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中国哲学史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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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章 附录(2)

(一)“或也者,不尽也。”《经上》云:“尽,莫不然也。”《经说》曰:“尽,俱止。”所立辞为众所共认,则无复辩论之必要。“或”即古域字,域于一方,故为不尽。立辞而不能使人“莫不然”,则辩说生矣。《易·文言》:“或之者,疑之也。”疑则有辩争之必要。故《经说下》云:“辩也者,或谓之是,或谓之非,当者胜也。”

吾昔以“或”为有待的论断,例如“此或为牛或为非牛,今此是犬,故非牛也。”今细审之,似未必作如此解,故但以为辩说之所由起,而不认为辩之一法。

(二)“假也者,今不然也。”假即假设。毕沅云:“假设是,尚未行”,是也。《经下》云:“假必悖,说在不然。”《经说》曰:“假,必非也,而后假。”据此则本文所谓“假”,似非今所谓Hypothesis,乃是依据一虚拟之条件而想象其结果之论断(Argumentbysupposition)。

例如宋人词“使李将军遇高皇帝,万户侯何足道哉?”此项虚设之条件乃是无中生有之妄想,故云“假必悖,说在不然”。

(三)“效也者,为之法也。所效者,所以为之法也。故中效,则是也。不中效,则非也。此效也。”欲明此段,须知效,法,故,三字皆墨家名学之术语。说文:“法,象也。”《荀子·不苟》篇注:“法,效也。”效字有象法之义。《经上》云:“法,所若而然也。”《经说》曰:“意,规,员,三也,俱可以为法。”凡仿效此物而能成类此之物,则所效者为“法”,而仿效所成之物为“效”,《墨辩》谓之“佴”。《经上》云:“佴,民若法也”;佴即今所谓副本。譬之为圆,或以意象中之圆,或以作圆之规,或以已成之圆,皆可为为圆之法。法定,则效此法者皆成圆形。

“故中效”之故字,不可作“是故”解。此即上文“以说出故”之故字。故即是成事之原因,立论之理由。《经上》云:“故,所得而后成也。”“有之必然,无之必不然”,故曰“所得而后成”。欲知所出之故是否为真故,是否为“有之必然,无之必不然”之故,莫如用此“故”作“法”,观其是否“中效”。“中效”者,谓效之而亦然也。能证明其为“所若而然”之法,然后知其即是“所得而后成”之故。故曰,“故中效则是也,不中效则非也。”

此所谓“效”,即今人所谓演绎的论证。演绎之根本学理曰:“凡一类所同具者,亦必为此类中各个体所皆具。”《经下》云:“一法者之相与也,尽类,若方之相合也。”《经说》曰:“一方尽类,俱有法而异,或木或石,不害其方之相合也。尽类犹方也,物俱然。”此言同法者必尽相类。此即演绎论理之根据。以同法者必同类,故“效”之为用,但观所为之“法”是否能生同类之结果,即知其是否为正确之故。例如云:

此是圆形。何以故?

以其“一中同长”故。(用《经上》语)

但观凡“一中同长”者是否皆圆形,即知“故”之是非。又如云:

此是圆形。何以故?

以其为“规写交”而成故。(用《经说上》语)

但观“规写交”是否能成圆形,即知“故”之是非。此之谓效。

试以印度因明学之“三支”比之。如云:

(1)声是无常。………………(宗)

(2)声是所作性故。……………(因)

(3)凡所作者,皆是无常,………(喻体)

例如瓶。………(喻依)

此所谓“因”,即墨家所谓“故”。因明学最重因,故“因明”为明因之学。其喻体喻依两步即是观“因”是否含有“遍是宗法”之性而已;即是观“故”是否中效而已。“喻体”即是说依“因”做去定可生与“宗”同类之效果。“喻依”即是举出一个与宗同类之事物作例。

希腊之“三段”法与此亦相类。其式曰:

(1)凡所作者皆是无常。…………(大前提)

(2)声是所作。………………(小前提)

(3)故声是无常。………………(结语)

希腊“三段”法之“小前提”即是本文所说之“故”。惟此处先举大前提,次举小前提,最后始举结语,故其间层次不易见耳。试以“三段”法与印度古代之“五分作法”比较观之,则可知“三段法”之小前提与“三支”之因及墨家之故,正同一作用耳。五分作法之式如下:

(1)此山有火。………………(宗)

(2)因有烟故。………………(因)

(3)有烟之所有火,如灶等处。…………(喻)

(4)此山有烟。………………(合)

(5)故此山有火。………………(结)

三段法只是五分法之末三分,其实与三支相同也。

近人如章太炎以为墨家之论证亦具三支(《国故论衡》下,《原名篇》)。其说以《经说上》之“大故”、“小故”为大小前提。吾尝辩其非矣(《墨辩新诂》上,一;又《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篇八,章三)。其实墨家论辩之有无三支,本不成问题。盖墨家之名学本非法式的论理也。若夫三支之基本学理则固《墨辩》所具备矣。

(四)“辟也者,举也物而以明之也。”王念孙云:“也与他同。举他物以明此物,谓之譬。……《墨子》书通以也为他,说见《备城门》篇。”王说是也。毕沅删去第二也字,非也。《说文》:“譬,谕也。”今引《说苑》一则如下:

梁王谓惠子曰:“愿先生言事则直言耳,无譬也。”

惠子曰:“今有人于此而不知弹者,曰,弹之状何若?应之曰,弹之状如弹,则谕乎?”

王曰:“未谕也。”

“于是更应曰,弹之状如弓,而以竹为弦,则知乎?”

王曰:“可知矣。”

惠子曰:“夫说者固以其所知谕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无譬,则不可矣。”

此节释譬与本文互相发明。

(五)“侔也者,比辞而俱行也。”侔与辟都是“以其所知谕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之法。然亦有区别。辟是以此物说明彼物,侔是以此辞比较彼辞。例如公孙龙谓孔穿曰:

龙闻楚王……丧其弓,左右请求之,王曰:“止。楚王遗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闻之曰:“……亦曰人亡之人得之而已,何必楚?”若此,仲尼异“楚人”于所谓“人”。夫是仲尼异“楚人”于所谓“人”,而非龙异“白马”于所谓“马”,悖!(《公孙龙子》一)

此即是比辞而俱行。

(六)“援也者,曰,子然,我奚独不可以然也?”《说文》:“援,引也。”现今人说“援例”,正是此意。此即名学书所谓“类推”(Analogy)。援之法乃由此一事推知彼一事,由此一物推知彼一物。例如《墨辩》云:“辩,争彼也”,吾校云,彼当为佊之误,《广韵》引《论语》:“子佊西哉”今本《论语》作“彼哉”,可见佊字易误为彼。吾此校之根据乃是一种援例的论证;吾意若曰,《论语》之佊字可误为彼,则又安知《墨辩》之彼字非佊字之误耶?

辟、侔、援三者同是由个体事物推到个体事物。然其间有根本区别。辟与侔仅用已知之事物说明他事物。此他事物在听者虽为未知,而在设譬之人则为已知。故此两法实不能发明新知识,但可以使人了解我所已知之事物耳。援之法则由已知之事物推知未知之事物,苟用之得其道,其效乃等于归纳法。

(七)“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于其所取者,予之也。是犹谓‘也者同也’,吾岂谓‘也者异也’。”第三第五“也”字皆当作他,说见上文第四段下。

此所谓“推”,即今名学书所渭归纳法。归纳之通则曰:“已观察若干个体事物,知其如此,遂以为凡与所已观察之诸例同类者,亦必如此。”其所已观察之诸例即是“其所取者”。其所未观察之同类事物即是“其所未取者”。取即是举例,予即是判断。今谓“其所未取”之事物乃与“其所已取者”相同,由此便下一判断,说“凡类此者皆如此”。此即是“推”。

例如本篇前有“举也物而以明之也”之文,“也物”之也字与他字同。因此推知“也者同也”及“也者异也”之上二也字亦与他字同。如此推论犹是“援”之法,以其由个体推知个体也。然王念孙云:“《墨子》书通以也为他。”云“通以也为他”。则是由个体推知通则矣。如此推论始名为“推”,始名为归纳。酺又如钱大昕说“古无轻唇音”,因举“匍匐亦作扶服,又作扶伏”,“扶古读酺,转为蟠”,“伏羲古亦作庖牺”,“古音负如背”,“古读佛如弼”……等例为证。其所举例不过数十条,而可下“古无轻唇音”之全称判断者,则以其所未取之诸轻唇音为同于其所已取之“扶服”、“负”、“佛”……诸例,古亦皆读为重唇音耳(看《墨家哲学》页五十七至六十)。此项论证,皆合“推”之法。

“是犹谓‘他者同也’,吾岂谓‘他者异也’”,两句旧说皆不得其解。“他者同也”,是说其所未取之其他诸例与其所已取之诸例相同。吾若无正确之例外,则必不能说其他诸例不与此诸例相同也。吾若不能证明古有轻唇音,则不能说钱大昕所举数十例之外其他诸轻唇音字古不读重唇音也。

以上释第二节竟。

夫物有以同而不率遂同。辞之侔也,有所至而正。其然也,有所以然也;其然也同,其所以然不必同。其取之也,有所以取之;其取之也同,其所以取之不必同。是故辟,侔,援,推之辞,行而异,转而危,远而失,流而离本,则不可不审也,不可常用也。故言多方,殊类异故,则不可偏观也。

此第三节,论辟,侔,援,推诸法之谬误。

“其然也同”一句,旧脱“其然也”三字;“有所以取之”一句,旧脱“所”字。今并依王引之校增。辟,侔,援,推各法皆以个体事物为起点,用之不慎,最易陷入谬误。盖此诸法,一言以蔽之,曰:辨事物同异之点而以之推论而已。若辨同异不精,则其论断必不能正确。此节所论诸谬,大率皆本于此。分别言之,则此节所述谬误凡有四端:

(一)“夫物有以同而不率遂同。”孙读“夫物有以同而不”为句,又以“率遂”二字为同义,皆非也。此十字当作一句读。率,皆也。言物或有相似之点,而不必皆遂相同也。

此论观察不精之谬。如牛有尾,马亦有尾;舜重瞳,项羽亦重瞳;人能言,鹦鹉亦能言。然岂可遽谓牛与马同,舜与项羽同,人与鹦鹉同耶?《经说上》曰:“有以同,类同也。”但可谓之偶有相类之点而已,其相类之点或多或少,或为大同,或为小同(惠施曰:“大同而与小同异。”)然不能遂以为尽同也。例如云“日之状如铜架”,又“日之光如烛”,皆是。

(二)“辞之侔也,有所至而正。”孙读正为止,亦可通;然此字不必改也。此言两辞相侔,其正也有一定之限度;过此限度则不得为正矣。如范缜云:“神之于形,犹利之于刀。未闻刀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哉?”此亦侔也。然“神之于形”,与“利之于刀”,究竟可以相侔至如何限度?故沈约驳之曰:“若谓此喻尽耶,则有所不尽;若谓此喻不尽耶,则未可以相喻也。”

(三)“其然也,有所以然也。其然也同,其所以然不必同。”此在名学,谓之“果同因异”(PluralityofCauses)。如人之死,或由自缢,或由服毒,或由肺病,或由杀头。又如热度,或由擦摩,或由火燃,或由电力。此诸因虽或根本相同,而自其显著者观之,则皆为果同而因异;至于社会之善恶,政治之良否,国家之存亡,其因尤繁复;而其显著之结果则或呈相似之点。若必谓中国之革命同于墨西哥之革命,俄国之革命同于美国之独立,则悖矣。以其然也同而其所以然则不必同也。

(四)“其取之也,有所以取之。其取之也同,其所以取之不必同。”有所选择之谓取。取即今言举例也。尝见洪宪元年为帝政事通告各地一文,中言共和之政仅可行诸小国寡民,而不适于地大物博之国,因历举瑞士、法兰西及中美、南美诸小国为例,及至美国,则以“北美新邦独为例外”八个字轻轻放过。此正足为此条之例。盖吾人推论,往往易为私意成见所蔽。以故,每见肯定之例,则喜而举之;及见否定之例,则或阳为不见,或指为不关紧要之例外而忽之。故曰“其取之也同,其所以取之不必同”。

欲救正此弊,莫如举否定之例以反诘之。墨家论辩最重此点,故墨辩诸篇于此意不惮反复言之。《经说上》云:“以人之有黑者,有不黑者也,止黑人;与以人之有爱于人,有不爱于人,止爱[于]人:是孰宜止?彼举然者,以为此其然也,则举不然者而问之。”不然者即是否定之例。又《经说下》云:“彼以此其然也,说‘是其然也’。我以此其不然也,疑‘是其然也’”。此亦上文“举不然者”之意。

此所述四谬,第一条指辟,第二指侔,第三指援,第四指推。故综合言之曰:“是故辟,侔,援,推之辞,行而异,转而危,远而失,流而离本,则不可不审也,不可常用也。”物有以同而不全同,故稍不审慎,则“行而异”矣。辞之侔也有一定限度,过此则“转而危”矣。物有同果而异因者,若拘于其果之同而不察其因之异,则“远而失”矣。凡举例必根据于同一原理,若以私意成见为去取,则“流而离本”矣,“本”谓根据之理由也。此四谬不可不审也。因又综结之曰:“故言多方,殊类,异故,则不可偏观也。”偏,孙云,与遍通。“多方”谓其法不一贯,《经说上》所谓“巧转”也;“殊类”谓辨同异不精,不能完全以“类”为予取;“异故”谓所根据之理由不一致,所谓“离本”也。有此诸蔽,则其所立辞惝忽迷离不易指定,故云“不可遍观也。”

以上释第三节竟。

夫物或乃是而然,或是而不然,或一周而一不周,或一是而一非也。

此第四节,论立辞之难,总起下文。

旧本“一是而一”之下有“不是也,不可常用也。故言多方,殊类,异故,则不可偏观也。”二十二字。王引之云,“不可常用也,以下十九字因上文而衍。不是也,三字则后人所增。下文云,此乃一是而一非者也,与此相应,可据以删正。”今依王说,删此二十二字。

适按下文第七节,疑“或是而不然”下,本有“或不是而然”五字。说详下。

《大取》篇:“一曰乃是而然,二日乃是而不然,三曰迁,四曰强。”与此节略相似。

以上释第四节竟。

白马,马也。乘白马,乘马也。骊马,马也。乘骊马,乘马也。获,人也。爱获,爱人也。臧,人也。爱臧,爱人也。此乃是而然者也。

此第五节,释“物或是而然”。

以下诸节多论文字上所生之谬误。吾国文言,无单数与复数之区别,又无全与分(《墨辩》所阐“体与兼”)之区别。故有种种名学的谬误即由此而生。今分别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