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曰：“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余视其母冢，良然。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
七、韩信之死冤还是不冤
一代英杰落得如此下场，有历史学家认为他是因谋反而被杀戮的，罪有应得；也有学者说是汉王刘邦不容人，韩信并没有谋反，他是含冤而死。双方各执一词，难辨真假。说韩信没有谋反、含冤而死，且是千古奇冤的一方，提出以下几点根据：
第一，韩信从来就没有反叛之意。当初楚汉相争的紧要关头，韩信握有重兵之时，项羽曾以“三分天下”为约，韩信没有答应；被刘邦封为齐后，齐人蒯通曾劝韩信割据一方，借给他看相之名，以“贵不可言”相诱、以“时不再来”相激，韩信也没有谋反，怎么可能在刘邦统一全国，天下平定之初，自己兵权被夺之后，凭着一伙家丁和囚徒造反呢？这显然不符合韩信一贯的风格，更与韩信的谋略大相径庭。
第二，汉王刘邦早有杀韩信之心。当韩信攻破魏地之后，刘邦就控制了韩信的精兵；韩信背水一战破赵后，刘邦又夺了他的印符，更换了他的将领，从而掌管了韩信的军队；四面楚歌破了项羽之后，刘邦又解除了他的兵权，并把他从齐王迁为楚王。一系列的事实说明，韩信始终是刘邦的一块心病。而且韩信功高盖主，又不谦逊，还索要齐王邀功。所以汉王刘邦始终担心韩信会谋反，不除掉韩信，刘邦就不能安寝。
第三，韩信谋反，并无确凿证据。关于勾结陈豨谋反之事，纯属子虚乌有。因陈豨是刘邦的宠臣，韩信又与他素无交住，何谈二人密谋？举报韩信的是韩信的舍人之弟，更不可信。据说，那个舍人曾犯过罪，韩信将他囚禁起来欲诛之，所以舍入之弟才去吕后那里告韩信谋反。试想，韩信谋反这样的重大机密，能泄露给一个罪徒的亲属吗？
第四，歼灭异己，是刘邦安邦定国的策略。经查史书发现，为刘邦立下汗马功劳而被册封的七个王，没有一人善始善终。楚王韩信、梁王彭越、越王张敖都以“谋反”之名被枉杀。《史记·高祖本纪》记载：“淮阴侯谋反关中，夷三族”、“梁王彭越谋反，废，迁蜀，复欲反，遂夷三族”、“九年，赵相贯高等事发觉，夷三族。废赵王敖为宣平侯。”楚王韩信、淮南王黥布、燕王卢绾被逼反叛，而被消灭。只有封国偏远，七王之中势力最小的长沙王吴芮，因谨小慎微而得以残存。看来一切能征善战，功高震主之辈都是刘邦的心头之患。
韩信临死之前曾经说过：“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这番话道出了更多建国灭敌大功臣的凄惨下场。
但是，仍然有学者认为，韩信是咎由自取，他们提出了以下的观点：
第一，韩信自恃有功，请封假王。高祖四年，韩信平定了齐地之后，韩信派使者对高祖刘邦说：“齐边楚，权轻，不为假王，恐不能安齐。”此时刘邦正被项羽围困在荥阳，日夜盼望韩信引兵前来增援，看了韩信使者带来的信，刘邦不禁震怒异常“欲攻之”，身旁的张良和陈平见势，悄悄地对刘邦说：“不如因而立之，使自为守”刘邦一听，顿然醒悟，他派张良赴齐，立韩信为齐王。之后，召韩信等率兵与项羽会战于垓下，大破项羽。刘邦封韩信为齐王，可以说是在韩信威逼之下，实属不得已。
因而楚汉之争一结束，刘邦就夺了韩信的兵权，并徙封其为楚王，从此埋下了杀韩信之伏笔。
第二，韩信招降纳叛，割据一方。项羽死后，楚将钟离昧投奔了韩信。因他二人是故交，钟离昧得以偷生。刘邦知道此事后，命韩信交出钟离昧，可是韩信很重义气，不想出卖朋友，所以不肯交人，刘邦无计可施。此时，韩信初到楚地，出入都有重兵保护，仪仗威严。《汉书·韩彭英卢吴传第四》为鉴：“项王亡将钟离昧家在伊庐，素与信善。项王败，昧亡归信。汉怨昧，闻在楚，诏楚捕之。信初之国，行县邑，陈兵出入。”这更加引起了刘邦的疑心，于是他采用陈平之计逮捕了韩信，并把他押至洛阳。这件事基本上算是将韩信往死路上又推进了一步。
第三，韩信挑动和支持陈豨叛乱。《汉书·韩彭英卢吴传第四》确有明确的记载：“后陈豨为代相监边，辞信，信挚其手，与步于庭数匝，仰天而叹曰：‘子可与言乎？吾欲与子有言。’豨因曰：‘唯将军命。’信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处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反，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三至，必怒而自将。吾为公从中起，天下可图也。’陈豨素知其能，信之，曰：‘谨奉教！’辏汉十年，豨果反，高帝自将而往，信称病不从。阴使人之豨所，而与家臣谋，夜诈赦诸官徒奴，欲发兵袭吕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报。其舍人得罪信，信囚，欲杀之。舍人弟上书变告信欲反状于吕后。”
有人会说：“《汉书》的作者是班固，他只是站在统治者的角度撰写史书，不足为信。”可是《史记·淮阴侯列传》也有记载：“信乃谋与家臣夜诈诏赦诸官徒奴，欲发以袭吕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报。其舍人得罪於信，信囚，欲杀之。舍人弟上变，告信欲反状於吕后。吕后欲召，恐其党不就，乃与萧相国谋，诈令人从上所来，言豨已得死，列侯群臣皆贺。相国绐信曰：‘虽疾，彊入贺。’信入，吕后使武士缚信，斩之长乐锺室。信方斩，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计，乃为儿女子所诈，岂非天哉！’遂夷信三族。”
八、不能把兔死狗烹视为历史规律
韩信死后，《史记》是这样描述高祖刘邦对韩信之死的反应：“见信死，且喜且怜之。”好一个“且喜且怜”，活生生写出了高祖的心态：一方面终于除去了心头之患；另一方面韩信一生献计献谋，帮助自己取得天下，却死于非命，感到甚是怜惜。
纵观韩信一生，令人称道的不少，诸如他的才干，他的谋略；令人惋惜的亦不少，他帮助刘邦得到天下，自己却命丧黄泉，确实令人惋惜。韩信临死之前“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感慨，似乎道出了历史上安邦定国大臣们普遍的下场，而这种下场也好像已经成为历史规律。不可否认，翻看历代史书，就会发现开国功臣在功成名就之后，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兔死狗烹”的下场，但是这并不能说明所有的开国功臣都会遵循“兔死狗烹”的规律。韩信之死，固然与帝王担心韩信谋反会危及自己辛辛苦苦打下的江山有关联，但是也与韩信自身的缺陷脱不了干系。通过研读各种史料，可以总结出韩信有如下几点致命缺陷：
第一，韩信“常从人寄食饮”，自己“不为吏”、“不治商贾”，也不参加劳动自力更生。从他在亭长家混饭吃，到后来感到自己不受亭长一家欢迎，就一怒而去，可以看出韩信从来就不会从生活中失败的经历或者从别人不喜欢、甚至厌恶中寻找自身的不足，这也就是为什么当他察觉刘邦心有所虑时，不能反省，不能及时想办法扭转局面，反而却自持“问心无愧，坦然面对”。
第二，韩信“家贫无行”却“好带刀剑”。春秋战国时期，只有官宦、贵族人家子弟才会佩戴刀剑。韩信家贫却佩戴刀剑，一方面说明韩信其人十分虚荣好面子，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喜欢摆谱。另一方面也说明，韩信自恃是王孙后人，看不起平民百姓，不屑于与他们为伍。
第三，在政治上，稍不留意就会遭到君王的猜疑，这是很普遍的事情，通常这时危险马上就会到来。但是韩信没有危险意识，或者说他有危险意识却没有化解危险的想法，他恃功自傲、锋芒毕露，总认为“我有了功绩，你帝王就应该给予我奖赏”，“我出谋划策，帮助刘邦夺得天下，足以说明自己的忠心，不需要再去特意表明自己的忠心。”萧何与韩信不同，萧何会运用自我贬损声望的办法，消除刘邦对自己的疑虑和担心，保全了自己和家族。刘邦在外讨伐时，为萧何的安全着想，给他派出了一些卫兵。后来萧何及时认识到刘邦其实是借保护之名，实则严加防范，说明刘邦心中已经对萧何存有芥蒂。为了避祸，萧何辞退护卫，献出财产，以表忠心。果然，刘邦龙心大悦，平息了心中的疑虑。
与萧何对比，韩信不但眷顾虚名，而且还是不识时务之辈。这样的人岂能不招杀身之祸？
第四，韩信过于单纯，当时他抱着一种幻想：不相信刘邦不能容忍一个功臣。他是天真的，他相信了刘邦，但刘邦却一点也不相信他。
第五，韩信最大的错误是把道德等同了政治。韩信很有良心，不然他也不会厚报漂母，他也不会以德报怨提携使他遭受胯下之辱的少年，他也不会一直支持刘邦。韩信深受传统文化熏陶，“忠信守义，是非曲直”这些观念影响了韩信一生，使他在最重要的历史关头，做出了维护统一、迅速结束战争的决策，而置个人的荣辱沉浮于不顾。
但不管结局如何，韩信留给后人的教训是深刻的。
身为人臣，包括现在那些做下属的，绝不能恃功自傲，受制于人又不服于人，否则容易遭到帝王或是上级的猜忌。
当初，韩信为了要成就一番大的事业，忍受了一个少年的胯下之辱，显示了他的度量和远见。假如登台拜将之后韩信能够看清形势，收敛锋芒，忍辱负重，委曲求全，甚至像萧何那样自污其名，说不定能够避过杀身之祸。可是，他过于心高气傲，当初承受胯下之辱的度量荡然无存。
所以，不要把兔死狗烹当作历史规律。萧何病老终死，陈平继高帝之后又侍惠帝，张良归隐田间、安享晚年，他们都是开国功臣，但是并没有像韩信那样死于非命，夷灭三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