里拿着麦当劳甜筒从这儿走出去……”
“是刚认的，才半个多小时。”
我一面点烟一面看他的脸。我知道他没把我放在眼里。跟这个穿意大利衣服的男人比，我身上这件皱巴巴的条绒茄克，使我显得像叫花子一样寒碜。
“不就是三千来块钱吗？”我说，“你少买两件拉达克衬衫就能还我义父的钱。”
“这件事已经通过劳动仲裁。”姓孙的说，“法律没要求我承担这项义务。”
“我义父不知道工资纠纷的仲裁时效只有三个月，更不知道劳动仲裁是法院诉讼的必要前置程序，所以这件事没进入诉讼程序就败诉了。”
“对不起我还有事，也不习惯跟一个陌生人闲聊。”
“如果你瞧得起我，请现在就把我义父的钱如数交给我，因为我已经答应他明天这时候给他。”
“我只能抱歉了。”他说，“因为我也不习惯承担法律不要求我承担的义务。”走了两步又掉过头来。“如果你认为我的衬衫是冒牌拉达克，只说明你没穿过真正的意大利衣服。”
我心里常常埋怨我父母把我养这么矮，踮起脚尖也不够一米六五，没法叫人瞧得起。
我付了账，一个人走出咖啡馆。
在街上我招手叫来一部出租车。上了车叫司机把车子停在马路对面。我给司机抽烟，一面跟他闲聊，直到那对男女从咖啡馆里出来。
我叫司机跟上那部刚启动的马自达小车。拐了好几个弯，那车子在一家饭店门口停下来。那对男女一起上饭店吃饭去了。吃完饭又去湖边闲逛，直到下午五点多才回去。
那个长相清秀的长发女人先下车，男人在车子里跟她摆手告别。
车子调头往山边疾驶，最后停在一处别墅房子跟前。
出租车司机是年轻人，嘴巴能说会道，脑子也很好用。
他说好像也有人在跟踪我们。
我说我知道。
司机把车子开回城里去，把跟踪我们的尾巴甩掉后我才下车。
按说我应该马上离开这座城市，连酒店也不能去了，可我已经答应那个让我认他为义父的安徽老人，答应替他讨回工钱，明天上午给钱他，不能一走了之。于是我在成衣店里买了一套小号西服，在理发店里变了一个时髦发型，然后堂而皇之地走在街灯亮起来的繁华街市上。
虽然春暖花开了，但夜里还是很冷。跟踪我的那两个人，现在就在这幢别墅前面的一条黑弄堂里。显然他们猜出我将再来一趟，只是没想到我会徒步走过来，让身子暖和暖和。后面的围墙很高，但拦不住我这个矮子。当我翻过围墙，径直跳到二楼阳台上的时候，屋里有人叫起来。
接着里面灯亮了。一个穿睡衣的男人打开阳台门，开了阳台上的灯，看到我站在他面前，拿枪指住他。这家伙肯定看得清我的脸，因为我不喜欢戴面罩，不喜欢拿女人的长统袜罩在自己脸上。
这是一间主人卧室。突然看到我走进来，躺在床上的女主人给吓得脸色煞白。她嘴巴张得很大，想叫却叫不出声音。我从裤袋里掏出胶带纸，叫她男人先把她的嘴封起来，再把手和脚都捆住。
“认出我了，孙先生？”我扬了扬手里的左轮手枪。
“你是怎么进来的？”他觉得奇怪。
“孙先生只知道国家法律有空子钻，不知道自己的房子有问题。假如是我，不会让那棵老树挨围墙那么近。”
“园林局不让我砍。”
“我想如果你白天答应了我，你和你夫人不会半夜受惊吓。”
“对不起。”
“我来取我义父的钱，拿到钱就走。”
我不是见钱眼开的强盗。事实上我从未抢过人家一分钱。就跟做买卖一样，我时常替人家做事情，拿人家答应我的钱，既不会多拿，也不会少拿。
这家人家的保险柜给打开后，我叫男主人从一堆现金中点出3250元，他欠我义父的工钱，就是这个数。用报纸包好，由我塞到裤袋里。
现在我自己拿胶带纸给这家伙捆手捆脚，然后封住他的嘴。
我冷静吸了一支烟，然后关灯，然后开枪。
扑的一声闷响，枪里的子弹是穿过枕头打出去的。
第二天更暖和了。我站在那个安徽老汉面前时，他完全认不出我来。我把钱给他，叫他赶快走开，因为这时我看到马路对面有两个大汉快步朝我走来。
慌忙推开对我千谢万谢的老人，我转身跑到咖啡馆里。这时我径直走入里面的洗手间，扣上门栓给警察打电话。
得知有人在闹市区持枪杀人，警车呼啸而至。
接着警察马上封锁这个街区，从咖啡馆里找到了我，并从我身上搜出一把左轮手枪。他们以为我就是他们要找的持枪疑凶，后来发现那个报警电话是我的手机打出去的，才觉得蹊跷不解。
“怎么回事？”警官厉声喝问。
“我杀了人。”我自首道。
“杀了谁？”
“一个男人。”
“什么时候？”
“昨天晚上。”
“在哪里？”
“人家家里。”
因为那个姓孙的没死，子弹只擦破他鬓脚上的一点头皮，所以法院没判我死刑。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在号子里给人家弄死，但从现在起，我不用怕人家跟踪我，怕人家追杀我。逃亡的日子有时候很不舒服，我想结束这种鬼日子。说实话，连我自己也不晓得到底谁在指使杀手追杀我。就像以前被我追杀过的那些受害者一样，我也是给蒙在鼓里糊里糊涂的。幸运的是，我每次做事情只用新枪，所以警察没查出我以前的血案来。
“你的左轮手枪从哪里弄来的？”警官问我。
“是在广西一个广西人卖给我的。”我恭敬回答。
“是美制越南枪？”
“没错，好眼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