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避风头，才能走好人生路有能耐，别人自会欣赏，用不着拿出来显摆，强出风头只会让人反感。锋芒毕露固然会因耀眼的光芒而让人崇拜，但也免不了遭人暗算。老子的“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就说明争强斗胜的害处。他又说：“强梁者不得其死”，直接道出了好胜者必败的道理。无数事实证明老子的这些话堪称至理名言。
隋炀帝在位时立杨暕做太子。在立太子前，隋炀帝觉得杨暕要强，有冲劲，会是个有作为的人，但是立了太子后，杨暕过去的优点就变成了缺点。原来，杨暕不懂得收敛自己的锋芒，一直都没有改变“处处好表现”的习惯。
有一次，隋炀帝父子同猎，炀帝一无所获，太子却满载而归。炀帝本来就感到太子对自己不够尊重，这一下被儿子比得更加抬不起头来。不久，隋炀帝就寻了个罪名把杨暕的太子名号给废了。
在古代，皇子有能力，自然是顺利当上太子的一个条件。但是，如果成为太子，却不知道收敛自己，隐藏好自己的实力，就等于天上同时有两个太阳。对此，在位的皇帝自然是难以接受的，太子也就会遭到父皇的猜忌而被废黜。
唐顺宗刚刚做了太子不久就豪言壮语，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他曾经对东宫幕僚说：“我要竭尽全力，向父皇进言革除弊政的计划！”
他的幕僚听了，便告诫他：“作为太子，首先要尽的是孝道，殿下应该多向陛下请安，问些起居饮食冷暖的事情，而不应该过多地理会国事，尤其是改革这类敏感问题，就更加不能提了。如果太子过分热心，别人就会以为殿下邀名邀利，招揽人心。假设陛下因此而猜忌你，你将如何证明自己呢？”
太子听得如雷贯耳，此后就闭口不谈国事。尽管父皇德宗晚年荒淫而又专制，但是作为太子的唐顺宗始终都没有发言，直到他自己真正继位后，才开始了唐后期著名的顺宗改革。
对有大志向的人来说，低调做人并不是苟且偷生，而是一种以退为进的谋略。真正有才华的人要善于审时度势，隐藏自己的实力，这样才能待时机成熟时成就自己，而如果不知道隐藏，再能干也不免夭折。
真正聪明的人常常被误以为是傻子，能够酿出甘甜花蜜的花朵往往没有浓香，很多有才能的人喜欢深藏不露。尽管张扬个性、展示自我有利于推销自我，但是，对张扬的声音与行动，人们在思想上和心理上都很难接受。大部分时候，要让人买你的账，就要谦虚一点，不要锋芒毕露。
唐朝李泌是一名杰出的政治家，他曾几度匡扶唐廷，力挽狂澜，立下了卓著功勋。李泌自幼聪敏，博涉经史，小小年纪名气就非常大，唐玄宗夸他为“神童”，宰相张九龄呼他为“小友”。唐玄宗曾要授李泌官职，李泌固辞不受。唐玄宗没有办法，只好让他与太子结为布衣之交。尽管太子与李泌结交，但是太子不称他姓名，而称之为先生。
自小就名震天下的李泌没有因此而骄傲，反而更倾向于隐世修仙，极力想隐藏自己的才华。他经常游历于终南山，不过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天下安危，时不时还会出山做一些事情。
天宝年间，李泌看到天下的危机形势，遂赴朝廷论当世时务。杨国忠听说李泌的议论后非常嫉恨他，正想找个机会下手除掉他时，他又潜遁于名山。
安史之乱爆发后，太子唐肃宗即位，特召李泌陈述天下成败之事。之后唐肃宗要授给李泌官职，李泌再次请辞，说：“陛下屈尊对待臣下，把臣当成贵宾和朋友，这已经比宰相显贵多了。”后来，李泌实在请辞不过，便做了银青光禄大夫，虽不是宰相，不过权力却超过了宰相。
李泌规劝唐肃宗俭约示人，不念宿怨，选贤任能，收揽天下人心。在李泌的出谋划策之下，唐肃宗终于收复了长安、洛阳。
李泌见唐廷转危为安，便立即要求辞归山林。唐肃宗坚决不同意，说：“我和先生同忧，也应该与先生同乐，如今终于收复了河山，您为什么就想着离开呢？”
李泌说：“我有四个不能留下来的原因，一是我遇到陛下太早；二是陛下任用我过重；三是陛下对我的恩宠太深；四是我的功劳太大了。因此，我不可以留下来。”
经过一番劝说，李泌终于说服唐肃宗，归隐衡山。
到了唐代宗时，唐廷再次出现危机，皇帝又特召李泌出山，要拜他为宰相，然而，李泌一再请辞。代宗没办法，只好在宫中筑了一个书院，让李泌居住，一遇到军国大事就找李泌商量，李泌又成了事实上的宰相。当时局好转后，李泌又一次辞归山林。
李泌可算是一位布衣宰相，更可算是一位道士宰相，以一个道士的身份独得巨大的荣耀，李泌可谓千古一人了。
李泌能适时地收敛自己，规避风头，他以“好谈神仙，颇尚诡诞”为幌子，国家危亡时就出山全力辅佐朝政，功成之后则归山养性，这种隐藏自己的手段实际就是他始终能够在危局中自保乃至前进的关键。
明太祖朱元璋初起时，四方豪杰势力强过他的有很多。论资历他不如徐寿辉早，论粮多地广他不如张士诚富，论兵勇马壮他不如陈友谅强，朱元璋所占根据地又处于包围之中，但天下最终还是姓了朱，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朱元璋在前期采取了一个策略：“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广积粮”是积蓄力量，“高筑墙”是做好积极的准备，最为重要的是一条是“缓称王”，其目的是不让自己成为别人攻击的目标，这个不露锋芒、隐藏实力的策略让朱元璋获得了充足的准备时间，最终使他获得了天下至尊的位置。
即使拥有再多的真才实学，表现得再好，也要懂得收敛。如果一个人过于重视自己，就会忽略他人的存在，从而变得骄傲自大，容易成为孤芳自赏的人。当然，不强出风头并不是要你畏首畏尾，只是要把握好张扬与内敛之间的度，以免使自己陷于困境。
忍耐一时，也许便可峰回路转古语云：“一忍，可以当百勇；一静，可以制百动。”与其和狗争道被狗伤，还不如让狗先走，因为即使你将狗杀死，也不能治好被咬的伤。宋代大文学家苏轼在《留侯论》中说：“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有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做人做事难免有不如意的时候，若能低调一下，也许就会峰回路转了。自我克制便是一个低调做人的方法。
唐代宰相娄师德有个弟弟被任命为刺史，在赴任之前，娄师德觉得有必要提醒他一些为官之道。
娄师德问弟弟：“身居高官，如何才能不遭人妒忌？若被人妒忌，又如何保全自己呢？”
弟弟说：“从今以后，就算有人把口水吐在我的脸上，我也不会有怨言，我会把口水默默地擦掉。”
娄师德听了之后语重心长地说：“人家朝你吐口水，就是对你有意见，如果你把口水擦去，就表示你厌恶人家，这样做无异于火上加油。不如不擦掉它，让口水自己干，并用笑脸接受对方。”
娄师德的弟弟至此才真正明白了忍耐与克制的意义，在以后的仕途中也走得更为顺利。
在待人处世中要低调，当自己处于不利地位或者危险之时，暂时隐藏自己的实力，冷静下来往往可以审时度势，从而另辟蹊径，重新占据主动。
三国时期，诸葛亮六出祁山，驻扎于五丈原，直面曹操军队。曹军统帅司马懿和诸葛亮一样，也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物。司马懿深知自己的韬略不如诸葛亮，便采取拖延战术，一直按兵不动。
诸葛亮见此情况，便派人给司马懿送去一套女人衣服和一封信，信上说：“你如果不敢出战，便应恭敬地跪拜接受投降；假设你还有点男子气概，那我们就开战。”
见到诸葛亮如此猖狂，司马懿的左右非常气愤，纷纷请战，可是司马懿却没有答应。不久，诸葛亮积劳成疾而死，司马懿这才开始大张旗鼓地进军蜀地。
古语云：“一忍，可以当百勇；一静，可以制百动。”与其和狗争道被狗伤，还不如让狗先走。因为即使你将狗杀死，也不能治好被咬的伤。
隋末，炀帝十分残暴，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朝廷中很多官员也纷纷倒戈对抗隋炀帝。这样的状况使得隋炀帝的疑心病越来越严重，对大臣也有诸多猜忌。
那时，唐国公李渊声望很高，由于他多次担任中央和地方官，所到之处皆悉心结交当地的英雄豪杰以树立威望，因此，投奔他的人非常多。
隋炀帝对此深为忌讳，下诏让李渊到他的行宫去觐见。李渊听说皇上召见，知道隋炀帝此时的疑心病很重，不宜轻易犯险，于是称病推辞。
隋炀帝听说李渊病了，很不高兴。当时，李渊的外甥女王氏是隋炀帝的妃子，隋炀帝便向她问起李渊没有来朝见的原因，王氏回答：“他病了。”隋炀帝又问道：“会死吗？”
王氏把这个消息传给了李渊，李渊听后更加谨慎了。
为了不引起隋炀帝的注意和加重他的疑心，李渊故意败坏自己的名声，整天沉湎于声色犬马之中，不思进取。
隋炀帝听到这些果然放松了对他的警惕。但李渊却借此机会暗地里扩充自己的实力，最终在合适的时机起兵反隋，建立了大唐帝国。
古语有云：“三思方举步”，凡事都要能沉得住气。当你听到了不好的消息时，要冷静下来思考，让自己的眼光更宽更远。千万不要因为失去理智而显露自己的不良情绪，这样只会导致功败垂成。深藏不露的人不仅能够藏起自己的聪明和笨拙，还能藏好自己的不良情绪。
春秋末年，晋国大夫智、赵、韩、魏四家势强力盛，瓜分了晋国。可是，四家中力量最强的智伯野心最大，他想要得到更多的土地。
一次，智伯仗势向魏宣子索取土地。对此，魏宣子很愤怒，打算回绝智伯的无理要求。
这时，谋士任章劝他说：“主公为什么不满足智伯的要求呢？智伯很容易就得到了我们献纳的土地，他就会变得骄傲起来。诸侯见智伯无缘无故向别人索要土地，一定会加强戒备，这样下去，智伯的寿命也就不会长了。假如我们不答应他的要求，仅仅是以一家的力量与智伯对抗，力量不敌就会伤己，这是何苦呢？”
听了任章的话，魏宣子觉得很有道理，便顺从地割让了一块土地给智伯。
果然，智伯得到了土地之后就变得越来越自负了，他甚至自以为是四家中的霸主。不久，智伯又向赵襄子索取土地，遭到了赵襄子的违抗，智伯便兴兵讨伐。
这时候，魏宣子借机向韩康子说明利害，便联合韩康子、赵襄子把智伯消灭了。
魏宣子不仅克制住了自己的坏情绪，而且通过顺从的方法诱导对方，让对方变得更加骄奢，等到对方恶贯满盈、引起公愤之时，再举起“正义”大旗诛杀战胜之，这种深藏不露的手法可谓高深莫测。
如果人不能克制自己，不能藏起自己的不良情绪，就不仅不利于成事，还容易被人抓住弱点，从而伤及自身。《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三气周瑜，骂死王朗，都是利用他人情绪的弱点进击的例子。
有道是：“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能够沉住气的人才是大智大勇的人，即使面对侮辱、讽刺、嘲笑、欺凌甚至被围困，他们也能够保护好自己，并等待恰当的时机重新上阵。总之，能够忍人所不能忍，容人所不能容，处人所不能处，就能够成人所不能成之事。
功成身退，天之道所有高明的赌徒都懂得在适当的时候离开赌桌，一旦获得足够的成功——即使没有更多的成功，他们也会见好就收，因为他们知道，过多的好运永远都会伴随着更大的危险。范蠡有的人选择在功成名就之后享受随之而来的好处，而有的人则会选择功成身退。不同的选择会造成不同的结果。
春秋时期，吴越争霸。越王勾践手下有两位极为出名的文臣武将：文种和范蠡。借此二人的帮助，勾践最终不仅报了受辱之仇，还成就了一番霸业。
这两个人都是足智多谋的人，但是二人的个性却截然不同。文种对功名富贵的追求之心非常迫切，他从一个小县令做起，直至越国大夫，因而对自己的成就非常看重，而范蠡却恰恰相反，他觉得盛名之下难以久居。
灭吴之后，勾践就置酒大宴群臣，然而，群臣欢腾跳跃之时，勾践却面无喜色。范蠡见此，心中不由一动，他突然想起“敌国破，谋臣死”的古话，心中暗自思量：莫非越王也是这样？难道我将会有性命之忧？于是，他便去找文种相商，想告诉文种“兔死狗烹”的道理，劝说文种和他一同退隐。文种听了却不以为然，范蠡见此，只好摇头叹息，离开了文种的府邸。
两天之后，范蠡就向勾践辞行：“我听说主忧臣劳、主辱臣死。当年大王受辱于会稽，而我却没有死，就是为了等到今天的成功。现在应该是我为大王受辱而死的时候了。”勾践一听这话，就知道范蠡想要离开，就恳切地对范蠡说：“当年你与我一同前往吴国受苦，卧薪尝胆，现在国家兴旺了，你是一个大功臣，可以免去死罪。”
但范蠡去意已决，他叹息道：“我从老师那里学到了七策治国之计，用了五策就已经使越国富强了。如今，功成名就，国富民旺，我想把剩下的计策用在我自己的家业上，为子孙积下一份产业。”
勾践听了，再三挽留道：“你如果能够留下来的话，我就分一半国土给你作为酬谢。如果你执意要走，我就会杀掉你的妻子儿女及家人。”
范蠡依然坚定不移地说：“君子应该识时务，顺势而为，我的妻子有什么罪过？”
勾践含泪说：“如果你离开了，以后我还靠谁治理国家？”
勾践以范蠡全家人的性命相逼，范蠡也只好答应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