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次，志诚于天地，常行恭敬之心；志诚于君王，当以竭力尽忠。志诚于父母，朝暮谨身行孝；志诚于朋友，必须谦让。如此志诚，自然心合神明。”
【释评】有句俗话说：“但行好事，莫问前程。”自古懂得积德行善的人都会福寿平安。佛语有云：“修百善自能邀百福。”多做好事对心理素质会渐渐造成一种良好的影响，那就是无时无处都能处在一种宁静坦荡的心境中。这当然是人生最大的快乐了。
古代有很多大家，都是懂得行善积德的人。我国戏曲界的名人，因为受职业、历史地位和生活习惯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所以他们自古就有“爱国、尊师、助同行”的传统美德。这种美德长期延续传播，从而维系了戏曲事业的发展，促进了戏曲艺人的团结，也加强和完善了戏曲艺术家在观众心目中的崇高形象。
有着“梨园泰斗”之称的大师程长庚就是乐善好施的典范。清同治、光绪年间，程长庚在戏曲界的地位已经非常高了，被称做是“执歌坛牛耳”。他不但技艺精湛，而且操行卓越。
穆辰公在其所著《伶史》中曾称，程长庚的品德“虽古之贤宰相，比之亦不及也”。而关于其艺术成就，《燕尘菊影录》则说，程是“融昆弋声腔于皮黄中，匠心独运，遂成大观”，台上表演更是“一经出场，不啻现身说法，使观者如面古人，肃然起敬”。尤为可贵的是，“长庚视同行如手足”“艺友每遇家资拮据，他必勇解私囊，从不吝惜”，而其自身却是“素行甚微”。
程长庚待同行如兄弟姐妹一般，哪家有困难，不管多少，他都会慷慨解囊相助。因为救济了别人，自己当然不能锦衣华服，生活只能“自俸低薄”，终年穿一件旧蓝布衫，“犹同乡下教书先生”。
那时候，每逢皇帝去世，都要“遏密八音”“停止娱乐”，此时戏曲艺人几乎都生活无着，为此长庚便带领大伙到城外小茶馆里去唱“清音桌”，所得收入全归众有，自己分文不取。
古语有云：“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中国人一直有着乐善好施的品德。但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做乐善好施的人。有的人虽然很有钱，看见有困难的人，不但不愿意帮忙，却还幸灾乐祸。
古时候有一位财主，家财万贯。财主家里雇了一群长工，长工们成年累月给财主干活，吃得差，睡不好。
有一次，一位长工家的孩子生病了，想要跟财主预支一点工钱给孩子看病。长工苦苦哀求财主，半晌，财主对长工说：“我平日里已经待你不薄了，给你们吃，每个月还付你们工钱。你现在孩子生病还来跟我预支工钱，我哪里有闲钱给你呢。我还得养这么一大帮长工呢。”
等长工一走，财主就吩咐自己的管家去集市上买几只上好的老母鸡，回来炖汤喝。谁知这一番话全被还没有走远的长工听见了，长工愤恨不已，想着自己在财主家里累死累活，却不能预支几两银子给孩子看病，心里实在难过。
过了几日以后，财主又因为一点小事责骂另一位长工。财主说：“我每天供你们吃喝，你们却不好好干活，你们真是连我家那头驴都不如。”
财主的谩骂让长工们异常气愤，他们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每天没日没夜地给财主干活，天还没亮就开始，一直做到天黑。无论春夏秋冬都是如此，财主没有满足的时候，集聚的财富既舍不得拿出来救济穷人，也不舍一分给长工。长工们对财主的不满与日俱增。
有一天夜里，财主家里着火。财主急忙跑到长工那里央求他们去救火。但是，人们都是冷眼旁观，没有一个帮助财主的。结果，一场大火，财主家被烧了个精光，他从此便落魄了，再也没有办法重振家业。
人不能太贪心，也不能太缺德。财主的做法无疑属于缺德。自己有足够的能力帮别人的时候，就应该伸出援手拉别人一把。这样自己有困难的时候，别人才会伸出手来帮助你。相反，如果你有能力帮助别人，却不去帮助，那么当灾难降临的时候，也没有人会理会你。
参透福祸，看淡得失
【原典】明莫明于体物。
注曰：《记》云：“清明在躬，志气如神。”如是，则万物之来，其能逃吾之照乎！
王氏曰：“行善、为恶在于心，意识是明，非出乎聪明。贤能之人，先可照鉴自己心上是非、善恶。若能分辨自己所行，善恶明白，然后可以体察、辨明世间成败、兴衰之道理。
复次，谨身节用，常足有余；所有衣、食，量家之有、无，随丰俭用。若能守分，不贪、不夺，自然身清名洁。”
【释评】有句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可以说福祸是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需要经历的。什么是失去，什么是得到，等半生以后，回头总结便会得出相应的结论。明智之人，应该在很早的时候就洞悉了祸福的规则，所以才会将得失看得很淡。因为看淡得失，所以会感到自己得到的总是比失去的多。
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它微笑，它就对你笑；你对它哭泣，它就对你哭泣。生活幸福与否，与你的主观世界有着紧密的联系：心中没有阳光的人，势必不会感受到温暖；心中没有花香的人，也不会发现花朵的娇艳。人生在世活的是一种心气，名利乃身外之物，没有必要为此背上沉重的包袱。拥有平和心态的人，会面带微笑地对待生活，属于你的镜子也必然会映射出一个阳光灿烂的笑脸！
《唐书·卢承庆传》中记载了这样一个事情：在唐太宗时期，卢承庆任“考功员外郎”一职。这里所说的“考功”属于礼部，主要负责掌管官吏考绩评功的。相传，卢承庆工作既公正又负责。一次，有一位负责运粮的官员因为一时疏忽，导致运送官粮的船只沉没，这个过失本应受到处罚。到年终考核时，卢承庆奉命给下级官员评定等级。等级的高低事关每位官员的仕途升迁，对此每位官员都很关心。因为运送粮船沉没一事，所以卢承庆给这位官员评了一个“中下”等级，通知他本人之后，那位官员的脸上没有流露出丝毫不悦之情或疑惑。之后卢承庆转念一想，并结合各种综合因素考虑，又将这位官员的评定改为“中中级”，然后又通知他本人，那位官员既没有讲任何客套话，也没有流露出激动的神情，卢承庆见他有如此雅量，就大加赞赏，脱口便道：“好，宠辱不惊，难得难得！”随即又将他的政绩改为“中上”等级。“宠辱不惊”便由此得来。
对此种境界，《幽窗小记》也曾记载过这样一副对联：“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空云卷云舒。”解意为：为人处世的得与失，能像花开花落那般平常，才能做到不惊；视职位的去与留，能像云卷云舒般变幻，才能做到无意。
“宠辱不惊，去留无意”说起来只有简简单单八个字，但做起来就困难重重，身为世间的凡夫俗子，怎能不为红尘所动，受名利所累？又如何能不喜不悲、不忧不畏呢？不然世间也不会有那么多人一生都在争名逐利，更不会有失意落魄、自怨自艾的人，中国古代的贬官文人就是很好的证明。
当然，在现代社会中，多数人面对宠辱还是难以自拔的。有人往往在“小荷才露尖尖角”时，便早已狂妄地无限拔高，并且还到处添油加醋地吹嘘自己的能力；也有的人在刚刚面对苦难委屈时就怨天尤人，发牢骚，甚至一蹶不振。这种对待宠辱的态度，往往会使自己陷入“泥潭”之中。只有将得失看淡，才能使自己有更好的发展。
禅宗有这样一个著名的典故：东山寺的老住持想从众弟子中选出一位接班人。经过重重选拔，最后剩下两位都很有慧根的弟子，一个叫神秀，一个叫慧能，这可难坏了住持。于是，住持便命他们每人作一偈。神秀作偈曰：“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慧能对此却不以为然，他作偈道：“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住持听完慧能的偈非常高兴，由此判断他已经达到心无外物的境界，所以就将住持一位传给他了。慧能后来则成为著名的禅宗第六祖。如何对待宠辱，关系到自己能否走好以后的路。那些心态平和的人，能在荣辱面前善于自拔，对待个人的得失也能处之泰然，即使在失意的时候，也能坚守自己的人生目标；而那些在荣辱面前不能自拔的人，往往会一味求荣，这样做于人于己都是毫无意义的。
真正做到“宠辱不惊”并非易事，重要的是人们要有坚定的信念、高尚的生活目标和符合实际的人生理想，而最重要的就是拥有思想深处的修养——宠辱不惊。谁言是荣？谁言是辱？人的精神世界本来就是一只奋力扑飞的飞蛾，不是扑向精神化的宏观世界中，就是扑向物质化的虚幻世界中，能否在其中璀璨地狂舞，就要看你拥有什么样的心态。
可以说古往今来，大凡成事者无不具有“宠辱不惊”的品质。虽然普通人不能像佛家一样进入一个无我、心无外物的高超境界，但是我们至少能够努力地做到临危不惧，临辱不惊，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既是一种心态，也是一种气量，更是一种风淡云清的心态。
知足福无尽，多欲苦无边
【原典】吉莫吉于知足，苦莫苦于多愿。
注曰：知足之吉，吉之又吉。圣人之道，泊然无欲。其于物也，来则应之，去则无系，未尝有愿也。
古之多愿者，莫如秦皇、汉武。国则愿富，兵则愿疆；功则愿高，名则愿贵；宫室则愿华丽，姬嫔则愿美艳；四夷则愿服，神仙则愿致。
然而，国愈贫，兵愈弱；功愈卑，名愈钝。卒至于所求不获而遗恨狼狈者，多愿之所苦也。
夫治国者，固不可多愿。至于贤人养身之方，所守其可以不约乎！
王氏曰：“好狂图者，必伤其身；能知足者，不遭祸患。死生由命，富贵在天。若知足，有吉庆之福，无凶忧之祸。心所贪爱，不得其物；意在所谋，不遂其愿。二件不能称意，自苦于心。”
【释评】广厦千间，夜眠七尺；珍馐百味，不过一饱。人生所需，其实甚少。懂得个中道理——其实是常识，人才会知足，才会常乐。圣人之道，淡泊无欲。
对于身外之物，来就来，去就去，无须牵挂。范仲淹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财物的聚散多寡，不值得为之大喜大悲。佛家认为有求皆苦，人的生、老、病、死莫不因为人愿望渴求太多而苦难缠身。禅宗讥讽：“一具臭骨头，何为立功课？”儒家认为无欲则刚，恭谦俭让，对人不求名，对物不求奢，是为君子。道家则根本以“无欲无求，一身傲骨，两袖清风，遨游人间”为美。
只是，人心不足，欲海难填，然而，其结果只能有如秦皇、汉武。清心寡欲，治国如此，养生亦如此。
人生在世，常常被名利所累、所束缚，其实名利对任何人来讲都是一种心理上的慰藉，因为它很少被用到，只是对自我价值的一种评定，因此，名利只不过是一个人为自己挣得身价的筹码而已。但是没有名利的人，常常会对自己的价值产生怀疑，进而对自己在世上的价值失去信心。为此，很多人不惜终身求索名利，最终使名利的绳索变成自己人生的绞索，由此断送了所有的快乐。
名利财货、声色犬马、纸醉金迷，古往今来，多少人为此心迷神醉，永无止境地追逐，结果往往是身体、精神两头受累。
金钱名利促使人追求进步，金钱名利也阻碍人向前迈进，金钱名利还会使人掉入万丈深渊。所以，智者往往会将名利看得很轻，方能超然物外，活得轻松快乐。
宋代禅师雪窦与学士曾会交往甚好。一日，两人恰好在淮水边上相遇，多日不见的曾会关心地问道：“禅师，最近你要去哪里旅行呀？”
雪窦禅师回答道：“云水僧人四海为家，没有固定的去处，可能去钱塘看看，也可能去天台看看。”
曾会说：“禅师如果想去灵隐寺的话，我倒是有位朋友可以介绍给你，就是该寺的方丈姗禅禅师。他是我的方外之交，我想他一定会盛情接待你的。”
于是，曾会就给姗禅禅师写了一封信函，然后递给雪窦禅师。而后，雪窦禅师就怀揣着曾会的信函前往灵隐寺。到了灵隐寺，雪窦禅师并没有将信函交给方丈姗禅禅师，而是先到寺内挂单住进云水堂，与所有普通僧人一样，过着简单忙碌的僧众清苦生活，每日上殿、过堂、参禅、早起早睡，就这样一转眼三年过去了。
第四年的春天，曾会因公事来到浙江，便想起了好友雪窦禅师，于是就顺路到灵隐寺去探访他。但是问过寺院里的僧众，几乎没有一个人知道雪窦为何许人也，就连住持也不知道雪窦是否来过灵隐寺。于是，曾会决定亲自到各个僧房寻找雪窦禅师的踪影，虽然寺内僧人众多，约有一千多位，但曾会也丝毫不敢松懈，经过他一一辨认，终于找到了雪窦禅师，他第一句话就问：“你在这儿居住这么长时间，为何不去拜访一下这里的方丈呢？是不是我给你写的信函弄丢了？”
雪窦禅师微笑着回答：“我是个云水僧，一无所求，岂可打扰别人？”说着，就从怀中拿出曾会写的信函，两人便对视哈哈大笑起来。
与雪窦禅师一样，善慧大师也能够视名利、权贵为身外之物，以平常心对待这些名利。有一天，善慧大师正在讲授经文时，梁武帝亲自驾到。于是，众人都站起来迎接，唯有善慧大师依旧端坐着不动。此时，梁武帝的一位侍臣赶紧上前对善慧说：“圣驾在此，为何不起立呢？”
善慧坦然回答：“法地如果动摇，一切都会不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