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帝即位之时，汉代所存在的社会问题依然复杂多难。虽然经过二十余年的休养生息后有所扭转，出现“衣食滋殖”的状况，然而社会经济尚未根本好转。不仅国家财力不足，而且人民生活还相当困苦。造成这种贫困的状况，是“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农民遭受残酷剥削，同时淫侈之风日益严重，以及社会本末倒置，根本不注重农业生产。这表明汉初一度缓和的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到文帝时期又逐渐趋于表面化。另一方面，汉朝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斗争也日益加剧。继吕后排挤各刘姓诸侯王和平定诸吕作乱之后，汉文帝即位之初，又有济北王刘兴居起兵反抗汉廷中央，表明诸侯王势力的发展，正日益转化成为汉朝的对立面。汉统治集团内部相互残杀，正逐渐重蹈秦朝败亡的覆辙，潜伏着政局不稳的危机。文景时期的政治经济形势正面临旧的社会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新的社会矛盾又日趋尖锐的复杂情况。
在汉代的历史上，这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成败将决定汉王朝的命运。
文帝即位那年，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他重用谋臣贾谊，并命其总结秦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于是贾谊作《过秦论》，称：“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
把安民视为治乱之本。针对社会形势发展的要求，汉文帝在位二十三年，一直采取清静无为的统治方针，以黄老之学作为指导政治的主导思想，大力推行无为政治。在他即位不久，就接连下了两道诏书。第一道诏书说：“在春季要到来的时节，连草木和各种生物都有它自己的快乐，而我们的百姓中鳏寡孤独、贫穷困窘的人，有的已经面临死亡，而为人父母的不体察他们的忧愁，还干什么呢？要研究出一个赈济的办法。”第二道诏书说：
“年老的人，没有布帛就穿不暖，没有肉就吃不饱。如今正当岁首，不按时派人慰问年老的长者，又没有布帛酒肉的赐予，将用什么帮助天下的儿孙孝敬赡养他们的老人呢？现在听说官吏给贫饿老人发放饭食，居然用陈谷子，难道这符合赡养老人的本意吗？要制定相关法令加以约束和规定。”官府根据诏书给各县下达了下列法令：“年80岁以上，每人每月赐米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年90岁以上，每人另加帛二匹，絮三斤。所赐物品，由县令过目。郡太守派都吏巡行各县，进行监督发放。”这两道诏书的下达，初定了汉文帝统治时期的基本政治倾向。
在处理君臣关系方面，文景时期多取谦让宽容，以礼相待的态度，并且能够虚心纳谏，因而形成一种比较清明的政治空气。这对于稳定政局至关重要，也是推行清静无为政策的重要条件。汉文帝即位不久，就下诏令“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每次上朝时，郎、从官上书疏，未曾不止辇受其言，可谓从谏如流。汉文帝重申废除“诽谤、妖言罪”，也是为了广开言路，为了听取别人的建议，改掉自身的缺点。
有一次刘恒走进郎署，与署长冯唐闲谈，知道冯唐祖上是赵国人，父亲时住代郡，而他自己曾为代王，就对冯唐说，在当代王时，厨师上饭时说战国时赵国有个将军叫李牧，很能打仗，后来每吃饭时就想到这个李牧。他问冯唐知不知道李牧这个人。冯唐说：“赵国的将军中著名的是廉颇和李牧。”接着又讲了廉颇和李牧的许多事迹。刘恒越听越高兴，拍着大腿说：“唉呀，我要是有廉颇和李牧那样的将军，就不用担心匈奴了。”冯唐却说：“陛下就是得到廉颇和李牧，也是不能用的。”刘恒很生气，过了一会儿，又问冯唐：“你怎么知道我不能用廉颇、李牧呢？”冯唐说：“廉颇、李牧之所以能打胜仗，是因为赵国君主充分信任他们，给他们自主权力，不干涉他们的具体事务，只要求他们打胜仗。而现在魏尚当云中郡太守，优待官兵，打了很多胜仗，匈奴不敢接近云中，却因上报战功时交的敌人首级比他报的数字差六个人头，陛下就把他罢官、削爵、判刑。立了大功不受赏，出了小错受重罚。所以说就是得到廉颇、李牧，也是不能用的。”刘恒听了觉得很有道理，当天就赦免了魏尚，恢复他的云中太守职务，并任命冯唐为车驹都尉。
张释之是个严格执行法律的官吏，他以不阿谀逢迎、敢在汉文帝面前据理力争而著名，文帝任命他为廷尉。有一次，文帝出行到中渭桥，被一个行人惊了拉车的马。惊了皇帝的车马叫做“犯跸”。
于是此人被抓来交由廷尉处理，张释之查清案情，此人听到车马声音，远避不及，而躲在桥下，过了好一会儿，以为车马已过，却不料出来恰巧碰上了皇帝的车马，撒腿就跑，车马被惊。按法律规定，这种情况要“罚金四两”，张释之就这样判决了。刘恒非常不满，很生气地说：“这人惊了我的马，幸亏我的马温驯，要是别的马，不就伤了我吗？廷尉却只判了个罚款。”张释之说：“法律是天子和天下人共同遵守的，现在法律就是这样规定的，要判重了，会使法律在人民中失去威信。
当时要是就地把这人杀掉，也就罢了。
现在既然交给廷尉处理，而廷尉是天下司法的标准，一有偏差就会使天下的司法官丢开法律随意处罚。因此只能严格按律判决，希望陛下体察。”过了好一会儿，文帝才说：“廷尉是对的。”这件事说明当时一些重要的执法官员能够以公正为原则，而汉文帝以天下之尊，也能够虚心纳谏。
中国自古以来都把重农抑商奉为基本国策，汉文帝也认为：“农业，是整个汉氏天下的基础，同时也是人民生活的保证。”为了刺激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他曾“开籍田，亲率耕，以给宗庙荣盛”。他采纳“贵五谷而贱金玉”的主张，实行以粮食换取爵位或赎罪的政策。他曾多次下诏劝课农桑，还在农村乡里设“力田”之职，作为最基层的农官，经常和“三老”“孝悌”同样得到政府的赏赐。西汉王朝以这样的方式鼓励农民发展生产，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在汉文帝时代，直接从事耕作的农民的负担得以减轻。公元前178年和公元前168年，朝廷曾经两次宣布将租税减为三十税一。公元前167年，朝廷还宣布全部免去田租。
三十税一成为汉代的定制。汉文帝时代，算赋也由每人每年120钱减至40钱。减免的田租，主要受益者当然是拥有大片土地的地主，但自耕农的负担也相对减轻。
封建政府从土地和其他方面取得的收入，比起后代来数量少得多，赋税收入比起秦代的竭泽而渔式的压榨，更不可同日而语了。
西汉初年，政府比较清醒地认识到当时的社会形势，一改秦时徭役繁重之苛政，对征发兵役和徭役有所控制。当时的徭役主要与修建土木工程和战争有关，所以为了减轻人民的徭役负担，朝廷便尽量少兴土木、不发动对外战争。文帝在位时期虽然有几次征发农民修筑长安城，但每次都不会时间太长，即不超过一个月，而且都选在冬季农闲时候进行。同时为了避免胡乱征发，汉文帝时调用民力十分有限，劳役人员来自长安六百里内，人数最多十四万六千人，工期也以三十日为限。
汉文帝时，徭役征发制度又有新的变革，把男丁徭役由一年一事减为三年一事。公元前155年，朝廷把秦时17岁傅籍，即正式成为征发徭役对象的制度改为20岁傅籍，而著于汉律的傅籍年龄则是二十三岁。公元前149年诏令诸侯王丧葬，包括开掘墓坑、修治墓地及送葬等事，征用民役不得超过300人。汉初统治者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对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无疑是有积极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