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在汉初经济恢复阶段，当时皇帝乘车不能驾着同样毛色的马，有的将相甚至不得不乘坐牛车。于是汉初的几代皇帝和皇室，多注意节俭，一反秦代皇室穷奢极欲的奢华作风。从汉高祖刘邦开始，就注意到这个问题。到惠帝以后，在“黄老政治”的影响下，几代皇帝和皇室都比较注意节俭。惠帝、吕后及景帝皆无过分铺张豪奢之举，形成节俭的风气，尤以文帝为甚。文帝大力提倡节俭，并且身体力行，为天下先。汉文帝不论在国事开支方面还是他个人花销方面，都精打细算，简朴从事。他严令各级官吏要“务省徭费以便民”。在刘恒当皇帝的二十三年中，宫室、苑囿、狗马及各种装饰器物都无所增加。他曾计划造一露台，供自己欣赏游玩之用，于是命令工匠计算成本，结果是大约要花费百金。刘恒觉得花费太高，对臣下说：“这相当于十户中等人家的财产。我居住在先帝营造的宫殿中，已经常常感到惶恐羞愧，为什么还要建造新的露台呢？”于是作罢。文帝就连穿衣也非常朴素，身为天子，常穿的却是粗糙的黑色绸料的普通衣服，他所宠幸的妃子也不许穿拖到地面的长衣，帷帐不准用带有绣花的贵重丝织品，以免带起奢侈浮华的风气。每逢灾荒之年，汉文帝往往令诸侯不必进贡，又开放属于皇家所专有的山林池泽，使民众能够通过副业生产保障温饱，度过灾年，扭转经济危局。汉文帝还宣布降低消费等级，精简宫中近侍人员，以减轻社会的负担。文帝为自己修建的霸陵，也要求从简，都是用瓦器建造的，不得以金银铜锡为装饰，随葬品使用陶器。因为其陵墓以自然之山势，陵上地面不筑封土，以求俭省，不致烦扰民众。临终时，他在遗诏中又重申薄葬的意愿，并且具体规定了减省葬祭之礼的内容。
汉初的法律比较简单，刑罚也比较轻简。刘邦入关中时“约法三章”，建立统一的西汉王朝之后，丞相萧何作《九章律》，成为西汉法律的基础。在汉初几十年中，统治者在黄老思想的指导下，继续约法省刑，以无为化天下。省去了那些妨碍人民正常生产生活的法令，统治者还不断地对秦的“苛法”加以淘汰，同时还不断宣布免罪、赦死等诏令。当时秦法规定，如果一个人犯罪，他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和子女都要连坐，重者甚至处死，轻则为官府奴婢。汉文帝废除了这一法令。
汉文帝曾与臣下两次讨论刑罚问题。汉文帝说：“我听说，法律公正，人民就会诚实，判罪恰当，人民就会服从。而且，管理人民，引导人民走正道不犯法的是官吏。要是既不能引导人民走正道，又用不公正的法律去治罪，这种法律反而要祸害人民，造成残暴行为，我看不出它的方便，应该再作考虑。”于是在公元前178年，陈平、周勃宣布废除有关连坐的一切法律条文，使有罪的按法律治罪，没有罪的不受牵连。
针对当时肉刑过滥的现实，汉文帝于公元前167年，给御史大夫下令废除肉刑，用别的刑罚代替，他说：“要做到使罪人各按罪行轻重，受到相应的刑罚，而不逃亡，满了刑期，就解除刑罚当平民。”丞相张苍、御史大夫冯敬根据这个诏令制定了一个取代肉刑的法令，经文帝批准于当年颁布。
关于臣下、庶民与皇帝的关系，过去的习惯总是错在下而功在上。即使皇上不好也不能说，否则就犯了“诽谤妖言罪”。如果碰上大的祸患，祭祀时就说皇上是英明的，都是臣下不好，这叫“秘祝”。老百姓诅天骂地，因天与天子、皇上连带，所以也就犯了“民诅上罪”。文帝统统废除了这些罪状，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在诏书中说：
“古代的时候治理天下，朝廷设立进善旌、诽谤木。以此寻求好的治国方法，招来进谏的人。现在法律中规定了诽谤妖言罪，这会使群臣不敢讲真话，使君主没法知道自己的过失。用什么办法把远方的贤良之士招来呢？祸是由怨恨导致的，福是由做好事得来的。百官的错误，是由于我没有把他们引导好。现在秘祝官把过错推到臣下身上，这更使我的德行不好，我很不赞成，不准再搞秘祝。”从而废除了诽谤妖言罪。
公元前165年，他又诏令诸侯王公卿及地方行政长官推荐品学贤良能直言极谏者，亲自策问，接受其合理的政治建议并且予以任用。
汉文帝废除秦朝酷法，其中主要的是废除肉刑。公元前167年，齐太仓令淳于公犯了罪要受到惩罚，被押送长安狱中。他的小女随父亲来到京师，并上书汉文帝，表示愿意变为官府奴婢，以赎其父的刑罪。汉文帝对此种做法非常感动，于是下令废除肉刑。所谓“废除肉刑”，实际是改为笞刑，但是由于笞数太多，受笞致死者屡见不鲜，因此用笞刑代替肉刑的做法，别人称为“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由于改笞刑太重，景帝即位后，不得不一再减刑。公元前156年，他下令笞五百减为三百，笞三百减为二百。尽管如此，受笞者死在笞下的现象，仍然时有发生，于是公元前144年， 再次下令笞三百减为二百，笞二百减为一百，对施刑的方法及所用的刑具，都作了具体的规定。在量刑断狱方面，文景时期也相对放宽。
从总的情况看，文帝、景帝时期的刑罚，与秦朝的苛法严刑相比，显然轻简了很多，与惠帝高后年间比较，也更趋于放宽。但是汉律作为统治工具，在文景时并未束之高阁。当时的“法治”与“德治”，始终并行不悖，对维护西汉的稳定起到了极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