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百年梦忆:梁实秋人生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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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青葱少年,逐梦异国清华八年(4)

临毕业前一年是最舒适的一年,搬到向往已久的大楼里面去住,别是一番滋味。这一部分的宿舍有较好的设备,床是钢丝的,屋里有暖气炉,厕所里面有淋浴,有抽水马桶。不过也有人不能适应抽水马桶,以为做这种事而不采取蹲的姿势是无法完成任务的(我知道顾德铭即是其中之一,他一清早就要急急忙忙跑到中等科去“照顾”那九间楼),可见吸收西方文化也并不简单,虽然绝大多数的人是乐于接受的。

和我同寝室的是顾毓琇、吴景超、王化成,四个少年意气扬扬共居一室,曾经合照过一张相片,坐在一条长凳上,四副近视眼镜,四件大长袍,四双大皮鞋,四条跷起来的大腿,一派生楞的模样。过了二十年,我们四个在重庆偶然聚首,又重照了一张,当时大家就意识到这样的照片一生中怕照不了几张。

当时约定再过二十年一定要再照一张,现在照第三张的时期已过,而顾毓琇定居在美国,王化成在葡萄牙任公使多年之后病殁在美国,吴景超在大陆上,四人天各一方,萍踪漂泊,再聚何年?今日我回忆四十年前的景况,恍如昨日:顾毓琇以“一樵”的笔名忙着写他的《芝兰与茉莉》,寄给文学研究会出版;我和景超每星期都要给《清华周刊》写社论和编稿。提起《清华周刊》,那也是值得回忆的事。我不知哪一个学校可以维持出版一种百八十页的周刊,历久而不停,里面有社论,有专文,有新闻,有通讯,有文艺。我们写社论常常批评校政,有一次我写了一段短评鼓吹男女同校,当然不是为私人谋,不过措辞激烈了一点,对校长之庸弱无能大肆抨击。那时的校长是曹云祥先生(好像是做过丹麦公使,娶了一位洋太太,学问道德如何则我不大清楚),大为不悦,召吴景超去谈话,表示要给我记大过一次。景超告诉他:“你要处分是可以的,请同时处分我们两个,因为我们负共同责任。”结果是官僚作风,不了了之。

我喜欢文学,清华文艺社的社员经常有作品产生,不知我们这些年轻人为什么有那样大的胆量,单凭一点点热情,就能振笔直书从事创作。这些作品经由我的安排,便大量地在周刊上发表了,每期有篇幅甚多的文艺一栏自不待言,每逢节日还有特刊、副刊之类,一时文风甚盛。这却激怒了一位同学(梅汝璈),他投来一篇文章《辟文风》,我当然给他登出来,然后再辞而辟之。我之喜欢和人辩驳问难,盖自此时始,我对于写稿和编辑刊物也都在此际得到初步练习的机会。周刊在经济方面是由学校支持的,这项支出有其教育的价值。

我以《清华周刊》编者的名义,到城里陟山门大街去访问胡适之先生。缘因是梁任公先生应《清华周刊》之请写了一个《国学必读书目》,胡先生不以为然,公开地批评了一番。于是我径去访问胡先生,请他也开一个书目。胡先生那一天病腿,躺在一张藤椅上见我,满屋里堆的是线装书。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胡先生,清癯的面孔,和蔼而严肃,他很高兴地应了我们的请求。

后来我们就把他开的书目发表在《清华周刊》上了。这个书目引出吴稚晖先生的一句名言:“线装书应该丢到茅厕坑里去!”

我必须承认,在最后两年实在没有能好好地读书,主要的原因是心神不安。我在这时候经人介绍认识了程季淑女士,她是安徽绩溪人,刚从女子师范毕业,在女师附小教书。我初次和她会晤是在宣外珠巢街女子职业学校里。那时候男女社交尚未公开,双方家庭也是相当守旧的,我和季淑来往是秘密进行的,只能在中央公园、北海等地约期会晤。我的父亲知道我有女友,不时地给我接济,对我帮助不少。我的三妹亚紫在女师大,不久和季淑成了很好的朋友。青春初恋期间谁都会神魂颠倒,睡时,醒时,行时,坐时,无时不有一个倩影盘踞在心头,无时不感觉热血在沸腾,坐卧不宁,寝馈难安,如何能沉下心读书?“一日不见,如三秋兮!”更何况要等到星期日才能进得城去谋片刻的欢会?清华的学生有异性朋友的很少,我是极少数特别幸运的一个。因为我们每星期日都风雨无阻地进城去会女友,李迪俊曾讥笑我们为“主日派”。

对于毕业出国,我一向视为畏途。在清华有读不完的书,有住不腻的环境,在国内有舍不得离开的人,那么又何必去父母之邦?所以和闻一多屡次商讨,到美国那样的汽车王国去,对于我们这样的人有无必要?会不会到了美国被汽车撞死为天下笑?一多先我一年到了美国,头一封来信劈头一句话便是:

“我尚未被汽车撞死!”随后劝我出国去开开眼界。事实上清华也还没有过毕业而拒绝出国的学生。我和季淑商量,她毫不犹豫地劝我就道,虽然我们知道那别离的滋味是很难熬的。这时候我和季淑已有成言,我答应她,三年为期,期满即行归来。

于是我准备出国。季淑绣了一幅“平湖秋月图”给我,这幅绣图至今在我身边。

出国就要治装,我不明白为什么外国人到中国来不需治中装,而中国人到外国去就要治西装。清华学生平素没有穿西装的,都是布衣布褂,我有一阵还外加布袜布鞋。毕业期近,学校发一笔治装费,每人约三五百元之数,统筹办理,由上海恒康西服庄派人来承办。不匝月而新装成,大家纷纷试新装,有人缺领巾,有人缺衬衣,有的肥肥大大如稻草人,有的窄小如猴子穿戏衣,真可说得上是“沐猴而冠”。这时节我怀想红顶花翎靴袍褂出使外国的李鸿章,他有那一份胆量不穿西装,虽然翎顶袍褂也并非是我们原来的上国衣冠。我有一点厌恶西装,但是不能不跟着大家走。在治装之余我特制了一面长约一丈的绸质大国旗——红黄蓝白黑的五色旗,这在后来派了很大的用场,在美国好多次集会(包括孙中山先生逝世时纽约中国人的追悼会)都借用了我这一面特大号的国旗。

到了毕业那一天(六月十七日),每人都穿上白纺绸长袍黑纱马褂,在校园里穿梭般走来走去,像是一群花蝴蝶。我毕业还不是毫无问题的,我和赵敏恒二人因游泳不及格几乎不得毕业,我们临时苦练,豁出去喝两口水,连爬带泳,凑和着也补考及格了,体育教员马约翰先生望着我们两个人只是摇头。

行毕业礼那天,我还是代表全班的三个登台致辞者之一,我的讲词规定是预言若干年后同学们的状况,现在我可以说,我当年的预言没有一句是应验了的!例如:谢奋程之被日军刺杀,齐学启之殉国,孔繁祁之被汽车撞死,盛斯民之疯狂以终,这些倒霉的事固然没有料到,比较体面的事如孙立人之于军事,李先闻之于农业,李方桂之于语言学,应尚能之于音乐,徐宗涑之于水泥工业,吴卓之于糖业,顾毓琇之于电机工程,施嘉炀之于土木工程,王化成、李迪俊之于外交……均有卓越之成就,而当时也并未窥见端倪。至于区区我自己,最多是小时了了,到如今一事无成,徒伤老大,更不在话下了。毕业那一天有晚会,演话剧助兴,剧本是顾一樵临时赶编的三幕剧《张约翰》。

剧中人物有女性二人,谁也不愿担任,最后由我和吴文藻承乏。

我的服装有季淑给我缝制的一条短裤和短裙,但是男人穿高跟鞋则尺寸不合无法穿着,最后向Miss Lyggate 借来一试,还略嫌松一点点。演出时我特请季淑到校参观,当晚下榻学生会办公室,事后我问她我的表演如何,她笑着说:“我不敢仰视。”事实上这不是我第一次演戏,前一年我已经演过陈大悲编的《良心》,导演人即是陈大悲先生。不过串演女角,这是生平仅有的一次。

拿了一纸文凭便离开了清华园,不知道是高兴还是哀伤。

两辆人力车,一辆拉行李,一辆坐人,在骄阳下一步一步地踏向西直门,心里只觉得空虚怅惘。此后两个月中酒食征逐,意乱情迷,紧张过度,遂患甲状腺肿,眼珠突出,双手抖颤,积年始愈。

家父给了我同文书局石印大字本的前四史,共十四函,要我在美国课余之暇随便翻翻,因为他始终担心我的国文根底太差。这十四函线装书足足占我大铁箱的一半空间,这原是吴稚晖先生认为应该丢进茅厕坑里去的东西,我带过了太平洋,又带回了太平洋,差不多是原封未动缴还给家父,实在好生惭愧。

老人家又怕在美膏火不继,又给了我一千元钱,半数买了美金硬币,半数我在上海用掉。我自己带了一具景泰蓝的香炉,一些檀香木和粉,因为我认为这是中国文化中最好的一项代表性的艺术品,我一向向往“焚香默坐”的那种境界。这一具香炉,顶上有一铜狮,形状瑰丽,闻一多甚为欣赏,后来我在科罗拉多和他分手时便举以相赠,我又带了一对景泰蓝花瓶,后来为了进哈佛大学的缘故在暑期中赶补拉丁文,就把这对花瓶卖了五十元美金充学费了。此外我还在家里搜寻了许多绣活和朝服上的“黻子”,后来都成了最受人欢迎的礼物。

一九二三年八月里,在凄风苦雨的一天早晨,我在院里走廊上和弟妹们吹了一阵胰子泡,随后就噙着泪拜别父母,起身到上海候船放洋。在上海停了一星期,住在旅馆里写了一篇纪实的短篇小说,题为《苦雨凄风》,刊在《创造周报》上。我这一班,在清华是最大的一班,入学时有九十多人,上船时淘汰剩下六十多人了。登“杰克逊总统号”的那一天,船靠在浦东,创造社的几位到码头上送我。住在嘉定的一位朋友派人送来一面旗子,上面亲自绣了“乘风破浪”四个字。其实我哪里有宗悫的志向?我愧对那位朋友的期望。

清华八年的生涯就这样的结束了。

点名

我在小学读书的时候,先生根本不点名。全班二十几个学生,先生都记得他们的名字。谁缺席,谁迟到,先生举目一看,了如指掌,只须在点名簿上做个记号,节省不少时间。

我十四岁进了清华。清华的学生每个都编列号码(我在中等科是五八一号,高等科是一四九号)。早晨七点二十分吃早点(馒头稀饭咸菜),不准缺席迟到。饭厅座位都贴上号码,有人巡视抄写空位的号码。有贪睡懒觉的,非到最后一分钟不肯起床,匆促间来不及盥洗,便迷迷糊糊蓬头散发地赶到餐厅就座,呆坐片刻,俟点名过后再回去洗脸,早饭是牺牲了。若是不幸遇到斋务主任陈筱田先生亲自点名,迟到五分钟的人就难逃法网了,因为这位陈先生记忆力过人,他不巡行点名,他隐身门后,他把迟到的人的号码一一录下。凡迟到若干次的便要在周末到“思过室”里去受罚静坐。他非记号码不可,因为姓名笔画太繁,来不及写,好几百人的号码,他居然一一记得,这一份功夫真是惊人。三十多年后我偶然在南京下关遇见他,他不假思索喊出我的号码一四九。

下午是中文讲的课程,学校不予重视,各课分数不列入成绩单,与毕业无关,学生也就不肯认真。但是点名的形式还是有的,记得有一位叶老先生,前清的一位榜眼,想来是颇有学问的,他上国文课,简直不像是上课。他夹着一个布包袱走上讲台,落坐之后打开包袱,取出眼镜戴上,打开点名簿,拿起一支铅笔(他拿铅笔的姿势和拿毛笔的姿势完全一样,挺直地握着笔管),然后慢条斯理地开始点名。出席的学生应声答“到”!缺席的也有人代他答“到”!有时候两个人同时替一个缺席的答“到”。全班哄笑。老先生茫然地问:“到底哪一位是……”全班又哄然大笑。点名的结果是全班无一缺席,事实上是缺席占三分之一左右。大约十分钟过去,老先生用他的浓重的乡音开讲古文,我听了一年,无所得。

胡适之先生在北大上课,普通课堂容不下,要利用大礼堂,可容三五百人,但是经常客满,而且门口窗上都挤满了人。点名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其中还有许多“偷听生”,甚至是来自校外的。朱湘就是远从清华赶来偷听的一个。胡先生深知有教无类的道理,来者不拒,点名作甚?“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其实点名对于教师也有好处,往往可以借此多认识几个字。

我们中国人的名字无奇不有。名从主人,他起什么样的名字自有他的权利。先生若是点名最好先看一遍名簿,其中可能真有不大寻常的字。若是当众读错了字,会造成很尴尬的局面。例如寻常的“展”,偏偏写成为“ ”,这是古文的展字,不是人人都认得的。猛然遇见这个字可能不知所措。又如“珡”就是古文的“琴”,由隶变而来,如今少写两笔就令人不免踌躇。

诸如此类的情形不少,点名的老师要早防范一下。还有些常见的字,在名字里常见,在其他处不常用,例如“茜”字,读“倩”不读“西”,报纸上字幕上常有“南茜”“露茜”出现,一般人遂跟着错下去。可是教师不许读错,读错了便要遭人耻笑了。

也有些字是俗字,在字典里找不着,那就只好请教当地人士了。

我的一位国文老师

我在十八九岁的时候,遇见一位国文先生,他给我的印象最深,使我受益也最多,我至今不能忘记他。

先生姓徐,名镜澄,我们给他取的绰号是“徐老虎”,因为他凶。他的相貌很古怪,他的脑袋的轮廓是有棱有角的,很容易成为漫画的对象。头很尖,秃秃的,亮亮的,脸形却是方方的,扁扁的,有些像《聊斋志异》绘图中的夜叉的模样。他的鼻子眼睛嘴好像是过分地集中在脸上很小的一块区域里。他戴一副墨晶眼镜,银丝小镜框,这两块黑色便成了他脸上最显着的特征。我常给他漫画,勾一个轮廓,中间点上两块椭圆形的黑块,便惟妙惟肖。他的身材高大,但是两肩总是耸得高高,鼻尖有一些红,像酒糟的,鼻孔里常年地藏着两筒清水鼻涕,不时地吸溜着,说一两句话就要用力地吸溜一声,有板有眼有节奏,也有时忘了吸溜,走了板眼,上唇上便亮晶晶地吊出两根玉箸,他就用手背一抹。他常穿的是一件灰布长袍,好像是在给谁穿孝,袍子在整洁的阶段时我没有赶得上看见,余生也晚,我看见那袍子的时候即已油渍斑斓。他经常是仰着头,迈着八字步,两眼望青天,嘴撇得瓢儿似的。我很难得看见他笑,如果笑起来,是狞笑,样子更凶。

我的学校是很特殊的。上午的课全是用英语讲授,下午的课全是国语讲授。上午的课很严,三日一问,五日一考,不用功便要被淘汰,下午的课稀松,成绩与毕业无关。所以每到下午上国文之类的课程,学生们便不踊跃,课堂上常是稀稀拉拉的不大上座,但教员用拿毛笔的姿势举着铅笔点名的时候,学生却个个都到了,因为一个学生不止答一声“到”。真到了的学生,一部分从事午睡,微发鼾声,一部分看小说如《官场现形记》、《玉梨魂》之类,一部分写“父母亲大人膝下”式的家书,一部分干脆瞪着大眼发呆,神游八表。有时候逗先生开玩笑。国文先生呢,大部分都是年高有德的,不是榜眼,就是探花,再不就是举人。他们授课也不过是奉行故事,乐得敷敷衍衍。在这种糟糕的情形之下,徐老先生之所以凶,老是绷着脸,老是开口就骂人,我想大概是由于正当防卫吧。

有一天,先生大概是多喝了两盅,摇摇摆摆地进了课堂。