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百年梦忆:梁实秋人生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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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青葱少年,逐梦异国清华八年(5)

这一堂是作文,他老先生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了两个字,题目尚未写完,当然照例要吸溜一下鼻涕,就在这吸溜之际,一位性急的同学发问了:“这题目怎样讲呀?”老先生转过身来,冷笑两声,勃然大怒:“题目还没有写完,写完了当然还要讲,没写完你为什么就要问?”滔滔不绝地吼叫起来,大家都为之愕然。这时候我可按捺不住了。我一向是个上午捣乱下午安分的学生,我觉得现在受了无理的侮辱,我便挺身分辩了几句。这一下我可惹了祸,老先生把他的怒火都泼在我的头上了。他在讲台上来回踱着,吸溜一下鼻涕,骂我一句,足足骂了我一个钟头,其中警句甚多,我至今还记得这样的一句:

“××× !你是什么东西?我一眼把你望到底!”

这一句颇为同学们所传诵。谁和我有点争论遇到纠缠不清的时候,都会引用这一句“你是什么东西?我一眼把你望到底!”当时我看形势不妙,也就没有再多说,让下课铃结束了先生的怒骂。

但是从这一次起,徐先生算是认识我了。酒醒之后,他给我批改作文特别详尽。批改之不足,还特别地当面加以解释,我这一个“一眼望到底”的学生,居然成为一个受益最多的学生了。

徐先生自己选辑教材,有古文,有白话,油印分发给大家。

《林琴南致蔡孑民书》是他讲得最为眉飞色舞的一篇。此外如吴敬恒的《上下古今谈》,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以及张东荪的时事新报社论,他也选了不少。这样新旧兼收的教材,在当时还是很难得的开通的榜样。我对于国文的兴趣因此而提高了不少。徐先生讲国文之前,先要介绍作者,而且介绍得很亲切,例如他讲张东荪的文字时,便说:“张东荪这个人,我倒和他一桌吃过饭……”这样的话是相当地可以使学生们吃惊的,吃惊的是,我们的国文先生也许不是一个平凡的人吧,否则怎样会能够和张东荪一桌吃过饭!

徐先生于介绍作者之后,朗诵全文一遍。这一遍朗诵可很有意思。他打着江北的官腔,咬牙切齿地大声读一遍,不论是古文或白话,一字不苟地吟咏一番,好像是演员在背台词,他把文字里的蕴藏着的意义好像都给宣泄出来了。他念得有腔有调,有板有眼,有情感,有气势,有抑扬顿挫。我们听了之后,好像是已经理会到原文的意义的一半了。好文章掷地作金石声,那也许是过分夸张,但必须可以琅琅上口,那却是真的。

徐先生之最独到的地方是改作文。普通的批语“清通”“尚可”“气盛言宜”,他是不用的。他最擅长的是用大墨杠子大勾大抹:一行一行地抹,整页整页地勾;洋洋千余言的文章,经他勾抹之后,所余无几了。我初次经此打击,很灰心,很觉得气短,我掏心挖肝地好容易诌出来的句子,轻轻地被他几杠子就给抹了。但是他郑重地给我解释一会儿,他说:“你拿了去细细地体味,你的原文是软趴趴的,冗长,懈啦咣唧的,我给你勾掉了一大半,你再读读看,原来的意思并没有失,但是笔笔都立起来了,虎虎有生气了。”我仔细一揣摩,果然。他的大墨杠子打得是地方,把虚泡囊肿的地方全削去了,剩下的全是筋骨。在这删削之间见出他的功夫。如果我以后写文章还能不多说废话,还能有一点点硬朗挺拔之气,还知道一点“割爱”的道理,就不能不归功于我这位老师的教诲。

徐先生教我许多作文的技巧。他告诉我:“作文忌用过多的虚字。”该转的地方,硬转;该接的地方,硬接。文章便显着朴拙而有力。他告诉我,文章的起笔最难,要突兀矫健,要开门见山,要一针见血,才能引人入胜,不必兜圈子,不必说套语。他又告诉我,说理说至难解难分处,来一个譬喻,则一切纠缠不清的论难都迎刃而解了,何等经济,何等手腕!诸如此类的心得,他传授我不少,我至今受用。

我离开先生已将近五十年了,未曾与先生一通音讯,不知他云游何处,听说他已早归道山了。同学们偶尔还谈起“徐老虎”,我于回忆他的音容之余,不禁地还怀着怅惘敬慕之意。

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

梁任公先生晚年不谈政治,专心学术。大约在民国十年左右,清华学校请他做第一次的演讲,题目是《中国韵文里表现的情感》。我很幸运地有机会听到这一篇动人的演讲。那时候的青年学子,对梁任公先生怀着无限的景仰,倒不是因为他是戊戌政变的主角,也不是因为他是云南起义的策划者,实在是因为他的学术文章对于青年确有启迪领导的作用。过去也有不少显宦,以及叱咤风云的人物,莅校讲话,但是他们没有能留下深刻的印象。

任公先生的这一篇讲演稿,后来收在《饮冰室文集》里。

他的讲演是预先写好的,整整齐齐地写在宽大的宣纸制的稿纸上面,他的书法很是秀丽,用浓墨写在宣纸上,十分美观。但是读他这篇文章和听他这篇讲演,那趣味相差很多,犹之乎读剧本与看戏之迥乎不同。

我记得清清楚楚,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高等科楼上大教堂里坐满了听众,随后走进了一位短小精悍秃头顶宽下巴的人物,穿着肥大的长袍,步履稳健,风神潇洒,左右顾盼,光芒四射,这就是梁任公先生。

他走上讲台,打开他的讲稿,眼光向下面一扫,然后是他的极简短的开场白,一共只有两句,头一句是:“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这样谦逊同时又这样自负的话是很难得听到的。他的广东官话是很够标准的,距离国语甚远,但是他的声音沉着而有力,有时又是宏亮而激亢,所以我们还是能听懂他的每一字,我们甚至想如果他说标准国语其效果可能反要差一些。

我记得他开头讲一首古诗《箜篌引》:

公无渡河。公竟渡河!

渡河而死;其奈公何!

这四句十六字,经他一朗诵,再经他一解释,活画出一出悲剧,其中有起承转合,有情节,有背景,有人物,有情感。我在听先生这篇讲演后约二十余年,偶然获得机缘在茅津渡候船渡河。

但见黄沙弥漫,黄流滚滚,景象苍茫,不禁哀从中来,顿时忆起先生讲的这首古诗。

先生博闻强记,在笔写的讲稿之外,随时引证许多作品,大部分他都能背诵得出。有时候,他背诵到酣畅处,忽然记不起下文,他便用手指敲打他的秃头,敲几下之后,记忆力便又畅通,成本大套地背诵下去了。他敲头的时候,我们屏息以待,他记起来的时候,我们也跟着他欢喜。

先生的讲演,到紧张处,便成为表演。他真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叹息。听他讲到他最喜爱的《桃花扇》,讲到“高皇帝,在九天,不管……”那一段,他悲从中来,竟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已。他掏出手巾拭泪,听讲的人不知有几多也泪下沾巾了!又听他讲杜氏讲到“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先生又真是于涕泗交流之中张口大笑了。

这一篇讲演分三次讲完,每次讲过,先生大汗淋漓,状极愉快。听过这讲演的人,除了当时所受的感动之外,不少人从此对于中国文学发生了强烈的爱好。先生尝自谓“笔锋常带情感”,其实先生在言谈讲演之中所带的情感不知要更强烈多少倍!

有学问,有文采,有热心肠的学者,求之当世能有几人?

于是我想起了从前的一段经历,笔而记之。

海啸

一九二三年八月清华癸亥级学生六十余人在上海浦东登上“杰克逊总统号”放洋。有好多同学有亲友送行,其中有些只眼睛是红肿的,船上五个人组成的小乐队奏起了凄伤的曲调,愈发增加了黯然销魂的情趣。给我送行的只有创造社的几位,下船之后也就走了。我抚着船栏,看行人把千万纸条抛向码头,送行的人拉着纸条的另一端,好像是牵着这一万二千吨的船不肯放行的样子。等到船离开了码头,纸条断了,送行的人群渐渐模糊,我们人人脸上都露出了木然的神情。

天连水,水连天,不住的波声渊清。好多只海鸥绕着船尾飞,倦了就浮在水上。一群群的文鳐偶然飞近船舷,一闪而没。

我们一天天地看日出日落,看月升月沉。

船上除了我们清华一批人外,有三位燕京大学毕业的学生,一个是许地山(落华生),一个是谢婉莹(冰心),一个是一位“陶大姐”。许地山是福建龙溪人,生于一八九三年,出国这一年该是三十岁,比我们长几岁。他是生长在台湾的彰化,随后到大陆求学的。说来惭愧,我那时候对台湾一无所知,倒是在读英文绥夫特《一个小小建议》中的时候看到萨曼那泽的记述,据说台湾有吃活人的习惯,虽明知那是杜撰胡说,总觉得海陬荒岛是个可怖的地方。所以我看见许地山就有奇异的联想。而许先生的仪表又颇不平凡,蓬松着头发,凸出的大眼睛,一小撮山羊胡子,八字脚,未开言先格格地笑。和他接近之后,发觉他为人敦厚,富热情与想象,是极有风趣的,许多小动作特别令人发噱。他对于印度宗教,后来对于我国道教,都有深入研究。他的文学作品,如《无法投递的邮件》、《缀网劳蛛》、《空山灵雨》,无不具有特殊的格调与感人的力量。谢冰心,福建闽侯人,一九○一年生,受过良好的家庭与教会学校的教育,待人温和而有分寸,谈吐不俗。她的《超人》、《繁星》、《春水》,当时早已脍炙人口。

除了一上船就一头栽倒床上尝天旋地转晕船滋味的人以外,能在颠簸之中言笑自若的人总要想一些营生。于是爱好文学的人就自然聚集在一起,三五个人在客厅里围绕着壁炉中那堆人工制造的熊熊炉火,海阔天空地闲聊起来。不知是谁提议,要出一份壁报,张贴在客厅入口处的旁边,三天一换,内容是创作与翻译并蓄,篇幅以十张稿纸为限,密密麻麻地用小字誊录。报名定为《海啸》,刊头是我仿张海若的“手摹拓片体”涂成隶书“海啸”二字,下面剪贴“杰克逊总统号”专用信笺角上的轮船图形。出力最多的是一樵,他负起大部分抄写的责任。出了若干期之后,我们挑检了十四篇,作为一个专栏,目录如下:

海啸梁实秋。

乡愁冰心女士。

海世间落华生。

海鸟梁实秋。

别泪一樵。

梦梁实秋。

海角底孤星落华生。

惆怅冰心女士。

醍醐天女落华生。

纸船冰心女士。

女人我很爱你落华生。

约翰我对不起你C. Rossetti梁实秋译。

你说你爱Keats CHL 译。

什么是爱K. Hamsun一樵译。

在船上张贴壁报,还要寄回国内发表,是青年的创作欲还是发表欲,我也不很清楚。我只觉得在海中漂泊,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一吐为快。《海啸》一诗中最后六行是这样的:

对月出神的骚士!你想些什么?

可是眷念着锦绣河山的祖国?

若是怀想着远道相思的情侣,——明月有圆有缺,海潮有涨有落。

请在这海上的月夜,把你的诗心捧出来,投入这水晶般的通彻玲珑的无边天海!

使用“海啸”两个字的时候,至少当时的我是不求甚解的。

“海啸”用英文讲是tidal wave 或tidal bore,是由地震而引起的汹涌的大浪。与“龙吟虎啸”的“啸”迥异其趣,与“琴酒啸咏”之“啸”更大相径庭。风平浪静地在大海上航行,根本没有地震,哪里来的海啸?但是,不,就在我们抵达彼岸的那一天,九月一日,早餐桌上摆着一张电讯新闻,赫然写着日本东京大地震,并且警告海上船只注意提防海啸!东京这次地震很剧烈,死亡有十四万三千人之多,我们路过东京参观过的地方大部分夷为平地了。船驶近西雅图的时候,果然有相当强烈的风浪,像是海啸。

唐人自何处来

我二十二岁清华学校毕业,是年夏,全班数十同学搭“杰克逊总统”号由沪出发,于九月一日抵达美国西雅图。登陆后,暂息于青年会宿舍,一大部分立即乘火车东行,只有极少数的同学留下另行候车:预备到科罗拉多泉的有王国华、赵敏恒、陈肇彰、盛斯民和我几个人。赵敏恒和我被派在一间寝室里休息。寝室里有一张大床,但是光溜溜的没有被褥,我们二人就在床上闷坐,离乡背井,心里很是酸楚。时已夜晚,寒气袭人。

突然间孙清波冲入室内,大声地说:“我方才到街上走了一趟,我发现满街上全是黄发碧眼的人,没有一个黄脸的中国人了!”赵敏恒听了之后,哀从中来,哇的一声大哭,趴在床上抽噎。

孙清波回头就走。我看了赵敏恒哭的样子,也觉得有一股凄凉之感。二十几岁的人,不算是小孩子,但是初到异乡异地,那份感受是够刺激的。午夜过后,有人喊我们出发去搭火车,在车站看见黑人车侍提着煤油灯摇摇晃晃地喊着:“全都上车啊!

全都上车啊!”

车过夏安,那是怀俄明州的都会,四通八达,算是一大站。

从此换车南下便直达丹佛和科罗拉多泉了。我们在国内受到过警告,在美国火车上不可到餐车上用膳,因为价钱很贵,动辄数元,最好是沿站购买零食或下车小吃。在夏安要停留很久,我们就相偕下车,遥见小馆便去推门而入。我们选了一个桌子坐下,侍者送过菜单,我们拣价廉的菜色各自点了一份。在等饭的时候,偷眼看过去,见柜台后面坐着一位老者,黄脸黑发,像是中国人,又像是日本人。他不理我们,我们也不理他。

我们刚吃过了饭,那位老者踱过来了。他从耳朵上取下半截长的一支铅笔,在一张报纸的边上写道:“唐人自何处来?”

果然,他是中国人,而且他也看出我们是中国人。他一定是广东台山来的老华侨。显然他不会说国语,大概是也不肯说英语,所以开始和我们笔谈。

我接过了铅笔,写道:“自中国来。”

他的眼睛瞪大了,而且脸上泛起一丝笑容。他继续写道:“来此何为?”

我写道:“读书。”

这下子,他眼睛瞪得更大了,他收敛起笑容,严肃地向我们翘起了他的大拇指,然后他又踱回到柜台后面他的座位上。

我们到柜台边去付账。他摇摇头、摆摆手,好像是不肯收费,他说了一句话好像是:“统统是唐人呀!”

我们称谢之后刚要出门,他又喂喂地把我们喊住,从柜台下面拿出一把雪茄烟,送我们每人一支。

我回到车上,点燃了那支雪茄。在吞烟吐雾之中,我心里纳闷,这位老者为什么不收餐费?为什么奉送雪茄?大概他在夏安开个小餐馆,很久没看到中国人,很久没看到一群中国青年,更很久没看到来读书的中国青年人。我们的出现点燃了他的同胞之爱。事隔数十年,我不能忘记和我们做简短笔谈的那位唐人。

闻一多在珂泉

闻一多在一九二二年出国,往芝加哥美术学院学习绘画。

对于到外国去,闻一多并不怎样热心。那时候,他是以诗人和艺术家自居的,而且他崇拜的是唯美主义。他觉得美国的物质文明尽管发达,那里的生活未必能适合他的要求。对于本国的文学艺术他一向有极浓厚的兴趣。他对我说过,他根本不想到美国去,不过既有这么一个机会,走一趟也好。

一多在船上写了一封信来,他说:

我在这海上飘浮的六国饭店里笼着,物质的供奉奢华极了,但是我的精神乃在莫大的压迫之下。我初以为渡海的生涯定是很沉寂幽雅辽阔的;我在未上船以前,又时时在想着在汉口某客栈看见的一幅八仙渡海的画,又时时想着郭沫若君的这节诗——无边天海呀!

一个水银的浮沤!

上有星汉湛波,下有融晶泛流,正是有生之伦睡眠时候。

我独披着件白孔雀的羽衣,遥遥的,遥遥的,在一只象牙舟上翘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