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子胥是春秋末年著名的军事家，对于伍子胥的死，后世有着诸多争议，屈原曾赋诗咏叹道：“吴信谗而弗味兮，子胥死而后忧。”孔子的学生子贡也说：“胥执忠信，死贵於生。”然而到了宋代，儒学家魏了翁却指责伍子胥“叛国”，称他为“逆臣”。此后，关于伍子胥的争议之言不绝于耳，对于他的评判也是褒贬不一。但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伍子胥的自杀与吴王夫差不纳忠言，阻塞他进谏之路有关。伍子胥的死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冤案，他的离去是多方作用的结果，是当时的形势造就了伍子胥的冤案。
一、国仇家恨，怀志出逃
伍子胥名员，字子胥，春秋时期楚国人。他的父亲伍奢是当时楚国的大夫。伍子胥少年时就好文习武，才艺过人，性格勇敢，足智多谋。伍子胥的先祖曾经因为向楚庄王直言进谏而闻名国内，因此伍子胥的家族在楚国相当有名。
根据司马迁的《史记》记载，伍子胥的父亲伍奢在当时担任楚国太子建的老师，太子建的身边还有一名少傅叫做费无忌。费无忌为了受宠于楚平王，曾想着离开太子到楚平王的身边。于是他四处诋毁太子，还在楚平王面前说太子的坏话。伍奢知道费无忌想要谗毁太子，劝楚平王不要听信小人之言而伤害了骨肉之情。平王一气之下，就把伍奢关押起来，并且派人召伍奢的两个儿子伍尚和伍员入宫，并且声称如果他们不去，就把伍奢杀死。
伍奢的大儿子伍尚听说了之后，就准备入楚都。临行前，他对弟弟伍子胥说：“我知道这一走会有去无回，但是如果我不去，我们兄弟会遭到天下人的耻笑。你有能力报仇，因此你可以逃走，我去送死。”于是伍子胥出逃，伍尚到了楚都，和父亲一起被杀害。
伍子胥出逃后，在宋国和太子建会合，此后一直在各个小国之间辗转。一心想回国夺政的太子建在一次政权斗争中被杀，伍子胥无奈之下，只能带着太子建的儿子胜逃往吴国。
可是当时要去吴国，就必须经过吴楚两国交界的韶关。而楚平王早就下令在楚国各地悬赏捉拿伍子胥，因此各地盘查得都十分严格。伍子胥和公子胜经过一番乔装打扮才逃出了韶关。
关于伍子胥逃脱追捕一事，民间流传的另一种说法是：伍子胥在当时严格的盘查下不敢过关，只好带着公子胜四处躲藏，到处避难。伍子胥当时背负着深重的国仇家恨，心绪难平，眼见投奔吴国报仇的计划难以实施，竟然一夜之间愁白了头。
幸运的是，在这样的危急时刻，一个名叫东皋公的隐士帮助了伍子胥。他让一个相貌酷似伍子胥的朋友假扮成伍子胥出关，而把真正的伍子胥化装成一个砍柴的老人，乘机逃出了韶关。
《史记》记载：伍子胥逃出韶关后，楚国的追兵已经赶来。这时，江上一个渔翁见到情况危急，于是送伍子胥过江，帮助他摆脱了追兵。伍子胥很感谢渔翁，于是将自己佩戴的价值百两黄金的宝剑送给渔翁作为谢礼，但是渔翁却拒绝说：“楚国的法令之中，抓到您可以赏粟五万石，爵拜执珪（楚国最高爵位，又称上执珪），哪里是您这把价值百两黄金的宝剑可以相比的呢？”可见在当时的楚国，伍子胥是很得人心的。
伍子胥出逃之后，还没有到吴国就生了病，一路上靠乞讨才到了吴国。伍子胥怀着对楚平王的愤恨，隐忍保身，为日后复仇做好了铺垫。
二、韬光养晦，静待时变
伍子胥投奔吴国时，吴国的实力还很弱小。当时是吴王僚当政，公子光为将。伍子胥通过和公子光结识，借用公子光的关系得以与吴王见面，后吴王任用他为大夫。
后来，楚国的边邑小国钟离和吴国边邑的卑梁氏之间产生了矛盾，楚平王派兵伐吴。吴国也不甘示弱，派出了公子光讨伐楚国，结果攻克了楚国的两个地方。然而当伍子胥劝公子光乘胜进军，攻破楚国时，却遭到了公子光的反对。公子光私下里对吴王说：“伍子胥的父兄都被楚王杀害了，他是想趁此机会报私仇。我们如果因为这件事而进攻楚国，是不会成功的。”吴王僚听从了公子光的话，就此罢兵。
据此，伍子胥知道公子光想要自立为王，为了避免卷入这场吴国宫廷内部斗争，他向公子光请求和太子建的儿子公子胜退居乡野。公子光希望他帮助自己夺取吴王之位，伍子胥自然不会同意。于是，伍子胥向公子光推荐了专诸，自己退到了幕后。
这对伍子胥来说，是个一箭双雕的计策。一方面，他自己可以在安全的幕后观察时局的变化；另一方面，他又可以通过自己的朋友，来了解宫廷内的动向。这样，伍子胥表面上退出了宫廷，实际上却时刻关注着形势的变化，等待着大展宏图的机会。
三、振兴吴国，能力尽显
伍子胥很快就等到了绝好的时机。公元前516年，楚平王去世，太子轸即位，即楚昭王。吴国想乘楚国内部更替、政权不稳的时机派兵去攻打楚国。可是战争并没有像吴国想像得那样顺利，吴军被楚军截断了后路，被围困在楚国境内。公子光认为自己的机会来了，就和专诸商议乘国内军力空虚的时候发动武装政变，推翻吴王僚，自己取而代之。最终公子光借着一次酒宴的机会刺杀了吴王僚，成功地夺取了吴国的王位，即吴王阖闾。
由于专诸在刺杀吴王僚的行动中身亡，阖闾又把隐居的伍子胥召回了朝廷，并且让他参与国家大事的谋划。而在这时，楚昭王杀了大臣伯州犁，他的孙子伯嚭逃到了吴国，吴王把他用做大夫。从此，吴国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
吴王阖闾是一位很有政治远见的政治家。他一上台，就意识到吴国要强盛就必须改革，而改革就要用人。他首先启用伍子胥，让伍子胥参与国家政事。《吴越春秋·吴王僚使公子公传》在评价伍子胥在吴国的贡献时说：“为人少好于文，长习于武，文治邦国，武定天下，执纲守戾，蒙垢受耻，虽宽不争，能成大事。”不仅如此，伍子胥还善于发现和推选人才。公元前512年，伍子胥七次向吴王阖闾推荐孙武，使吴国又多了一位武将。
伍子胥在阖闾做了吴王之后，很快表现出了自己的能力和见识，吴王对他十分看重。阖闾在与伍子胥谈论安邦定国、兴霸王业的改革纲领与目标时，伍子胥提出了“凡欲安君治民，兴霸王业，从近制远者，必先立城郭，设守备，实仓廪，斯则其术也”的具体改革方略。对于伍子胥的这一方略，吴王十分赞赏，并加以实施。这一改革方略总概起来，不外乎三个方面：
在政治上，选贤任能，内修法制，强化奴隶制政权。要强化统治秩序，就要修改和完善法制法令。伍子胥具体修改了哪些法制法令，已经无据可查，但根据史书的记载，他修改法制是相当成功的。《吕氏春秋·本味》说：“子胥乃修法制”，所以老百姓能“行其令”，“明于法禁”。
在经济上，伍子胥主张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增加粮食储备，为吴国日后争霸天下打下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作为一个军事家，伍子胥深知粮食之于战争的重要意义。正所谓“三军未动，粮草先行”，没有丰足的粮草作为保障，吴国争霸天下的目标就难以实现。因此他强调发展生产，主张扩大耕地面积，动员吴国人民从事农业，增加粮食产量。经过几年的努力，“城郭成，仓廪实”，完成了广积粮的工作。
在军事上，伍子胥主张高筑城墙，增强吴国的防御能力；提高军队素质。吴国想要争霸，最直接的竞争对象首先是楚、越。因此，为了防备楚和越的进攻，吴国在城防的建筑上，针对这两国做了精心的准备。“欲西破楚，楚在西北，故之阊门以通天气，因复名之破楚门”，“欲东并大越，越在东南”，“越在巳地，其位蛇也，故立蛇门。吴在辰，其位龙也，故小城南门反羽为两鲵，以象龙角”。在城防的建设上，吴国采用了大城套小城的总体规划与建筑模式。伍子胥以象天之八风，建了八个陆城门，以象地之八卦，建了八个水城门。《吴都赋》记载说：“通门二八，水道陆衢。”《吴地记》也有着同样的记载：“八门皆通水陆”。同时，伍子胥还在城中纵横间挖掘了许多叫做“百尺渎”的小河，相互通连，江海相接，成为当时吴国运送粮食和装备的主要运输通道。此外，吴都的双层结构，也加强了吴国的防御力量。吴小城，周长6公里，是吴王及吴国贵族们的居住地。吴大城，周长近25公里，城内驻有军士，设有兵营和仓库，水陆相通，进可攻，退可守。同时，大城还是吴国手工业和商业的聚集区，也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在提高军队素质上，吴国做了两方面的准备：一是“选练士习战斗”，主要“习术战，骑射御之巧”。伍子胥把孙武推荐给吴王阖闾之后，孙武就成为了当时吴国军队的训练总指挥，“威行于众，严行于吏，三军信其将畏（威）者”，大大提高了吴军的战斗力和军队素质；二是铸造精良兵器，主要用于装备步军与水军。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经过伍子胥改革，吴国的冶铁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吴军武器装备有了很大的提高。
伍子胥在吴国进行的社会改革，使得吴国经济和军事实力大增，成为了当时割据一方的大国。吴王阖闾也开始积极准备对各国发动战争，吴国的争霸之路就此拉开了帷幕。
四、大仇得报，鞭尸疑云
在伍子胥社会改革的推动下，吴国很快就成为了雄踞东南的一方强国，国力日盛。吴王阖闾也开始了他天下争雄的霸业。阖闾即位不久，就连连对楚、越两地用兵，并且连续攻克了楚国的舒地、六蚕以及居巢。其间，伍子胥还曾在豫章大败楚昭王，粉碎了楚国的反击。
对楚国战争的节节胜利，让吴王阖闾灭楚的决心更加坚定。到了第九年，吴王阖闾向伍子胥和孙武询问，伐楚的时机是否已经成熟。两人建议吴王与唐国和蔡国合作，联合伐楚。阖闾听从了他们的计谋，准备攻打楚国。
公元前506年，吴国联合蔡国大举进攻楚国。这场战争的艰苦程度远远超过了双方军事家的估计。双方经过多次交战，伤亡惨重，最终吴国接连五战都获得胜利，一直打到楚国的都城郢，楚昭王仓皇出逃，吴王遂入主郢都。至此，吴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这次胜利对于伍子胥来说，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他终于可以一偿心愿，大仇得报了。吴军进入郢都后，伍子胥四处搜寻楚昭王的下落，但是都没有找到。盛怒之下，他挖开了楚平王的坟墓，鞭尸三百下，以消除自己的心头之恨。这件事引起了楚人申包胥的不满，他向秦哀公去求救。秦哀公被申包胥的忠义所感动，于是派了五百辆兵车救援楚国，并且击败了吴国。吴王阖闾撤兵回国，楚昭王也得以回到郢都。
此后，吴王阖闾更加重用伍子胥，在伍子胥与孙武的辅佐下，吴国“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国势极为强盛，威震天下。
然而伐楚的战争，也成为了后人对伍子胥个人评价的分水岭。东汉赵晔所著的《吴越春秋》一书中，还提到了伍子胥“令阖闾妻昭王夫人，伍子胥、孙武、白喜亦妻子常、司马成之妻，以辱楚之君臣也”。《东周列国志》则声称昭王夫人后因不堪其辱而自杀。对伍子胥“倒行逆施”的谴责之声也由此开始。
但对于《吴越春秋》中的这个记载，也有很多学者提出质疑。他们认为，以伍子胥当时的身份，“妻子常、司马成之妻”还有可能，但怎么能“令阖闾妻昭王夫人”呢？这既不符合常理，也不符合逻辑。
此外，关于伍子胥鞭尸的故事，中间还有一个插曲。据《史记·伍子胥列传》记载，申包胥和伍子胥原本是一对好友。伍子胥从楚国逃亡的时候，对申包胥说：“我一定要灭掉楚国。”申包胥则表示自己一定会保卫楚国。伍子胥回到楚国后，申包胥看到伍子胥为报私仇而带领大军灭了楚国，甚至还要鞭笞死人来出气，就派人对伍子胥说：“你的报仇未免太过分了！我听人说，人多可胜天，但天道也能破人谋。你从前是平王臣子，现在却侮辱他，难道这不是丧尽天良的极致吗？”伍子胥对来人回复说：“我老了，日子有限，已经像快要落山的太阳，但路途仍然遥远，我急于报仇，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做这样违背常理的事情！”
这就是成语“倒行逆施”的由来。其实，关于伍子胥鞭尸的故事，古代文献中一直存在着“鞭尸”和“鞭坟”两种不同的记载，而近年来，学者们甚至又提出了一种完全否定“鞭尸”和“鞭坟”的第三种意见。
其一，鞭尸说。“鞭尸”的说法最为普遍，司马迁在《史记》中对伍子胥鞭尸的这段经历也做了记载。《史记·吴太伯世家》说：“子胥、伯嚭鞭平王之尸，以报父仇。”《史记·伍子胥列传》则更为详尽：“及吴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后已。”可见，此事应当是有一定根据的。西汉另一位学者杨雄的《法言·重黎》也采用了这种说法，并且还批评伍子胥“鞭尸籍棺，皆不由德”。到了东汉，赵晔的《吴越春秋·阖闾内传》中除记有“掘墓鞭尸”的情节外，更增加了“左足践腹，右手扶其目，诮之曰‘谁使汝用谗谀之口，杀我父兄，岂不冤哉’”的细节。照此看来，伍子胥掘墓鞭尸的说法，至少在汉代的时候得到了更多学者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