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经济中国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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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 聚焦城镇化0(2)

改革土地流转制度:作为城镇化的载体和农民生存之本,合理的土地利用和流转制度是改革的必要条件。专家提到“户籍改革和土地改革相辅相成”。土地合理资本化土地配置市场化,保障农民公平交易土地的权利,并制定补偿制度,防止激进的城镇化侵犯农民的土地权益。台湾在城镇化过程中进行了三阶段的农地制度改革,在不触动农民土地所有权的前提下促进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扩大农业经营规模,奠定城镇化基础。中国土地流转改革根据实地情况试点推行,比如重庆的地票式交易、成都土地确权流转、天津宅基地换房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效果。

Jonathan Woetzel (华强森)是麦肯锡全球资深董事,常驻上海分公司;

陈有钢是麦肯锡全球董事,麦肯锡全球研究院中国院长;

李秀军是麦肯锡知识专家,常驻上海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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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化新思考——“城市中国计划”专家做客“城市会客厅”

3月18日,城市中国计划联席主席、麦肯锡全球资深董事 Jonathan Woetzel(华强森),麦肯锡公司全球资深董事、中东及非洲基础设施项目负责人Herbert Pohl (赫伯特·波尔)作为“城市会客厅”采访嘉宾,与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一道,聚焦城市发展热点、重点和难点问题,以国际视角探讨中国城镇化。担任主持人的冯奎是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研究员,城市中国网总编辑。

冯奎:您认为中国城镇化有哪些本质特征或者鲜明特征?

华强森:中国的城镇化有许多特点,其中,规模、速度和进展是最突出的三大特点。除了中国,没有一个国家有这么大的城镇化规模,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快速工业化,提高生产力,这是中国城镇化的独特之处。

我还发现了很有意思的一点——中国城镇化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更是社会的发展,并且对环境造成了很大影响。中国城镇化的独特性就在于,它将所有因素综合考虑,并立即着手解决问题。比如,我们在北京已经看到了城镇化的一些负面影响,尤其是空气污染。有人将北京雾霾与伦敦烟雾相比较,虽然两者对公众健康的影响上相类似。伦敦花了50多年才基本解决雾霾问题,而北京却必须立刻调动人力物力应对,这是中国的一大挑战,也可视作一大机遇。

郝伯特·波尔:首先我们应该认识到,中国城镇化道路与美国所采用的道路是完全不一样的。比较之下,我们总会感到惊讶,因为即使在中国的二、三线城市,居民都超过了百万。其他国家其实都在关注着中国,想了解中国的情况。

李铁:中国和一些东亚国家有着相似的高速增长,城镇人口从百分之十几一跃过半。但中国城镇化与其他国家存在许多不同,中国完成了7亿人口的城镇化,而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经历过如此大规模的快速城镇化。

冯奎:中国地方政府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当中,应该重点研究哪几个方面的问题?

华强森:作为中国城镇化的参与者,我认为中国地方政府推进城镇化需要重点研究三方面问题——首先应秉持可持续经济发展理念,不能总是徘徊在价值链的低端走低成本扩张之路,而要通过创新,通过与其他城市进行资源、人才和市场的协调和集成化,制定最佳发展策略。

其二,中国应该从以土地为本、以GDP为本的城镇化,转变为以人为本的城镇化。以人为本的城镇化需要对不同城市具体考虑,不同人口规模的不同要求,并以满足各个人群的需求为导向,发展城镇化。

第三是环保问题。中国城镇化在计算成本时,需要考虑资源是否得到有效利用、环境是否受到不利影响等等,这些不仅是我们当前的问题,更将成为我们未来几代人的问题,只有审慎进行当前的发展,才能保住人类的未来。

郝伯特·波尔:我认为中国应该提高资源利用率。现在很多地方将资源和基础设施视为免费和理所当然的,这个时候,正确制定定价机制尤为重要。现在很多城市已经针对交通堵塞等问题推行了一些定价机制,希望这样的模式能推广到其他资源及基础设施领域。

我还期待中国成为建造新城市的典范。城市发展并非一时风光。80年前,圣路易市曾是美国的第四大城市,如今连前五十也排不上,此外底特律的兴衰也是有目共睹。与这些城市相反,30年前几乎没人愿意去的曼哈顿,如今却发展得非常好。这充分说明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转变发展模式至关重要。这也是我期待********发生的转变。中国在应对城市化问题上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已经相当成功,但未来中国需要面对的,很可能也是发展(模式)方面的问题。

李铁:中国要在城镇化过程中,吸取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避免走弯路。但考虑到中国国情与国际经验的不同点,如果生搬发达国家做法,只会产生更多问题。就拿中美来说,中国人口是美国的5倍,资源却不及美国的二分之一,如果中国也以资本替代劳动,人口就业问题就会成为另一个难题;而如果中国也修建宽敞的马路、大量绿地、森林公园和生态公园,就会导致资源的过度浪费,影响城市其他功能的体现。

因此,中国在学习发达国家经验的时候,首先需要关注如何校正自身的发展模式;如何破除传统的城镇发展观;如何学习西方国家先进的经验,不能照抄照搬。

第二,在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镇的同时,我们又有户籍制度、土地制度限制人口的流动。在这一点上,中国与其他国家不同,无法学习他国经验。但有一点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在大量人口进入城镇的过程中,发达国家是在城市中解决城市贫民问题,而中国却是在排斥进城,农村人口的公共服务还要到农村解决,这就造成了城乡二元差异,导致了社会矛盾的激化。另一方面,被纳入城镇化的人口享受不到公共服务,依然停留在农村消费,无法带动内需。

我们需要向西方学习,在城市中解决这些贫民问题。2012年,2.63亿中国农民工当中,1.63亿是跨区域就业的,还有1亿农民工在本乡镇就业,其中的1.63亿农民工至少包括7300万流动人口,他们的公共服务要在城镇解决,就意味着在哪里就业就要在哪里解决公共服务问题。

第三点就是怎么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实现低碳、集约、高效利用资源的城镇化发展道路。我们现在学习欧洲、美国和其他国家,很多时候学习的是表象,没有利用政府手段更好地进行资源配置,反而走上了一条粗放的发展路径,摊大饼地发展,更多注重外表,没有解决人的问题。

冯奎:20世纪90年代,中国出现了合资潮,跨国公司纷纷来到中国寻求商机,如今围绕中国城镇化发展,跨国公司再次来到中国寻求合作与发展机遇。中国新一轮城镇化给跨国公司带来了哪些方面的机遇?哪些领域可能有强劲发展?

华强森:中国城镇化影响着全世界。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报告显示, 2025年,全球前600大中型城市当中,将有225个在中国,这些中国城市的生产总值预计将占全球GDP的30%。中国城镇化如果成功,将对全球GDP造成极大影响,这就是为什么跨国公司关注中国城镇化。

中国城镇化还会影响全球市场。跨国公司现在将其高级团队派到中国,了解中国如何利用能源、交通运输、环保等于城镇化相关的技术,再将技术和经验带入全球市场。

郝伯特·波尔:众所周知,在过去的十年里,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但中国的城镇化与其他国家的城镇化到底有何不同?从城市规划的表象来看,中国的城市是垂直的,而国外则主要是水平发展的平面城市,两者差异巨大。

由于中国城市的规模非同一般,其他国家城镇化经验也许并不十分适用,但是中国的城镇化经验却可以为非洲等一些地区所用。如何解决农民工的问题?如何管理城市的扩张?如何以半官方的形式提供公共服务?如何解决相应的技术问题?如果中国解决好这些问题,就可以在其他一些国家的城镇化过程中,输出自己的经验和技术,在这些方面发挥带头作用。

本文由城市中国计划(Urban China Initiative)传播专员林舒整理,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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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1]. 数据源于《时代周刊》对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陶然的采访。http://bt.house.sina.com.cn/news/2012-12-06/11254029.shtml.

[2].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 2009年8月报告《积极消费:释放中国的消费潜能》

[3]. 按2013年3月麦肯锡中国模型估计。

[4]. 2011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中国国家统计局。

[5]. 按2013年3月麦肯锡中国模型估计,从2012年至2025年中国GDP增速为6.6%。如果假设三大行业各自的劳动生产率不变,农民工就业行业分布的转变可以使GDP增速提高至6.9%,同时使全行业的平均劳动生产率提高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