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亲子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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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文革家书(1)

1966年开始,中国进入长达10年的“**********”时期。在那个特殊年代,老百姓的生活境况和精神面貌是怎样的?或许通过家书可见一斑。

千里书信只为想买收音机

张芦生:

你好,来信收到了,勿念。

关于收音机的事,接信后四处为你打听。正好我校有个老师有一部(才从天津买的半导体收音机,算上电池,价钱是37元,如果你要,可速汇钱来,我帮你买。本来他本人要,但我和他较熟,并一再说明需要,他同意让给你)。但我了解过几个人,都认为这种收音机的零件不太好,在四川实用,不知道在新疆能否收得到信号。这种收音机白天只能收到北京台和四川台,晚上会多收几个台。同时由于路远,在寄给你的路途上是否安全,这些你要考虑好。考虑的结果如果要买,就马上寄钱来。

我给你个建议,最好买一部春蕾牌的收音机,才57元一个,比较起来比37元的要好得多,但也要靠碰运气。总之,决定权在你,考虑好立即回信,要不然别人买去了,我也好回话。

代问你全家好,我们近来很好,两个小孩也很乖。妈妈也在这儿。谢谢你的关心,我们确实不需要什么,也太麻烦。

祝好。

泽荣

71年5月17日

芦生:

您好。

两次来信均已收到,正准备给你回信,正如你所预料的那样,接你前封信后我立即给爸爸去信请他帮你买,昨天接他回信他很愿意帮忙。但因他只能抽休息时间去买,同时不一定一出去就碰得上。因此,只有再等一段时间,等他买好后通知我,情况就是这样。

看了你这封信后,知道你们那里有人在上海,那当然更好买一些,因出差的人经常在外地,碰着的机会就多,准能买着。

至于爸爸那里,我去信给他说不买了就行,你不必客气,也用不着“对不起”,其实我也很想买一个那种收音机,我曾经给爸爸去信叫他买,因前段时间这种收音机很难看到,往往一出来就被买光了,因而没买上,不知最近的情况如何?但愿你能买上。

泽荣

71年7月15日

家书故事

1967年,32岁的张芦生从五家渠团场调到了昌吉榆树沟的财贸农场做打井工人。此后两年,为响应毛主席的《五七指示》,财贸农场变为“五七干校”。

在张芦生的描述中,该“五七干校”在生活物资供应方面还是相对较好的,通常不受票证的限制,但收音机这样的时髦家电在当时还是很难买到。

1971年,张芦生想拥有一部收音机,考虑到在内地购买可能更加方便,他就给四川老家的同学去信求助。即便这样一个小小的心愿,张芦生直到4年后才实现。

辗转数年终圆梦

1970年年底,一个偶然的机会,张芦生第一次见到了收音机,那是“五七干校”一名干部的。“只要小齿轮一样的开关‘嗒’的一响,那个跟土块差不多大的盒子里就有人说话了,可以从早说到晚。”张芦生说,他被这个神奇的东西深深地吸引了。

1971年,有了一定积蓄的张芦生决定买一台收音机。亲戚朋友劝他,那东西太贵,不如把钱省下来让娃儿、婆娘多添套衣服。可张芦生不听劝。

说服妻子后,张芦生在本地遍寻无着,就提笔给远在四川的同学徐泽荣写信,请她帮忙购买。

徐泽荣和张芦生住在同一个镇子,小学和初中一直是同学。1959年,初中毕业5年的张芦生来到新疆成为工人。而商人家庭出身的徐泽荣一直读到大学,毕业后成为当地一名教师。她的父亲在“****”期间未受到太大冲击,去上海谋了一份差事。

张芦生认为,徐泽荣能找到收音机的可能性很大。但是由于通信时间跨度大,张芦生几次与即将到手的收音机失之交臂。

1975年,张芦生带着一家5口回四川老家探亲,每到一处,他都要去国营门市部看看有没有收音机卖,可一直没见到收音机的影子。临行前,张芦生到四川仁寿县看望在电信局工作的侄儿时,却意外地在电信局旁边的一家小商店里发现了一部崭新的红旗牌收音机。这部晶体管收音机标价80元,张芦生二话没说掏钱买下了。

听到“敌台”心里慌

这台收音机有黑色的皮套子,套上的背带斜挎在张芦生这个1.75米个头的汉子身上显得有点短。张芦生可顾不上这个,从四川到新疆途中硬是一刻都没把收音机从身上摘下来。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张芦生说,就因为背着收音机,一家5口人走到哪儿都很惹眼。“等车的时候,好多小娃儿围上来看会说话的收音机,问我为啥人能钻到盒子里说话?大人就跟在我旁边一起听广播,一段播音完了,有人比我还紧张,说好好的咋一下子不响了……”照张芦生老伴的话来说,“老张那一路回来可是风光得很!”

作为一个打井工,张芦生每天工作都得在外面呆一段时间,收音机自然成了他的随身宝物。每次休息时,摆弄收音机就成了张芦生的最大乐趣,而工友们也靠听广播打发了很多空闲时间。

一次偶然的机会,张芦生独自休息时无意间收到了“敌台”,等缓过神来他慌忙关了收音机。因为他很清楚,一旦自己收听“敌台”的事被人知道并举报的话,马上就会被扣上“现行反革命”、“叛国分子”之类的帽子,一家老小就别想过安生日子了。

可是,****时期国内有限的几个“红色电台”每天的播报内容都很统一也很单一,主要是“最高指示”,报纸社论、革命歌曲、现代京剧等,因此,“敌台”截然不同的言论和丰富的节目形式让张芦生既感到害怕又被深深吸引。

张芦生每次都挑独自在工棚时偷偷地听,听完了总是会小心翼翼地把波段调到“红色电台”的位置上。

这么多年过去后,张芦生说,当时收听“敌台”可能大家心里都清楚,就是不说破罢了。

三十年后仍能用

当年,张芦生买收音机时还是追赶时髦的年轻人,如今他已是74岁的白发老人。

现在家住呼图壁县的张芦生退休10多年了,在新疆的50年里,他搬过好几次家,但很多具有****时代特色的东西他都保留得很好,其中就包括那台红旗牌收音机。30多年过去了,收音机看上去仍然很干净,显然是经常擦拭的结果。

张芦生说:“装上电池,还可以听,效果相当好的。”只是,电视机的普及让这台曾经被他视若珍宝的收音机更多的时候都是被束之高阁的。只不过,他会经常翻出旧时的东西,慢慢地整理,细细地看。每一样东西的背后都有一段故事,就像这台收音机的故事一样,有人情的冷暖,有时代的印记,还有主人公不可遗忘的人生片段。

(胡晓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