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亚夫出自将门，是西汉大将周勃的儿子。俗话说：虎父无犬子。周亚夫与其父一样，是一个治军行军的大将，他因治军严整而受到文帝的称赞。他平定叛乱，战功卓著；他位高权重，官拜丞相；他鞠躬尽瘁，对皇帝和国家忠心耿耿。但是，周亚夫最后落得的下场却是在狱中绝食而亡。
关于他的死因，千百年来说法不一。有人说周亚夫的惨死是因为梁王的谗言，梁王在平定七国之乱时就与周亚夫结下仇怨，并且发誓一定要报仇雪恨，正是他的小人之言，导致了周亚夫与景帝的疏远；也有人说周亚夫的惨死是因为景帝的猜疑，自古以来，功勋卓著、功高盖主的大臣很少不被皇帝所猜疑，周亚夫这样重权在握又不懂得恭顺的臣子，自然更是不能被皇帝所容，常言道：“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四方既然已经平定，留下周亚夫这样威名远扬又一身傲骨的“良弓”，除了后患无穷以外又有何益？还有人说周亚夫惨死是政治权力斗争的结果，因为周亚夫被卷入太子之位的争夺战中，自然也就沦为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更有人说周亚夫的惨死是由于他自己的性格缺陷所致，他耿直、桀骜不驯的性格特点，以及过于讲求原则性、不懂变通的处事方式，都为他的死亡埋下了隐患。
一、将门之后，治军极严
说起周亚夫，必然要提及其父周勃。
周勃乃西汉名将，是辅佐汉高祖刘邦的重臣，他在灭秦、灭楚的战争中立下了赫赫战功，被尊为列侯。他位高权重，被汉高祖刘邦倚为股肱委以重任，成为高祖最信任的大臣之一。
吕后乱政期间，周勃对巩固刘氏王朝方面又立下了不朽功勋。
当时的刘、吕之争迫在眉睫，周勃当时虽身为太尉，但手中已没有兵权，他一方面密令灌婴按兵不动，一方面在朝廷内部设计夺取吕氏的兵权。周勃先是骗上将军吕禄说要给他封地，让吕禄离开军队。正当吕禄信以为真的时候，灌婴与诸王联合的消息外传，吕氏集团马上准备发动叛乱。由于事态的突然变化，作为内应的周勃当即果断假传诏命，并派人催促吕禄交出将印，吕禄中计交出了兵权。周勃接到将印后，立即下令说：“为吕氏右袒，为刘氏左袒。”将士都袒露左臂，表示拥护刘氏王朝。最后，周勃与陈平共同拥立代王刘恒做了天子，就是后来的汉文帝。
周亚夫是周勃的次子，自幼就熟读兵书，在军事方面显示出了过人的才能。最初，周亚夫只是在河内做郡守，汉朝的法律规定，爵位是传给长子的，因此，周亚夫并没有指望自己有一天会封王拜爵。当时著名的女相士许负看完周亚夫的面相后说：“您的命相比较尊贵，三年之后可以封侯，再过八年，就可以做丞相，地位显贵。但您再过九年，就会因饥饿而死。”周亚夫听完后哈哈大笑，他说：“我是绝对不可能被封侯的，因为我的哥哥已经继承了父亲的侯爵，即便他死去，爵位也会由我的侄子继承，怎么会轮到我呢？说我饿死也是自相矛盾的，因为既然我已经尊贵了，又怎么会有饿死的可能呢？”许负见他不信，就指着周亚夫的嘴角解释给他听：“您的嘴边缘有条竖直的纹已经到了嘴角，这就是一种饿死的面相。”周亚夫听后只是置之一笑，自负的他并没有过多的在意。
过了三年，周亚夫的哥哥周胜之因为杀人罪被剥夺了侯爵之位。汉文帝顾念周勃对汉朝立下的赫赫战功，以及铲除吕氏叛党的功劳，因而并不愿意就此剥夺了周家的爵位，于是下令让朝中大臣推选周勃儿子中最好的一个来继承周勃的爵位。大臣们一致认为周亚夫很有才能，因而文帝下诏由周亚夫继承其父的爵位。这样，许负预言的第一项得到了证实。
周亚夫受封后，其军事上的才能逐渐显现出来。他因为治军严整而闻名，并以此得到文帝的褒奖，他治军严整的故事也成为后世军纪严明的楷模，而被人传诵至今。
周亚夫治军，《史记》也有记载：汉文帝后元六年，匈奴单于起兵攻打中原，汉文帝连忙派兵抵抗。为了保卫长安，他派了三位将军分别带兵驻扎在长安附近：刘礼驻扎在灞上，徐厉驻扎在棘门，周亚夫驻扎在细柳，汉文帝想用这种阵形来应对匈奴的来犯。有一天，汉文帝亲自到这三个地方去巡查慰劳军队。他先来到灞上，刘礼和他的部下将士听闻皇帝驾到，都纷纷骑着马来迎接。汉文帝走时，将士们又列队欢送。接着，汉文帝又来到棘门，受到的迎送仪式也一样隆重。但是，最后到细柳的时候，情况却大为不同。皇上的先头部队到达了，但却进不了营门，于是就说：“皇上快要来了。”军营前的都尉不慌不忙地说：“将军规定，军中只听将军的军令。没有将军的命令，皇上也不能进去。”过了不一会儿，皇上到了，还是进不了营门。这时候，皇上就派了使臣拿着符节传旨给周亚夫说：“我要进入军营慰劳军队。”周亚夫才传出令来打开营门。营门口的军官对皇上的侍从说：“将军规定，军营里不许车马奔跑。”侍从皇上的官员都很生气，觉得周亚夫对皇上太无理了。汉文帝吩咐大家放松缰绳，缓缓地前进。进入军营，汉文帝看见将士们都是披盔带甲，弓上弦，刀出鞘，完全是一副随时准备战斗的样子。周亚夫披戴着全身盔甲，手持兵器，拱手行礼说：“穿着盔甲的武士不能下拜，请允许我按军礼参见。”文帝深为感动，脸色显得严肃起来，伏在车驾前面的横板上答礼，并派人过去致意道：“皇上专程来慰劳将军。”慰劳的仪式完，汉文帝就离开了。走出军营大门以后，众位大臣都感到惊诧，受此冷遇，文帝怎么若无其事？这时，汉文帝说：“这才是真正的将军！他领导的才是真正信守军令的军队！先前驻扎灞上、棘门的军队，松松垮垮，就像是儿戏，一旦敌人来偷袭，必定会沦为俘虏。像周亚夫这样以信治军，敌人焉敢来犯？”在这一次视察中，汉文帝认定周亚夫是个信守军规、从严治军的军事人才，就把他提升为负责京城治安的军事长官——中尉。
从此之后，大将军周亚夫的名字响彻汉军的军营，甚至汉文帝驾崩前，在病榻之上还告诫太子说：“即有缓急，周亚夫可任将兵。”
周亚夫治军的严谨在这个故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即使是皇帝在军纪面前也要一视同仁，不能有半点特殊，他这种信守军规、从严治军的管理方式，与他耿直的性格息息相关。在军事上讲究的是服从命令，任何理由在军令上都是多余的，周亚夫这一耿直的性格在行军打仗上是优点，在军事管理上是长处，但是在险恶的政治斗争中却是一种致命伤。这一性格为他以后的死埋下了隐忧。
二、平定七国之乱
汉景帝初年，西汉刘姓诸侯依靠经济上的富强，政治上也越来越骄横，大有与中央分庭抗礼之势。景帝采用了御史大夫晁错“削藩”的建议，终于导致了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激化。
公元前154年，以吴王为首发动了七国叛乱，危及西汉中央政权。吴王起兵二十余万，来势凶猛，渡过淮水，联合楚军围困了梁孝王刘武的封国。景帝知道七王反叛的消息后，任命周亚夫为代行太尉，率兵迎击。
周亚夫经过深思熟虑，想出了一个制敌平叛的决胜方法，那就是想方设法截断叛军的粮道。自古以来粮道是行军打仗的重中之重，一旦粮道被切断，全军上下必然会军心大乱，那时将人人无心恋战。但是周亚夫对这个计策也是有所顾虑的，因为梁国已经被围困，要切断粮道就必然要先暂时舍弃梁国的安危，但是这个梁国是梁王刘武的属地，梁王刘武与景帝是一母同胞，都是窦太后的儿子，无论是景帝还是窦太后都对这个最小的弟弟、最小的儿子宠爱有加，窦太后还极力劝导景帝百年以后能够把自己的皇位传给梁王。如果要顾全大局，从整个的战役来看，舍弃梁国是最有效的做法，但是因此就会得罪了梁王，势必也就因此而得罪了景帝和窦太后，这样的利害关系，周亚夫心里还是十分清楚的，但是以周亚夫的性格来说，他并不会太多的顾及这些。之前，周亚夫与景帝约定好：“楚军初到，士气正旺，不能与他们正面交锋，而应暂舍梁国，去断绝叛军的粮草供应，那么叛军不战自乱，我们才可取胜。”汉景帝犹豫了一下还是同意了，因为此时此刻的他正需要周亚夫帮助自己平定叛乱。
就这样，周亚夫进军至荥阳驻扎，这时叛军正在拼命攻打梁国。梁王不断地向周亚夫请求援助，但周亚夫坚决按照原定的作战计划执行任务，坚持不派兵对其进行援救，并且一方面高筑营垒，坚守不出；另一方面暗中派骑兵去抄叛军的后路，断其粮道。梁王见求助周亚夫毫无效果，因而只好多次上书景帝要求增援，景帝无奈，只好下诏命令太尉周亚夫发兵援救梁王，但深谙局势的周亚夫顾全大局，着眼于长远作战方略，仍旧不肯出兵。万般无奈之下，梁王只好亲自率领全城的军民死守封地，没想到却因此而获得转机，不仅守住了梁国，还因此拖延了敌军进攻的速度，梁王也因这一战役而名声大噪。但是，心胸狭窄的梁王在内心却始终嫉恨着周亚夫，总想寻找机会要治周亚夫于死地。
再说周亚夫与七国叛军，由于梁王这一边吸引了叛军的注意力，周亚夫的骑兵没费太大的力气就截断了叛军的粮道。叛军由于粮草无法及时供应，进攻的频率无法持久，进攻的效果也极差，在无可奈何下，叛军期望与周亚夫短期内分出胜负。但是叛军多次挑战，周亚夫却只是坚守不出，同时周亚夫还大放烟雾弹，在军中制造怯敌、惊乱的种种假象。利用敌人急于速战速决的心理，引诱敌人前来劫营。叛军由于缺粮而急于求成，主观地以为有机可乘，于是轻率的做出决定，出兵劫营。周亚夫则将计就计，一方面派兵诱敌，另一方面自己率领大军设下埋伏。叛军果然中计，在夜晚劫营的时候被周亚夫逮了个正着，周亚夫乘势反击，将叛军打得一败涂地，最后，只有吴王带领几千残余部队逃出包围。随后，周亚夫立即指挥军队乘胜追击，把吴国的将官全部俘虏，后来吴王被越人所杀。
前后仅用了三个月，周亚夫就平息了让汉景帝头痛不已的“七国之乱”。周亚夫的军事才能，也让先前一直不大服气的将领们佩服得五体投地。
然而，俗话说：“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在周亚夫声望日隆、居功至伟的同时也埋下了灾祸的种子，一方面是心胸狭窄的梁王刘武，他对于周亚夫在平定七国之乱时候的几乎“不近人情”的行为举动，一直耿耿于怀，对于周亚夫依靠牺牲梁国来取得胜利的做法以及因此赢得这样高声誉的结果，既是不平又是嫉恨。梁王心中暗下决心，一定要抓住机会好好惩治一下周亚夫；另一方面，是功高盖主的危险。周亚夫平叛有功自是大权在握，周亚夫由此而声名远播，甚至军中的军士们也只是知道周亚夫的存在，而不知道皇帝的权威。
三、功盖其位
大汉军队凯旋归来以后，朝廷正式任命周亚夫为太尉，也就是统领军队的最高长官。周亚夫的权力可谓是日重一日，不仅是权倾朝野，就是在民间周亚夫的声望也是无人能及的。就这样过了五年，在汉景帝七年（前150年）二月的时候，丞相陶青有病退职，景帝免去了周亚夫大将军的职位，升周亚夫为丞相，这样这位只懂得行军打仗的将军就进入到了政治权力的中心，达到了他政治生涯的巅峰。
景帝这样的举动看似令人费解——让一个只知道纪律和用兵，只讲究军规和处罚的将军来做丞相。但是如果站在景帝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这样的安排实际上就很好理解了。因为战争已经结束了，危机已经过去，那么还要这个军权在握的大将军做什么呢？这个大将军因为平定叛乱、保家卫国而声望显赫，这样的将军怎么还能让他留在适合他的位置上，继续发挥他的才能呢？因此这样看来，景帝调升周亚夫为丞相，是再合理不过的事情了。只是如果周亚夫是一个懂得察言观色，懂得适应环境而改变做事方式的人，那么周亚夫从将军到丞相这样的变动，还不能说是悲剧的开始。
然而，在沙场上叱咤风云的周亚夫，在政治的神坛上却受尽了屈辱。因为像周亚夫这样的性情中人，委实不适于在尔虞我诈、逢迎拍马的政治环境下生存，因此，周亚夫的悲剧是必然的，这是他性格的悲剧，也是“良禽未能择木栖，贤臣未能择主而侍”的悲剧。应该说，周亚夫和他的父亲周勃是何其的相像，他们都是性情耿直，都是做事太讲究原则，都是由一介武夫走上丞相的高位，但是周勃得以善终，而周亚夫却没有。原因无他，因为周勃面对的是汉文帝，而周亚夫面对的是汉景帝。汉景帝对功高盖主的周亚夫很是忌惮和猜疑的，他没有文帝的大度，自然也就容不下功勋卓著的周亚夫，况且周亚夫这样的耿直和不识时务，处处不讲情面而只讲究原则的功臣，如果不遇到一个贤君的话，那就只有“以死谢罪”这一条道路了。
果然，周亚夫担当丞相的任期，也是他不断出错、麻烦不断的时候。因为随后发生的几件事情，导致了景帝对周亚夫的厌烦到了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